78年，一篇征討檄文掀起全國激烈論戰，汪東興：哪個中央的意見

1978年5月10日凌晨兩點，北京王府井大街的夜還很涼，《光明日報》社的鉛字機卻吱呀作響。值夜的編輯王若水盯著剛剛排出的清樣，心里直犯嘀咕——這篇被稱作“特約評論員文章”的稿子，行文大膽，幾近“放炮”，可偏偏又句句引經據典，嚴絲合縫。早春以來，黨內外在為“兩個凡是”僵持，誰都知道火藥味越來越重，此時端出這樣一篇文章，是要點燃什么？

11日清晨，報紙付梓。由于頭版已被另一條外事電訊占據，這篇《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只能擠在頭版下方，再續至第二版。排版師傅小聲嘀咕：“這么重的料放這？夠膽大。”誰也沒料到，這一排，竟把全國輿論推上了浪尖。

頭一天，讀者的反應并不熱烈。畢竟《光明日報》向來被認為是學術共同體的園地，多數人只當它是哲學隨筆。然而次日一早，新華社突然全文轉發，各地黨報隨后跟進，《人民日報》罕見地在顯要位置轉載。短短二十四小時，原本局限在知識界的討論，以電訊和油墨的速度，向全國擴散。

為什么會出現這種“二次爆炸”？原來，《光明日報》的老報人楊西光心知肚明：若要把論戰推向公眾，就不能僅靠學術圈內的回聲。他悄悄給各家媒體搭線，“這是胡耀邦同志審定的，你們放心發。”一句話點燃了傳遞鏈。新華社編輯權衡再三，決定頂著風險一試；《人民日報》更是直接突破慣例。就這樣，散布在各地的印刷車間一起轟鳴，紙張攜帶著新思想的電火花。

輿論迅速升溫，也驚動了高層。12日深夜十一點，《人民日報》總編室的電話驟然響起。胡績偉接起話筒，只聽那頭傳來一連串激烈的責問：“這篇文章影響很壞，簡直是‘砍旗’！”聲音洪亮而急促，正是新聞口“老大哥”吳冷西。胡績偉一手扶電話，一手飛筆紀錄，他清楚，對面那人絕非僅代表個人情緒。掛斷電話，他立刻復印一疊記錄，“這玩意兒分分吧，讓大家看看。”

第二天清早，這通電話的謄錄件像長了翅膀，飛進了幾乎所有中央機關的文件袋。一些原本沒顧上細讀文章的人，一下子被驚動——要不是吳冷西如此“義憤填膺”，恐怕這篇評論員文章還真難在官場里掀起巨浪。許多老同志私下揶揄：“這電話可立功了，要給他算稿費。”

就在同一上午，胡耀邦的客廳里來了位老首長，推門便說：“文章把高層分歧攤在桌面，難免讓人擔心團結。”胡耀邦聽罷，扶了扶眼鏡，平靜回道：“理論問題不沖鋒，怎么開路？”一句話，把僵硬的空氣切開了縫。

氣氛的升級，真正出現在5月17日。那天，中南海勤政殿的小會議室里坐著幾位政治局成員。汪東興端起茶杯，開門見山：“這篇文章的要害，是把毛主席思想當‘枷鎖’。署名特約評論員，可是‘約’了誰？我沒看過，也沒審過，怎么就發了？哪個中央的意見？”語氣里透著難掩的質疑和怒意。

汪東興接著拋出連環問，引來了沉默。旁邊的華國鋒微微皺眉，只說一句：“理論上的事，還是要慎重。”在那個會議室里，慎重二字一落，氣氛更加凝滯。

與此同時，外面的輿論場早已風聲鶴唳。中宣部部長張平化不得不把各省教育代表團團長留下“座談”，半開玩笑半嚴肅地說：“別看《人民日報》轉載了，事還沒定。”可越是這樣“踩剎車”，越顯得局勢飄忽。電話、傳聞、小道消息交織在一起——有人嚷嚷《人民日 報》挨批了，有人謠傳作者已被“請去談話”。一時間，北大全校留意報刊動向；在工廠的黑板報前，老工人圍成一圈，“實踐”這個詞不再只是田野里的勞作，而成了衡量真偽的標尺。

5月下旬，鄧小平出面講話。此時距他重返工作僅半年多，卻已成眾多改革訴求的依靠。他指出：馬克思主義不是教條，實踐出真知是真理。幾句平實的話，分量千鈞。“話都說這么明白了，該怎么理解，還用我多說嗎？”會場里不少干部的神情松動。

在另一條戰線，《紅旗》雜志遲遲未表態，讓關心此事的人等得心焦。直到十月，借毛澤東誕辰八十五周年之機，組織上請譚震林撰文紀念。譚老將軍拿出手稿，第一句話便是：“我同意‘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編輯嚇一跳，連連說：“這話分量大。”譚震林抬頭笑了：“有啥好怕？有人要辯論，讓他來找我。”

稿子送審，桌上堆滿了《紅旗》雜志的清樣。華國鋒閱后圈了同意，李先念在旁加了句“可用”，鄧小平則揮筆寫下“應發”。汪東興審到時略皺眉，但面對眾意，也只能在末尾寫道：“照登。”至此，理論刊物的沉默被打破，全國性討論再添一把火。

這一年秋冬，省報、學報、軍報如同接力，圍繞真理標準、社會主義建設、改革開放話題展開多輪交鋒。有人痛陳“兩個凡是”束縛思想，有人堅持“不能讓旗子落地”。人民內部的爭論，表面見詞鋒，底層卻是對前途的焦灼探尋。

爭論最焦灼的二十天里，資料室的電話幾近被打爆。來自部隊、工廠、農場、大學的讀者，一邊索要原文，一邊要最新批評。郵局統計，《光明日報》增訂量在六月翻了近一倍。書報亭師傅說：“有票子都不一定訂得到。”

值得一提的是，并非所有人都在高聲喧嘩。老一輩革命家陳云在上海治病，耳聞目睹，卻很少公開發言。“不吵才怪，”他對探病者淡淡地說，“但非得把問題弄明白。”這種沉穩，給不少年輕干部吃了顆定心丸：爭論歸爭論，方向終究要在黨內統一。

時間推移到十二月的中央工作會議，氣息已大不同。經歷一年摸索，全黨上下開始認識到，如果連“實踐能不能檢驗真理”都拿不定，談何趕超世界？華國鋒走上講臺，聲音略帶沙啞：“去年提出的‘兩個凡是’，表述不夠妥當。”此話一出，會場靜得連筆尖觸紙都聽得見。接著，汪東興也向代表們說明，他對文章的批評帶有片面性。掌聲沒有轟鳴，卻也不冷場，像極了冬日清晨的陽光，沉靜中透著暖意。

從此，割裂十年的理論堅冰開始松動。教育部恢復高考才“滿周歲”，全國高校卻已人聲鼎沸；老專家、老學者再次走進講壇，他們抖落塵封的資料，帶著年輕學子談量子力學、談孟子，也談西方管理學。各行各業的“白卷”年代，就在那輛嗡鳴的鉛字機旁劃上句號。

回首那通“很壞很壞”的11點電話，人們漸漸明白：歷史有時候偏愛誤打誤撞的推手。吳冷西當夜的激烈訓斥，本意是封堵，卻成了擴音器。矛盾公開，才讓所有人意識到“真理”的天平需要新的砝碼；而當年青的、年老的、在崗的、下放的無數雙眼睛一起盯著報紙時，任何背對現實的禁令都顯得蒼白。

當然，論戰并非終局。它只是開啟了后續更深層次的政策調整、思想解放和經濟體制變革的序曲。1979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公約》落款印著新中國再次“入場”的日期，1980年春天的經濟特區調研剛剛啟動——如果沒有1978年那場驚心動魄的較量，這些邁步未必如此果決。

有人問：“當年那篇文章是不是故意挑釁？”答案或許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把“實踐”推到舞臺中央，讓僵硬的公式讓位給活生生的國情；它也讓不少仍活在舊思維里的干部意識到，時代變了，裹足不前就是落伍。正如《光明日報》印刷機旁的老工人說的：“走過那些彷徨年月，才知道腳下的路得一步步踏實。”

歲末的北京，風從西山刮來，帶著凜冽的寒氣。各大報社的燈卻常常亮到深夜，評論員、校對、排字工忙得腳不沾地。街頭巷尾談論的不再是口號，而是“怎么干”“怎么改”。爭論催生了思考，思考孕育了行動，一部新的國家敘事正在悄然書寫。

沒有人能料到，短短兩年后，十一屆三中全會將按下歷史的快進鍵；更難想象的是，改革開放的廣闊畫卷，從某個角落的一疊活字起版開始鋪陳。就連最先撥出“問罪”電話的吳冷西，也不得不感慨時代潮汐之迅猛。

從那以后，“實踐”不再是抽象名詞，它成了新中國再度出發的密碼。而這把鑰匙，正是1978年那個略顯倉促、卻字字千鈞的“特約評論員”交到人們手中的。歷史列車繼續向前，車廂里依舊充滿爭論與喧囂，但方向已不可逆地指向更廣闊的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