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方反制一天，巴總統就服軟了，長和經營權能談，但要滿足一條件

不到一天風向就發生了變化，中方迅速采取了反制措施，巴拿馬總統穆利諾隨即表示，不希望事態進一步擴大，并提出“多元化運營”的新方案。表面看來是為了緩和矛盾，實際上把談判放到桌面上來：可以談，但是要改變規則，不能再讓一家獨攬經營權。

事發地為巴拿馬運河口岸，為全球航運咽喉，牽涉到香港長和集團旗下子公司PPC，經營近三十年。巴拿馬最高法院突然宣布合同違憲，認為其過于偏向一方且程序不合法，判決不能上訴，只能申請“法律澄清”。

終止時間沒有確定，過渡期還是由長負責，不過接管計劃已經準備好，丹麥馬士基暫時接管。節奏很快，動作很兇猛，外界很關注巴拿馬會把這口“全球金庫”帶向何方。長和在當地經營多年，碼頭、航線、上下游的關系錯綜復雜，說收就收，并不是那么簡單，除了判決書以外。

中國方面的反應迅速而且多層。國企暫停與巴拿馬的新項目談判，四橋項目約14億美金；在航線端分流，提出秘魯錢凱港替代路線；口岸端加強對巴拿馬農產品的查驗。外界形容精準敲打，不打現金流的空話。法律戰也打響了，長和根據中巴投資保護協定向國際仲裁法庭提出仲裁申請，索要超過30億美元的賠償。官方調門提高，港澳辦直接點出判決荒謬，外交系統點名美國方，“打著法治旗號，做破壞國際法的事情”。

反制鋪開一天之后，穆利諾公開表示并不認為事態會有進一步的發展，并提出“多元化運營”的想法，希望吸引多家企業共同參與。一方面給長和留口子，歡迎談判但反對獨占；另一方面強調尊重司法獨立，不當面否定法院，給談判留縫。表面上看是退了一步，但是實際上是為了找到一個平衡點。快速退讓的原因很簡單，運河靠航運謀生。

中國是運河第二大用戶，通行費中有三分之一是中方船隊和貿易產生的；航線一分流，運河賬上就立刻虧損了。有預測認為如果中國全部改道，巴拿馬的日均通行費可能會少進80萬美元，從長遠來看，運河背后的服貿、金融、保險也會受到影響。最致命的是信譽：長和啟動仲裁的時候，國際資金風向就變得敏感了，有資管機構暫停了巴拿馬的新項目評估；仲裁判長和勝的話，除了賠償之外，還可能會導致資產被凍結、評級下降。巴拿馬把自己看作是全球離岸金融中心，牌子靠的是契約和可預期，一旦被蓋上“說變就變”的章，融資、發債的成本就會提高。

外部的壓力也存在。裁決之前，美國政治界有人要求降低中國對運河的影響，甚至提出收回控制權；裁決之后美國方面表示振奮。但是華盛頓方面則表示中美兩國的關系非常重要，不愿意為了第三方和中國硬碰硬。穆利諾政府不排除誤判，以為有靠山，結果發現撐腰力度不大，中方反制又快又準。

表面上看是商事糾紛，實際上則是地緣博弈。運河是全球供應鏈的命脈，掌握話語權的人就可以制定規則。巴拿馬法院把判決上升到憲法層面，力度很大；中國方面的應對既要從法律又要從經濟兩條腿并進，陣線也不短。錢凱港不是孤立的，拉美方向的通道正在加快布局，兩洋鐵路等跨境項目開拓出另一條大動脈；海上有替代，談判才有底氣。法律戰的目的就是把爭端放在契約精神之下：條約和證據都擺在那里，由專業機構按照程序來辦理。若勝訴，除了賠償之外，還發出一個信號：海外中企不再逆來順受，權利一條條主張；相比之下，誰在用司法工具化，誰在維護穩定預期，旁觀者自有公斷。

穆利諾提出的多元化運營并不容易實現。港口非常依賴協同，從泊位分配、堆場調度、關務、鐵路接駁等各個環節，只要有一環出現錯誤，就會降低效率。多家共營的邊界怎么劃分，投資怎么分配，利潤怎么計算，現實中的問題一個接一個地出現。需要關注的是“多元化”背后的控制權問題：馬士基被點名暫時接管，貝萊克被披露曾經試圖收購長和資產。

資本會算賬，話語權就是現金流，誰主導，誰就可以決定價格調整、折扣大小以及優先順序。若長和重新回到談判桌上，核心就是守住主導權不能被稀釋到有名無實；港口是生產組織而不是擺拍聯合運營，權責要分得清、兜底要明確；監管也要坦誠，不能今天尊重司法明天再來一次“不可上訴”的翻盤，否則怎么談得上穩定預期。

這場拉扯還沒有告一段落。穆利諾的“服軟”更像是戰術后退以爭取時間。接下來有幾種路徑：如果能夠實質上糾偏，撤銷問題裁決或者提出一個明確的賠償機制，那么局面就可以降溫；如果一直不動，反制就會加碼，暫停雙邊自貿協定談判、減少對基建的融資、航線繼續外溢都很容易做到。之后就是看誰有耐心，誰能夠承擔得起經濟賬和政治賬。

規則要心存敬畏。三十年的合同說翻就翻，受損的不只是一個企業。每次“違憲裁決”戲劇性地上演時，都會讓投資者的安全感下降；你不守約，別人就會用腳投票，用船舶航跡和資金流向來做出最直接的回應。海外經營不能只靠項目，還需要建立一套體系來加以保護，市場分流是杠桿，仲裁是抓手，輿論是戰場，三管齊下，節奏要跟上。

這次看到了另一面：遇到危險不是一味地忍，中國企業會主動出擊，在規則的鏡頭之下把對方置于世界面前，讓世人看到是誰破壞了秩序。巴拿馬有自己的難處，運河水位、財政壓力、選舉政治以及外部大國的牽扯錯綜復雜，但是再難也不能動契約，這是底線。只有守住了這條線，才能談得上全球樞紐的信譽以及長久的發展。

不排除此事發展成為中美在拉美地區的一個新節點。運河是象征也是實際的利益，背后有著巨大的物流、金融的利益。但是棋下到極致成本太高，所以比較實際的途徑是在規則框架內比較實力、比較效率、比較穩定的收益。法庭不應該成為政治的舞臺，司法不能當作工具使用。接下來再看兩點：巴拿馬是否給出了明確的法律修正路徑，不能用“法律澄清”糊弄過去；還有談判桌上實際怎么安排，權益分配和保障條款能不能寫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