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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經過幾十年的不懈努力,我國法治建設已經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并積累了具有推廣價值的實踐經驗。“十五五”期間,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建設將達到更高水平。如何將這些成果轉化為具有學術內涵、理論深度和國際影響力的法治敘事,成為當前法學研究的重要使命。用學術話語講好中國法治故事,不僅關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的話語構建,更關系到國家軟實力的提升和法治文明新形態的國際傳播。
揭示法治現象:在實證基礎上
呈現中國法治的實踐圖景
任何有價值的理論構建都必須立足于對現實的真切把握。推進全面依法治國進程中的一系列新方略、新舉措,如加強憲法法律實施和監督、強化法治政府建設、深化司法體制改革、全方位構建法治化營商環境等,構成了中國法治故事最直接的敘事題材。學術研究的第一步,正是要以科學方法對這些現象進行精準聚焦、客觀描述和系統梳理。
揭示法治現象,要求研究者與日常鮮活的法治實踐保持密切互動,通過一系列實證方法,對中國法治運行現狀進行“深描”。例如,通過對《民法典》實施后各級法院裁判文書的分析,可以揭示法律適用中的新問題與新趨勢;通過對法規備案審查一系列案例的研究,能夠揭示我國憲法實施及監督制度的成效與挑戰。這種基于實證的現象揭示,能夠避免空泛的宣傳口號或片面的個人感受,使中國法治故事建立在扎實的事實基礎之上。
需要注意的是,現象揭示并不等同于簡單的政策解讀或成果宣傳,而應秉持客觀科學的態度,既充分肯定法治建設的進步,也不回避存在的矛盾與困難。例如,在揭示“基本解決執行難”成效的同時,也需客觀分析執行工作中尚未徹底破解的體制機制障礙;在展現司法公開取得歷史性進展的同時,也需關注公開過程中如何平衡公眾知情權與個人隱私保護等新挑戰。唯其如此,中國法治故事才能令人信服,才能經得起實踐的檢驗和歷史的考驗。
此外,對法治現象的揭示應當注重全面性和系統性。既要關注立法、執法、司法、守法等法治運行的主要環節,也要考察法治教育、法治文化、法治隊伍等支撐體系;既要研究經濟發達地區的法治創新,也要關注欠發達地區的法治實踐;既要分析常態化治理下的法治運行,也要考察應急狀態下的法治應對。這種全方位的觀察視角,能夠幫助我們構建更加立體、多元、豐富的中國法治圖景。
分析法治機理:在理論深度上
闡釋中國法治的運行邏輯
現象揭示是“知其然”,機理分析則是“知其所以然”。中國法治不是一個簡單移植外部制度的過程,而是深深植根于中國社會土壤、適應中國國情特點、回應中國民眾需求的復雜系統工程。其背后蘊含著一系列獨特的運行邏輯和作用機理,需要法學研究予以深刻闡釋。
分析中國法治的機理,首先,要關注制度設計背后的現實考量。例如,為什么我國強調“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相結合”?這既反映了對法治功能有限性的理性洞察,也是對法律和道德相互支撐、法治和德治功能互補的深刻把握。為什么中國要構建“多元共治”的社會治理格局?這反映了對治理主體多元化、治理方式合作化的時代趨勢的回應。為什么中國探索“巡回法庭”“互聯網法院”等新型司法機構?這體現了對司法便民、提升效率、適應科技發展的不懈追求。對這些問題的理論闡釋,能夠揭示中國法治創新的內在合理性。
其次,要關注法治實踐過程中的互動機制。中國法治是在各種力量的相互作用中不斷演進的。例如,立法過程中如何平衡不同群體的利益訴求?行政執法中如何實現嚴格規范與包容審慎的統一?司法改革中如何協調頂層設計與地方創新?對這些互動機制的分析,有助于展現中國法治的動態性和復雜性,避免表面化、簡單化的理解。
最后,要關注法治效果背后的因果機制。為什么某些法治措施能夠取得預期效果而有些則不甚理想?哪些因素促進了法治進步而哪些因素構成了制約?例如,通過比較分析不同地區法治政府建設的成效差異,可以揭示領導重視程度、制度完善水平、干部法治素養、社會參與程度等變量之間的因果關系,從而為法治發展提供科學指引。
對中國法治機理的學術分析,應當避免套用西方理論框架來剪裁中國現實,而應致力于從中國實踐出發提煉可對話的本土概念、構建可傳播的本土理論,形成具有中國特色的法治話語體系。當然,這種理論創新是在充分吸收人類法治文明成果基礎上的自主創造。同時,機理分析需要運用多學科視角,融合法學、政治學、社會學、經濟學等不同學科的理論工具,形成對中國法治運行邏輯更加全面、深入的理解。
總結法治規律:在多元視角中
把握中國法治的發展趨勢
法治建設有其內在規律性。總結中國法治發展的基本規律,是講好中國法治故事的點睛之筆。只有上升到規律性認識,中國法治故事才能具有普遍啟示意義,才能為人類法治文明發展提供中國智慧。
總結中國法治規律,首先要具有歷史視野。中國法治建設不是從零開始,而是在數千年制度傳統、百余年法治近代化探索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法治建設經驗的基礎上發展而來的。例如,現行憲法是在總結新中國成立以來制憲行憲正反兩方面經驗的基礎上制定的。脫離這一歷史背景,我們很難全面理解現行憲法,也難以正確實施憲法。從歷史視野出發,也更能理解我國法治進程的漸進式特征,從而為未來法治戰略的選擇提供更為務實從容的導向。
其次要具有比較視角。通過跨國比較研究,可以發現中國法治發展中的共性與個性。例如,一方面,很多國家的法治現代化都經歷了從形式法治到實質法治的演進過程,這是法治發展的普遍規律。我國從“法制”到“法治”的觀念躍遷,正是這一規律的反映。另一方面,強調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有機統一,則是中國法治的獨特規律。我們既要充分尊重各國法治發展的共性,也要強調我國法治道路的個性,在求同存異中推動和實現法治文明互鑒。
最后要具有未來導向。總結規律不僅是為了解釋過去,更是為了預測趨勢、指引未來。例如,從中國法治發展歷程中可以總結出“改革與法治雙輪驅動”的規律——改革為法治提供動力,法治為改革提供保障;可以總結出“試點—評估—推廣”的法治創新路徑;可以總結出“法治建設與經濟社會發展相適應”的協調規律。這些規律性認識對于把握中國法治的未來發展方向具有重要指導意義。
總結中國法治規律,要避免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兩種傾向。既不能把某些具體做法絕對化為永恒規律,也不能滿足于零散經驗而缺乏理論提升。應當在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的循環中不斷深化對法治規律的理解,使中國法治故事既有實踐厚度又有理論高度。
總之,用學術話語講好中國法治故事,是一項嚴肅的學術使命,也是一種重要的文化傳播。它要求法學研究者堅持求真務實的科學精神,深入法治實踐第一線,準確把握中國法治的現象、機理和規律;要求我們構建具有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法治話語體系,使中國法治故事不僅能夠在國內凝聚共識,而且能夠在國際上獲得理解和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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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林彥,華東師范大學法學院院長、教授。內容來自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本文章僅限學習交流使用,版權歸原作者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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