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國緣何從“亞洲虎”到“亞洲病夫”

文：李濤

上世紀90年代，湄南河畔的曼谷曾是亞洲最具活力的城市之一。彼時的泰國，以年均兩位數的經濟增速被譽為“亞洲四小龍”之外的又一“亞洲虎”，1988年更是創下13%的驚人增幅，讓世界見證了這個東南亞國家的發展奇跡。

然而三十年后，這幅繁榮圖景早已褪色。2025年，泰國經濟增速預計僅1.6%，位居東南亞主要經濟體末位。開泰銀行首席經濟學家布林·阿杜瓦塔納的評價一針見血：“短短十年間，泰國就從被譽為‘特氟龍泰國’變成了‘亞洲病夫’，這令人十分擔憂。”

從意氣風發的“亞洲虎”到步履蹣跚的“病夫”，泰國究竟經歷了怎樣的沉淪？

三大產業的集體失速與現實困境

泰國經濟的衰退，并非單一產業的偶然下滑，而是消費、制造業、旅游業三大核心支柱的同步崩塌。這種全方位的疲軟，讓經濟失去了增長韌性，陷入“無引擎”的停滯狀態。

（一）消費萎縮高債務與低信心下的“全民節流”

作為經濟增長的核心支柱，泰國內需近年來持續低迷，2025年甚至出現負通脹，成為需求疲軟的直接信號。這背后，是壓在民眾身上的兩座大山：高企的家庭債務與停滯不前的薪資。

泰國家庭債務占GDP的比重已接近90%，位居亞洲前列，意味著普通家庭早已“債臺高筑”。多年來，泰國薪資水平幾乎原地踏步，而物價卻持續上漲，民眾可支配收入不斷縮水。

更致命的是，消費信心的崩塌形成了惡性循環：企業因需求不足縮減生產、裁員降薪，而失業與收入不確定性又讓民眾進一步收緊開支，導致消費市場持續萎縮。銀行也因擔憂違約風險減少放貸，讓本就缺乏資金支持的中小企業雪上加霜，房地產市場更是遭遇三十年來最嚴重的衰退，進一步拖累了整體經濟活力。

（二）制造業衰退：被搶走的“東南亞工廠”

曾經，泰國是東南亞的制造業中心，汽車、電子等產業的出口一度撐起了經濟半壁江山。但如今，這片“制造熱土”正逐漸失去吸引力：日產、本田、鈴木等車企紛紛關閉泰國工廠或縮減產量，電子代工廠也將產能轉移至越南、馬來西亞等國，泰國工業聯合會主席克里恩克萊·蒂恩努庫爾直言：“我們的制造業正在失去競爭力，新政府必須認真努力將舊產業轉型為新產業”。

制造業的衰退，本質上是“成本優勢喪失+技術升級滯后”的雙重打擊。隨著泰國勞動力成本上升，其曾經依賴的低成本制造模式，在越南等新興市場的競爭下不堪一擊。越南的最低工資僅為泰國的三分之二，且人口結構更年輕，吸引了大量勞動密集型產業轉移。

更嚴重的是，泰國制造業長期停留在低端代工環節，缺乏核心技術與自主品牌，當全球產業鏈向高附加值轉型時，泰國未能及時跟上步伐。在新能源汽車、高端電子等新興領域，泰國不僅落后于中國、韓國等制造業強國，甚至被越南等鄰國搶占了先機。此外，美國對泰國出口產品加征19%的關稅，疊加泰銖升值導致的成本上升，進一步壓縮了企業利潤空間，不少工廠只能選擇搬遷或關閉。

政治不穩定與政策搖擺，更是讓制造業雪上加霜。泰國在短短幾年內更換了三位總理，保皇派軍方勢力與改革派政黨的持續僵局，導致長期產業規劃難以落地。外國投資者擔心政策連續性，紛紛減少在泰投資，而本土企業也因信心不足不敢擴大生產或投入研發，形成了“投資萎縮—技術落后—競爭力下降”的死循環。

（三）旅游業遇冷：“微笑國度”的吸引力褪色

旅游業在泰國GDP中的占比長期超過10%，巔峰時期的2019年，全年接待外國游客達4000萬人次，為經濟注入源源不斷的活力。但如今，這個支柱產業正面臨前所未有的寒冬：2025年泰國接待外國游客3290萬人次，同比下降7%，仍未恢復至疫情前水平，旅游業收入也同步下滑。

游客的“退潮”，源于多重因素的疊加。首先是安全信任危機：2025年初，一名中國男演員在泰緬邊境失聯被綁架的消息，讓“泰國旅游安全嗎”的話題在社交平臺刷屏，作為泰國最大客源國之一的中國游客數量大幅下降，甚至被馬來西亞超越，退居第二位。

其次是競爭力下降與成本上升。泰銖升值導致赴泰旅游成本增加，住宿、餐飲、交通價格普遍上漲，而泰國旅游產品多年來缺乏創新，仍以海島、寺廟等傳統項目為主，難以滿足游客日益多元化的需求。與此同時，越南、新加坡等鄰國正積極拓展旅游市場，推出更多新穎產品，逐步搶占泰國的游客份額。

地緣政治與全球經濟環境也帶來了沖擊。全球經濟增長放緩讓游客出行意愿下降，主要客源國更注重發展本國旅游，加上國際局勢緊張導致空域受限，進一步影響了泰國的旅游復蘇。曼谷的酒店入住率持續低迷，曾經熙熙攘攘的景區如今門可羅雀，零售業、餐飲業因游客減少陷入困境，形成了連鎖反應式的蕭條。

結構性矛盾與政策失當的雙重絞殺

三大支柱的集體崩塌，只是泰國經濟衰退的表象。深層來看，這場沉淪是人口結構惡化、政策短視、社會階層固化等多重結構性矛盾長期積累的必然結果，而頻繁的政治動蕩則讓這些問題雪上加霜，難以得到根本解決。

（一）人口危機：老齡化與少子化的“無聲絞殺”

泰國正面臨著嚴峻的人口危機，這一問題被經濟學家視為“最難以逆轉的結構性挑戰”。數據顯示，泰國人口已連續四年下降，2025年出生率將降至75年來的最低點，而60歲以上老年人口占比持續上升，人口快速老齡化與萎縮的趨勢日益明顯。

人口結構的惡化，直接沖擊了經濟的根基。對于制造業而言，少子化導致勞動力供給持續減少，不僅推高了用工成本，還造成了“用工荒”，讓本就面臨競爭壓力的工廠雪上加霜。對于消費市場而言，老齡化意味著消費需求的收縮——老年人更傾向于儲蓄而非消費，而少子化則導致未來消費群體的持續萎縮，讓內需市場失去增長潛力。

更嚴重的是，人口危機加劇了財政負擔。隨著老年人口增加，養老金、醫療支出等社會保障成本大幅上升，而勞動力人口減少導致稅收增長乏力，進一步擠壓了政府用于產業升級、基礎設施建設的財政空間。這種“勞動力減少—稅收不足—財政緊張—無力改革”的循環，讓泰國陷入了難以掙脫的困境。

（二）政策短視：“治標不治本”的短期刺激陷阱

長期以來，泰國政客熱衷于推出“現金補貼”“半價消費”“首車計劃”等短期刺激措施，這些政策雖能在短期內拉動需求、贏得選票，卻缺乏長期規劃，難以轉化為經濟增長的內生動力。

這種“重短期、輕長遠”的政策傾向，讓泰國付出了沉重代價。財政赤字占GDP的比例已連續多年超過5%，成為難以扭轉的“新常態”；稅收增長遠不及支出擴張速度，利息支出占財政總收入的比例已達11%，逼近12%的信用評級警戒線，國際信用評級機構已多次下調泰國的信用展望。更嚴重的是，短期刺激政策未能促進社會階層流動，泰國民眾實現收入跨越的可能性幾乎處于全球最低水平，進一步固化了貧富差距，讓經濟失去了創新活力。

（三）政治動蕩：難以落地的長期改革

自2006年軍事政變以來，泰國政治局勢持續動蕩，保皇派軍方勢力與贏得選舉的改革派政黨陷入長期僵局，導致政府更迭頻繁，短短幾年內就更換了三位總理。這種持續的政治不穩定，讓泰國難以制定和執行長期的經濟改革計劃，成為制約經濟發展的關鍵障礙。

泰國總理阿努廷

對于企業而言，政治動蕩意味著政策的不確定性。外國投資者擔心新政府上臺后改變現有政策，紛紛推遲或取消在泰投資計劃；本土企業也因信心不足，不敢投入巨資進行技術研發和產能擴張，導致制造業升級停滯不前。泰國旅游營銷協會主席基蒂·蓬西瓦基特坦言，政治動蕩對旅游項目和預算造成了嚴重沖擊，“如果政府的信譽和穩定性能夠得到提升，我們就能重回巔峰時期”。

更嚴重的是，政治內耗讓泰國錯失了產業轉型的關鍵窗口期。當越南、馬來西亞等鄰國在積極吸引外資、推動制造業升級時，泰國卻陷入了“改革議而不決、政策反復搖擺”的困境，原本的競爭優勢逐漸喪失，最終被鄰國超越。

從“亞洲虎”到“亞洲病夫”，泰國經濟的沉淪令人唏噓。這場衰退并非偶然，而要破解這一困局，需要的不僅是政策的調整，更是深層次的結構性改革與政治共識。

泰國并非沒有優勢——它擁有優美的自然環境、完善的基礎設施、一定的制造業基礎和高素質的勞動力。但這些優勢能否轉化為經濟增長的動力，關鍵在于能否擺脫短期利益的誘惑，正視深層矛盾，推行長期、可持續的改革。

正如開泰銀行的布林·阿杜瓦塔納所言，泰國經濟“尚未進入重癥監護室”，但如果不及時解決結構性挑戰，情況將會變得更糟。對于這個曾經創造過經濟奇跡的國家而言，現在正是最關鍵的時刻：是繼續沉淪，還是痛定思痛、銳意改革，重拾“亞洲虎”的昔日榮光？答案，掌握在泰國自己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