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開國上將主動辭職，毛澤東不解，找來聶榮臻：你去看一下吧

1958年4月下旬的一個傍晚，警衛員抱著一疊文件沖進中南海勤政殿，其中一封薄薄的信封被紅色“機密”條封包裹。毛澤東放下鋼筆，抽出信紙，落款處寫著“朱良才”三個字。一抬眼，他皺了皺眉——這位北京軍區的政委才58歲，怎會忽然提出辭職？

毛澤東隨即撥通軍委作戰室電話，指名要見聶榮臻。“榮臻，你抽空去趟北京軍區，弄清情況。”短短一句囑托，透著少見的疑惑。聶榮臻答應下來，心里卻一跳：老部下素以執行力強聞名，如今緣何退意如山？

夜色已深，聶榮臻乘吉普車駛向玉泉山。車燈在柏油路上投出一束亮光，仿佛把時間又拉回三十年前。那時，剛過而立之年的朱良才在湘南農會帶著一群赤腳農人翻山越嶺，跟著毛澤東挑燈夜戰寫標語。1925年的汝城師范教室里，他還是板書娟秀的年輕先生，一腔熱血全撲在孩子們身上。可國難當頭，教科書抵擋不了軍閥的槍口，他毅然辭去教席，轉而挑起梭鏢。

1927年“四一二”血雨腥風，朱良才被捕。鐵鏈冰涼，他卻在獄中硬是背完了《共產黨宣言》章節。10月獲救后，他立刻遞交入黨申請，“形勢再糟，也絕不退”。接著就是井岡山。朱德看中他的筆桿子，說他寫得一手好文章，讓他留在軍部當秘書。別小看秘書兩字，那幾年正是紅軍最艱難、最需要統一思想的階段。

有一次部隊情緒浮動，很多戰士嚷著要“下山打大仗”。毛澤東若有所覺，摸黑找來朱良才：“部隊里到底咋想，給個準話。”朱良才如實回報。第二天清晨，毛澤東在山巔一席講話，將游擊戰的利弊掰開揉碎講透，士氣瞬間穩住。散會后，毛澤東拍拍朱良才肩膀：“你這如實匯報的勁，管用！”

時間推到1938年。抗戰正酣，朱良才從中央黨校學成出關，轉戰晉察冀。宣傳科里，“狼牙山五壯士”事跡經他一支筆傳遍山陜冀邊。聶榮臻常掛在嘴邊的話是：“良才辦事，放心。”1946年干部學校初創時，校舍連黑板都沒有，他一聲吆喝，十來天就湊齊桌椅書本，硬是在土操場上開出第一堂課。

1950年，中央號召部隊參加生產建設。時任華北軍區政治部主任的朱良才拍板：哪個師最熟水利就去修水庫，哪個團有鐵匠就建兵工廠，哪個連會務農就開荒種田。短短幾個月，華北軍區自給率大幅提升。毛澤東在常委會上點名夸獎：“朱良才，聞風而動，比誰都麻利。”

1955年授銜儀式，朱良才胸前的上將軍銜金光閃閃。可風光背后，積勞成疾悄悄逼近。他常年熬夜查閱文件，胃病、心臟病輪番登場。到了1958年春，偏頭痛如影隨形，止痛片隨身不離。身邊警衛勸他休假，他擺手：“前沿部隊比我更辛苦，哪有心思休息。”

可身體說不行了，那就真的不行。一次會議上，他批示到一半眼前發黑，不得不停筆。回到家里，他反復思量：硬撐只會拖工作后腿，不如主動交棒。于是那封辭職信才有了下文。

幾天后，聶榮臻推門而入，見朱良才面色蠟黃，披著灰呢大衣坐在沙發上，手腕上的青筋因為陣痛微微鼓起。“良才，中央擔心你，是不是太累了？”聶榮臻沒提辭職，先問病情。朱良才苦笑：“累是小事，誤了事是大事。京畿重地，不能等我每天掐點兒吃藥。”

聶榮臻搬出毛澤東的原話：“先休養，位置給你留著。”朱良才搖頭：“長江后浪推前浪，別老守著我這把舊骨頭。”兩人沉默許久。聶榮臻終究嘆息：這不是推脫，而是自知之明。

五月底，毛澤東再次翻看那封辭呈，仍覺惋惜。可面前的醫療報告列著一串刺眼指標：高血壓、心絞痛、神經衰弱。批示終于落筆：“同意，休養為要。”隨即又加一句：“待遇不變。”

政委的公文包交接那天，北京軍區禮堂里沒有儀式，只有一聲“多保重”。楊勇司令員送他到車前，還笑著打趣：“老政委，等身體好了，隨時回來。”朱良才握著老友的手，只留下一句“革命自有后來人”。

離開崗位后，他搬到西山腳下休養。庭院不大，卻特意辟出一片地種藥材，皆是當年在井岡山學過的草藥。偶爾有年輕干部登門求教，他總隨手遞上厚厚一沓筆記：“這些經驗，不值錢，卻省彎路。”

1969年初夏，組織再次征求他意見，是否回京協助編寫軍史。他沉吟片刻，說道：“文件可以寄來，人在后方，心在前線。”于是，一份份資料寄到西山，他用放大鏡一頁頁校對，直到深夜。

晚年的朱良才不談辭職得失，更愛提1937年的那次生死逃亡。朋友來訪，他常指著墻上一張老照片開玩笑：“要不是那回從甘肅竄出來，就沒有后來的上將，更不會有1958年那一紙辭呈。”照片里，是他與妻子李開芬在延安窯洞前的合影，二人袖口磨得泛白，卻眉眼帶笑。

1974年，朱良才在北京病逝，終年七十四歲。追悼會上，人們發現他留下的遺物里，仍是那本當年向毛澤東借來的《本草綱目》殘本，封皮早已卷邊，但扉頁上四個小字清晰——“備急存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