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在德國有一筆巨額存款，1958年那邊發來請示：此款如何處理？

1958年二月初，北京晨光微冷，一封自波恩拍來的電報遞到中南海。電文只有一行要緊話：朱德副主席存放在我館之九萬五千余馬克，請示如何處置。對于那時還在“過緊日子”的新中國來說，這筆折合人民幣數十萬元的外匯堪稱巨額。

工作人員難免好奇——一位終生不與金錢親近的老帥，緣何在遠在歐洲的德國留下如此一大筆稿費？要解開謎團，得把時間撥回到二十二年前。

1936年冬，陜北高原寒風凜冽。美國記者史沫特萊在西安遇見周恩來后，決心親赴延安一探究竟。一路磕磕絆絆，她以“戰地護士”名義抵達寶塔山下。毛澤東與朱德輪流接見這位性格倔強的女記者，談話持續到凌晨，窯洞的煤油燈一直明亮。后來她回憶說：“那一夜，我決定把余生寫給他們。”這句話后來印在她的筆記本封頁。

史沫特萊對朱德的興趣最為濃厚。青年朱德在德國留學，既會德語，又熟悉歐洲社會，這讓她采訪時幾乎無須翻譯。借著親切的交談，她聽到了龍巖少年遠赴滇黔的舊事，也聽到了南昌起義后輾轉千里的傳奇。于是，她萌生寫一部《朱德傳》的念頭。朱德笑著答應：“只要對中國革命有好處，你寫吧。”

抗戰爆發后，她隨八路軍輾轉華北前線，既當記者也當醫護志愿者。1940年因胃病惡化赴香港、再轉美國治療。恢復期間，她伏案撰寫《中國的戰歌》《偉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與時代》。版權費與稿酬先由美國出版社結算，后因二戰爆發、金融管制及她本人被莫須有的“通共”指控而無法直接匯往中國，輾轉存入當時的西德銀行賬戶。

1950年5月6日，史沫特萊病逝倫敦。彌留之際，她留下一紙手寫遺囑：“全部著作收入，歸朱德同志及中國人民所有。”西方友人代她完成手續，將稿費移交中國駐德使館保管。這便是電報中那筆九萬五千零八點三馬克的來歷。

回到1958年。有人提議，把錢折成人民幣交給朱老總，正好補貼家用。旁人心里清楚，他家并不寬裕：十幾個親友孩子在他膝下長大，單靠一份一級工資，月余四百多元，捉襟見肘。但熟悉朱德的人都明白，他向來把個人生活壓到最低線。

朱德看過來電后，沉默片刻，提筆寫下十三個字：“購世界最新自然冶金及化學書刊，速寄。”沒有一句客套。他把電報遞給秘書，自顧泡茶。后來大使館遵囑行動，用全文稿費掃蕩了當時西歐最前沿的科技出版物，打包運回北京。清華、北大、科大物理所紛紛分到嶄新的外文原版書，許多年輕科研人員第一次見到1950年代西方最前沿的固體物理、金屬疲勞、合成材料專著。

有意思的是，那批圖書在院校流轉多年，封皮上的“德政保管”印章至今仍在。有位冶金專家曾說，自己攻讀強韌鋼課題時翻爛了幾本書，“要沒那批資料，我們的項目至少要晚點火好幾年。”這話在學術年會上提起，臺下掌聲不絕。

朱德之所以如此決斷，跟他一貫的金錢觀分不開。早年在云南當旅長時，他薪金優渥，卻大半用來周濟苦力、購書辦學；上井岡后，分到繳獲的銀元，他常常原封不動交回公用。建國后亦然。秘書曾勸他添置時髦洋裝，他搖頭：“布衣暖，菜根香。”

1976年6月，年屆九十的朱德因感冒引發肺炎住進北京醫院。病重之際，他把家人叫到床前：“我還有近兩萬塊積蓄，算我最后一次交黨費。”一句話輕描淡寫，卻把在場眾人說得熱淚盈眶。7月6日清晨，心臟停止跳動。這位自稱“土八路”的老人留下的，除了那筆交公的存款，只剩滿柜布滿批注的馬恩列斯和他年輕時寫給康克清的家書。

試想一下，若是1958年那筆德意志馬克回到朱家賬本，他的生活或許寬裕許多；可他選擇讓知識先富，讓國家先強。史沫特萊當年“全部歸朱德將軍”的遺囑，兜兜轉轉，最終成了中國科技書架上的一排排外文精裝。兩位跨越國界的朋友，以這樣樸素卻響亮的方式完成了交接。

歲月已遠，紙墨猶新。圖書館的藏書章與八寶山的墓碑靜靜對視，仿佛在替人們回答那個電報里的疑問：這筆錢，已經用在人們最需要的地方，答案無需再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