給紅軍造成巨大損失的李德，娶了女紅軍戰士當老婆，結果怎么樣？

1949年早春，柏林西郊的翻譯室燈火微弱。窗外積雪未化，屋內的李德——中文資料寫作“李德”，德文護照上卻是“奧托·布勞恩”——正在謄抄一份中文電報稿。字跡端正，卻顯出幾分遲疑。此刻，他距離自己在江西瑞金的指揮席已過去整整十五年，距離與女紅軍戰士蕭月華的婚姻，也走過了起承轉合。若要厘清這位德國顧問的命運與評價，視線還得拉回到1932年的上海。

1932年3月，34歲的李德帶著伏龍芝軍事學院的畢業證書抵達上海。情報站暗語繁復，他卻憑一口生硬的俄語加德語，在法租界咖啡館與博古交談甚歡。年輕的博古仰賴這位留著短須的外國人提供“正規戰”理念，兩人一拍即合。對李德而言，自己總算從莫斯科理論課堂走進真實革命前線；對博古來說，李德仿佛是一把可以對抗蔣介石重炮的新武器。

翌年9月，他踏進中央蘇區。按規定，顧問僅能建言，不能點兵派將。然而博古一句“李德懂現代戰爭”，便將指揮棒遞到他手上。毛澤東此時雖仍在前線奔忙，卻被排擠出決策核心。第五次反“圍剿”便以此拉開序幕。

陣地戰的號角吹響。紅軍沿壕溝修碉堡，企圖與裝備齊整的國民黨正面硬碰。缺炮彈、缺重機槍，乃至部分連隊連步槍都要靠戰場“撿漏”。戰報一次次送來，數字冰冷：1934年夏，中央紅軍傷亡突破六萬，蘇區丟失過半。“敵人沒有被誘進來，反倒逼得我們寸土必爭。”會議室里，彭德懷摔杯而起。毛澤東五次前去勸阻，均被李德以“前線執行不力”回絕。

時間來到1935年1月15日夜，遵義城雨霧低垂。周恩來提議撤銷李德的指揮權，語速平靜卻不容置疑。“基于一系列錯誤決策，軍事權應收回。”十四個字，成為李德在中國戰史上最關鍵的轉折。會后，他不再指揮部隊，僅以顧問之名隨隊行進，成為唯一完整走完長征的外國人。

有意思的是，失去權力的他并未悶頭怨艾。翻越夾金山途中，他對身旁警衛員感慨：“毛同志的機動戰法極好，值得我們在歐洲細細研究。”隨后抵達陜北，他被安排在抗大授課，講授步炮協同、摩托化序進，課堂寒酸卻座無虛席。陳士榘后來回憶：“指揮不成，但做教官尚可。”

私人生活同樣在此階段起伏。中共中央出于照料考慮，將曾任交通員、跟隨長征的蕭月華介紹給李德。1936年，兩人在保安解放劇社的小禮堂低調登記。蕭月華23歲，堅毅爽朗；李德36歲，自信又帶幾分大男子主義。婚姻初期尚算平穩，隨著行軍緊張，矛盾漸起：飲食習慣不同、語言不通、脾氣對沖。一次爭吵后，蕭月華在日記中寫道：“他命令的口氣像在課堂上。”兩人逐漸貌合神離。

1936年9月，紅軍繼續北上途中爆發“李特阻攔”風波。張國燾派參謀長李特持槍攔截中央縱隊。僵持時，李德上前一把抱住李特腕部。對方怒喝：“你這個德國人懂什么？”李德吐出一句夾雜口音的中文：“我只聽中央。”簡單十個字，卻讓危機暫緩。事后彭德懷認可他的立場，“關鍵時刻站對隊伍”。

抗大畢業后，蕭月華回延安，驚聞李德與文藝工作者李麗蓮來往密切。她當場質問，對方沉默不語。1940年，延安民政廳批復兩人離婚，唯一的孩子歸母親撫養。此后，蕭月華隨部隊南下，1955年被授大校軍銜，始終未再婚。遺憾的是，李德在回憶錄中絕口不提這段婚姻，只字未表。

1939年8月，中央決定送周恩來赴蘇治傷，同機還有李德返蘇述職。飛機起飛前，李麗蓮追到延安機場。“帶我走吧！”她眼含淚，卻難敵護照與手續的冷冰冰現實。螺旋槳旋起塵煙，兩人自此天各一方。李麗蓮后在魯藝、婦聯工作，1965年病逝，留下幾封未寄出的德文書信。

李德抵達莫斯科后，投入衛國戰爭，編入近衛第62軍翻譯班。斯大林格勒嚴寒凜冽，他的主要任務卻是審譯繳獲文件，遠離前線。1945年德國戰敗，他輾轉回到蘇占區，1949年定居東柏林，領到一間公寓與一份“德中文史資料翻譯員”的工號牌。生活單調，他卻樂在其中，每晚仍堅持研讀《論持久戰》。1973年，回憶錄《在中國的日子》出版，德文初版印量三千冊。書中對毛澤東多有贊譽，卻對第五次反“圍剿”失利僅以“條件所限”輕輕帶過。

而在北京，陳士榘讀完德文譯稿后給友人寫信：“他或許永遠搞不清中國農村包圍城市的含義，但他對坦克與炮兵合作的講解，確實啟發了一批年輕指揮員。”一句評語，道出功過共存的尷尬。

1974年3月、柏林冬雪未融的清晨，李德突發心梗去世，終年76歲。遺物里有一本泛黃的中文《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扉頁貼著當年的抗大合影，照片角落里，蕭月華神情爽朗。多年后，當有人統計紅軍長征中的外國面孔時，李德依舊排在第一位；而他對中國革命造成的損失與貢獻，也始終并存于檔案評論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