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黨潛伏敵營職位晉升太快，忐忑請示，中央領導：大膽往上爬

1940年4月的上海燈火如晝，車水馬龍。一輛貼著汪偽政府通行徽章的黑色轎車疾駛進霞飛路，后座的年輕立法委員李時雨緊握公文包，汗濕掌心。半小時前，他剛把一份寫給延安的密電塞進夫人孫靜云的手提包，內心翻涌的卻是同一句疑問：升得這么快，會不會惹來殺身之禍？

宴會廳里觥籌交錯。陳公博在水晶燈下高談闊論，汪精衛的親信們或頷首微笑，或小聲附和。李時雨端著香檳，面上掛笑，心中卻盤算著下一步。就在昨日，他收到從北方秘密渠道轉來的回電，只有簡單四字——“大膽往上爬”。墨跡未干，沉甸甸如千鈞。誰能想到，這位眼下聲名鵲起的“忠誠立法委員”，十五年前還只是黑龍江巴彥一個戴著圓框眼鏡的書生。

1908年冬天，他出生在松花江畔。家境清寒，父母只盼孩子混口飯吃。可這少年偏偏癡迷書本，校里人送綽號“秀才”。一回讀《水滸》，他敬慕宋江仗義，索性把本名“庭芳”改成“時雨”。同窗揶揄，他卻咧嘴一笑：“及時雨，總得有人來。”

1925年“五卅”慘案的槍聲曾把他從課本里驚醒。北洋軍警闖進校園，封鎖校門，散會的青年被棍棒驅趕。那一日，北平法政大學的教室靜悄悄，連風聲都像在壓抑呼喊。李時雨第一次體味到教科書外的“天下興亡，匹夫有責”。

接著是1931年的9月18日。東北城陷，故鄉淪陷，他的親人被迫南下逃荒。國破家亡的劇痛讓他徹底告別“考律師、開事務所”的平順理想。年底，他在北平一棟胡同深處的小樓里，面向鐮刀斧頭旗宣誓，轉身投入隱蔽戰線。那時他二十三歲，連外套都還是租來的。

組織派遣他回哈爾濱聯絡抗日武裝，形勢逼迫下隊伍很快遭潰散，但這次失利煉就了他的沉穩。1933年春，他又奉命護送李大釗先生的靈柩安葬，冒著軍警口哨在夜色中轉運棺槨。槍聲隨時可能響起，他卻只覺胸腔滾燙。此后便是源源不斷的潛伏命令——刀尖起舞，從此成了常態。

1936年，他混跡張學良公館警衛處，用熟練的法律辭令與東北口音獲取信任，很快坐上“剿總”第四處中尉參謀的位置。西安事變爆發那晚，他就在半帳之內，看見張少帥舉棋不定，也見到蔣介石棄車保帥的猶豫。密電一封接一封飛往陜北，為后來的停戰、會談打下伏筆。

局勢風云詭譎。東北軍被改編后，李時雨轉赴天津高等法院任檢察官。此間他用“拼零件”的巧思組裝電臺，借院長座駕運送設備出城，一路暢通無阻。日軍憲兵在哨卡敲窗，他搖下車窗，晃一晃寫有“特務檢察”字樣的通行證，對方立即敬禮放行。電臺平安抵達晉察冀，陜北指揮部第一次聽到華北深夜發出的那串熟悉的呼號。

1939年夏，汪精衛在上海搜羅“人才”準備偽國民黨六大。李時雨審時度勢，自薦赴會。會場上，他高舉“曲線救國”論，一番慷慨陳詞令汪精衛連連點頭。會后他被直接拉進籌備處，短短一年連升三級，做到立法委員。速度快到自己心里都發毛，遂秘密托妻子北上向中央報告。孫靜云跋涉千里，把那封批示帶回：“大膽往上爬。”簡短，卻給了他定心丸。

憑借這份尚方寶劍，李時雨在汪偽體制里左右逢源。他為陳公博出謀劃策，創辦《先導》雜志，外表歌功頌德，實則成為地下黨傳遞情報的中樞；他遞交的《華中清鄉兵力部署圖》被完整復制，瞬間送到皖南，新四軍因此避開數次圍剿。不得不說，敵偽越是信任，他的刀子就越能刺進要害。

1945年8月，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南京汪偽頃刻瓦解。大廈將傾之時，李時雨已備好退路。恰在此刻，昔日同僚余祥琴登門，道出自己原是軍統潛伏者，“你若不想背著漢奸罵名，就跟我走。”這番勸說恰似遞來順水船票，李時雨當即允諾，再度易幟。

回到南京，他被戴笠提拔為軍統上海站第二組組長，負責對付共產黨。表面上，他日夜審閱電文，暗里卻把軍統的密電頻頻轉換成深夜電波傳出。時間久了，總有蛛絲馬跡。1946年初，軍法處沈維翰要求徹查這位“新貴”。戴笠護著：“他干活利落，別亂動。”話音未落，3月戴笠機毀人亡，上海站立刻變天。

調查隨之而來。紙終究包不住火，盡管沒有確鑿證據，李時雨還是被扣以“疑似雙料間諜”投入監獄。鐵鏈、皮鞭、電刑，手段花樣百出，他咬碎了牙，也只丟下一句話：“要口供？做夢。”三個月后，審訊者兩手空空，只得以“附逆余黨”把他判七年。

戰爭末尾，國民黨財力衰竭，1949年2月的“寬大釋放令”讓不少犯人魚貫而出。長風呼嘯，監獄大門開啟，李時雨扶著門框站立，頭發斑白，背脊仍挺。他在看什么？或許在找一面旗幟，或許在尋找十五年前那句誓言的回聲。

解放后，他終獲公開身份，調至政法口工作，淡出喧囂。多年后，他把那段刀光火影寫成手稿，寄回家鄉，扉頁只留四句：北燕南飛朝不歸，漫長征途白發垂。江山萬里披錦繡，一篇史書報春回。字里行間，沒有抱怨，只有坦然。讀者若細想，能體味到一名紅色潛伏者的孤獨與堅韌：三度易幟，步步驚心，卻始終握緊初心。

地下戰線上的成敗，從不以個人成就計量。李時雨身上的故事，不過是千百個無名英雄的剪影。那四個大字“大膽往上爬”，曾把他托上風口，也一次次把他推向鬼門關。歷史留給后人的，不是驚險傳奇，而是對信仰與擔當的凝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