堂弟毛澤連來北京看他，毛主席對堂弟說：你是農民，還是種田穩妥

1949年深秋的北平，落葉卷著寒風在中南海墻外打著旋兒。院里菊花盛放，菊香書屋燈火通明，毛主席正埋頭批閱新中國初創期最緊要的公文。就在此時，一紙條子遞進來：韶山親人抵京。二十二載未曾相見的家鄉面孔，瞬間叫他放下筆，推窗遠眺，心里一熱——“真的是潤發嗎？”

翌日上午，身著舊棉衣的毛澤連在衛士引領下邁進書屋。他比毛主席小整整二十歲，明顯還帶著湘鄉口音。見面的一瞬，兄弟倆僅握手便已紅了眼眶。毛澤連低聲補了一句：“三哥，我來了。”這短短七個字，把兩人之間告別多年的山水與烽火一并化開。

堂弟久盼的不是官職，而是一句家鄉話。可毛主席最先注意到的卻是他那只灰白色的左眼——分明失明已久。追問之下，才知那是早年夜里參加農會被白匪追趕，慌不擇路撞傷所致。用他自己的話說，“窮得連草藥也喝不起”，傷口化膿，連帶另一只眼也被拖累。毛主席聽完，胸口仿佛被針扎，立即批示將九弟送往協和醫院，并悄悄把醫藥費從自己的稿費里劃撥。

住院期間，沒有警衛排長龍，也沒有部長來探視，照顧堂弟起居的是毛岸英、李敏、李訥幾個孩子。那碗小米粥、那只熱水袋，看似尋常，卻浸滿了長者對家族最樸素的關切。醫生建議安裝玻璃假眼球，毛澤連猶豫不決，毛主席一句“無用且貴，何必受那份麻煩”便讓他作罷。治愈僅剩的右眼后，堂弟在京住了兩個月。談到未來，他小心翼翼地提到想找份“不累又體面”的活計。毛主席拍了拍他的肩：“澤連，你是農民，回去種田穩妥。”語氣平，卻分量極重。

這句叮囑不是冷漠，而是原則。新政權剛立，若先照拂自家，豈不損公信？毛主席給親人的只能是私人幫助：臨別前塞給堂弟幾身棉衣、一只舊皮箱，還有每年固定二百元稿費。地方上也有人勸毛澤連“憑關系領點補貼”，他搖頭謝絕：“三哥說了，別給政府添麻煩。”村里人見他每天仍扛鋤上田，常感詫異：領袖的至親竟還如此清貧？他只笑：“種地是本分。”

1950年冬，毛主席的老塾師毛宇居進京匯報鄉情，也提到澤連日子緊巴。主席沉吟許久，叼著煙說道：“全國困難多得很，不能單給他開小灶。私下我會幫，他得自食其力。”這一席話，定了調子：親情歸親情，公私須分明。

1954年協和醫院眼科技術升級，毛主席再次來信邀弟進京復查，還夾了往返車票。堂弟趕到京城后檢測無大礙，走時主席遞上一個嶄新的皮箱。毛澤連連連擺手：“這東西太好，我用不上。”衛士勸他收下，才勉強帶走。回到韶山，他把皮箱放在堂屋角落，從不顯擺。

1959年6月，毛主席時隔三十二年回到韶山。青石小徑、人聲鼎沸，鄉親們簇擁他，喊聲此起彼伏。毛澤連擠到跟前，還未來得及鞠躬，就被哥哥一把扶住：“兄弟，眼睛可還好？”隨行人員見兩人推拉寒暄，恍如一場家宴。那天夜里，主席拿出稿費，在招待所擺了四十多人的長桌：老表、烈屬、鄉鄰一個不少。他聽他們說土改后的收成、合作社的牛犁，時而插句“得嘞，來年再好些”。

1961年，毛澤連的大兒子毛岸平考上了高中，卻因學費放棄學業。鄉里的干部勸他找中央反映，堂弟仍舊不肯多說。對他來說，三哥的教誨勝過一切行政批條。田壟翻著，泥漿帶著稻香，日子雖緊，卻踏實。

1965年至1974年，毛澤連又先后九次北上看望主席。每回都是三等硬座，進京就醫或探親，走時帶一兜子家鄉臘肉回去。毛主席身體漸衰，仍要見這位九弟，“說說老家的稻谷長沒長好”。一次探視結束，毛澤連轉身下臺階，主席隔窗喊住他，只一句話：“回去吧，照顧好自己。”

1976年，病榻上的毛主席把李敏、李訥叫到床前，聲音沙啞：“潤發、澤榮苦了一輩子。今后替我走動走動。”半年后，主席逝世。次年，李敏夫婦依囑回鄉，捎去一點補貼，也帶去京城后輩的問候。

1995年9月，毛澤連病逝于韶山醫院，享年八十二歲。鄉親們抬著他生前舍不得用的新皮箱作靈柜陪葬，里頭放著主席當年寄來的舊外衣和幾頁發黃的家書。當地人傳頌一句話：毛家九弟，眼睛只好一只，卻把“自力更生”看得最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