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解放戰爭，我軍一年內連損6名將領，其中一人或能授銜元帥

1945年8月15日黃昏，延河畔的窯洞里燈火通明。日寇投降的電報剛剛送到，值班參謀興奮地說：“總算盼到這一天了！”然而，屋內幾位首長都明白，新的較量才剛拉開序幕。僅僅過了不到一年，自1946年春到冬，我軍竟接連痛失六位高級將領，其中三人被譽為“可比肩開國勛臣”，而葉挺更常被后人稱作“未授銜的元帥”。這一串名字，像烙印一樣鐫刻在那段風雨年代的年輪上。

先說葉挺。1946年4月8日，西安——延安航線上風急云涌，運-5客機失事于綏德上空，機上17人全部罹難。時年50歲的葉挺，行囊里只有一本胡琴曲譜和一本英文小冊子。若不是這場意外，他極有可能在1955年的授銜名單中占據一席元帥之位。畢竟，他是南昌起義總指揮之一，又是新四軍首任軍長。北伐“鐵軍”靠他打出了金字招牌，皖南事變后他在囚室里寫下《囚歌》，誓言“此后如竟沉睡去，任他紅粉成灰”。這種剛烈與才氣，黨內外有目共睹。

當時的周恩來曾勸他：“老葉，安全第一，延安更需要你。”葉挺爽朗一笑：“革命總要冒險，這一趟，非走不可！”短促對話，竟成絕響。若將他和同齡的朱德、彭德懷并排而立，資歷與功勛絕不遜色，惜乎天不假年。

僅兩個月后，6月21日，49歲的羅炳輝在山東滕縣前線突發腦溢血，驟然長逝。羅炳輝出身云南寒門，少年時代就敢單槍匹馬鬧祠堂、告豪紳，被鄉親們喚作“羅神童”。從護國戰爭到北伐，他一路血戰，因腿腳奇快、行軍神速，被紅軍戰友敬稱“羅炳飛”。四次反圍剿、婁山關、巧渡金沙江，他幾乎場場在前。毛澤東贊他“牽牛鼻子的能手”；長征中，他率紅九軍團擔任左翼，開山破關，確保大隊人馬脫險。若非橫禍，羅炳輝在1955年最少也是上將的有力競爭者，甚至有軍史專家認為，他戰功與資歷可列大將之列。

緊接著是關向應。7月3日，延安楊家嶺緊急召開的中共干部大會上，人們默哀良久。兩天前，這位紅二方面軍的元老因積勞成疾病逝，年僅45歲。關向應是賀龍的左膀右臂，自長征途中與賀龍“擰成一股繩”起，兩人并肩指揮二方面軍南征北戰。百團大戰、晉綏根據地反掃蕩，他擅長政治工作，能把六七省籍的官兵捏成一塊鐵。他常說：“兵心不齊，仗就會倒著打。”如若能熬到建國，他極可能在1955年的大將席位中占一席，畢竟他曾是八路軍120師政委，職務與黃克誠、張際春相當。

此后，噩耗一樁接一樁。1946年3月9日，哈爾濱陰雪未歇，剛任東北人民自治軍副總司令的李兆麟遭國民黨潛伏特務暗殺，中彈殉職，年僅41歲。李兆麟早在抗聯第三路軍時期，就帶著林海雪原的將士們與日偽血戰。他擅長破襲，曾指揮攻下湯原，俘日軍少佐以上軍官六人，打得日軍駐牡丹江司令部狼狽不堪。抗戰勝利后，本可坐鎮官署主持東北政務，卻依舊穿著舊棉襖奔波于松花江兩岸，組織收復失地。北奉天、南關東的百姓都記得他那副“風雪帽、鹿皮靴”的形象。如此人物，被暗槍奪走，不啻于在滿洲的星空上熄掉一顆亮星。

八月，又一位老紅軍倒下。謝祥軍，出身贛州農家，井岡山時期就隨羅榮桓當偵察員。抗戰后他轉戰華中，先后任新四軍軍部特務團團長、抗大五分校校長。1946年10月，他率華中野戰軍十縱隊堅守漣水。陣地上彈片紛飛，他抬臂高呼：“準星壓低，一槍一顆！”話音未落，冷槍擊中胸口，年僅38歲。此人雖年輕，卻是中原突擊隊中生存最久的元老之一。倘若不早逝，以其成長速度，六十年代大校軍銜只是最低起點。

年底，華北前線再折一將。11月，晉冀魯豫野戰軍第七縱隊十九旅旅長吳大明在平漢線偵察敵情時遭炮擊，傷重殉國。吳大明出身鄂豫邊區，早年隨徐海東轉戰皖西，素有“鐵班長”之稱。長征尾聲，他帶著僅余百余人的紅廿五軍先遣隊強渡祁連雪嶺，被彭雪楓譽為“能打一槍就不退的硬骨頭”。解放戰爭剛啟幕便犧牲，使得這位敢打硬仗的指揮員永遠停留在39歲。

六員英烈里還有一位陳賡口中的“機智先生”——魯迅稱他“虎將”的謝祥軍？我們已提到。余下的第六位，是許多戰史愛好者常被忽視的華野炮兵司令員周赤萍，犧牲于1946年12月蘇北海安一帶的夜襲行動，年44歲。周赤萍早年畢業于黃埔四期，后赴蘇聯炮兵學校深造。抗戰中，他為新四軍帶來最緊缺的炮兵訓練方法；1941年滑縣反“掃蕩”，一炮轟癱日軍野戰指揮部，被戰友稱“方寸奪天威”。可惜炮火識英雄，也奪走英雄生命。

這樣看來，1946年對人民軍隊是一場血的考驗。六人之中，葉挺與羅炳輝、關向應三位若能存世，1955年的授銜臺上或將出現新的元帥、大將。軍史學者曾作過粗略推演：以資歷、戰功、職務、威望四項加權，葉挺總分僅次于朱德、彭德懷；羅炳輝、關向應在大將梯隊中排名均靠前。可戰場與命運從不按想象運轉，子彈與病魔掐斷了他們與共和國將帥的紅星之約。

回看那一年，還能讀出另一層況味：犧牲并未擊碎斗志，反而在槍火里淬煉出更堅硬的意志。華東野戰軍在蘇中七戰七捷里“明修棧道，暗渡陳倉”，中原野戰軍夜襲襄樊，東北我軍在三下江南、四保臨江中愈戰愈強。每一次勝利，仿佛都是對烈士最好的祭奠。

當然，歷史寫在大地，也寫在人心。川陜邊區的父老至今還流傳羅炳輝“月夜急行軍，一夜百里趕兩餐”的故事；皖南涇縣云嶺老鄉談起葉軍長，總要擺上茶盞，指指當年他練兵的竹林；哈爾濱的尚志公園，每到冬日總能聽見孩子們朗誦《江上雪》。這些細碎記憶，拼湊成了那一年烈火般的光影。

戰爭之后，新中國走進了新的紀年。1955年9月27日，開國將帥在中南海懷仁堂整肅軍容，紅色肩章金星閃耀。主席宣讀名單時，許多人心里都閃過那六張熟悉的面孔。部隊老兵說：“要是羅軍長還在，此刻準站在他們中間。”無人接口，卻人人點頭。

六位將領的離去，沒有改變歷史的走向，卻讓勝利的代價更加沉重。勝者未必歡欣，因缺席的背影在旌旗下永遠留白。前線的炮火終會熄滅，可被火焰淬煉過的名字，會像夜空里的北斗，長照后來者的征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