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彭真讓耿飚立即前往人民大會堂：你闖禍了，小平同志很生氣

1984年5月25日中午十一點五十分，北京西長安街熱氣蒸騰，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耿飚剛踏下人民大會堂臺階，鉆進吉普車準備趕赴萬壽賓館陪外賓用餐。

車輛發動后，他抬腕看表，腦海里閃過上午會議的細節，卻沒有意識到另一場風波正迅速逼近。

從1950年起，這位原十九兵團副司令脫下軍裝，輾轉斯德哥爾摩、赫爾辛基、馬德里、拉巴特，先后擔任三國大使、外交部副部長、中聯部部長；三十多年里，沙場的銳氣被歲月磨成了使節的沉穩。但骨子里的直爽并未完全褪色。

就在半小時之前，大會堂北門外聚滿香港記者。有人高聲發問：“中央是否打算在一九九七年后在港駐軍？”場面嘈雜，閃光燈連成白線。耿飚信步而行，隨口回了句：“可能不一定，看屆時需要吧。”他語速很快，轉身便上車。

港媒記者捕捉到這句模糊表態，迅即通過電話和傳真發回編輯部。當晚《明報》《工商日報》頭版同時出現醒目標題：“北京重量級人物暗示：九七后或無解放軍駐港”。消息如火星落干草，輿論哄動。

5月26日清晨七點，幾份內參擺上常委案頭。彭真讀罷，眉頭緊鎖，隨即撥出電話：“請耿飚同志立即回來，立刻！”

耿飚抵達人大辦公廳，推門未及開口，彭真已直截了當：“你闖禍了，小平同志很生氣。”短短一句，空氣驟然凝固。

問題緣何如此敏感？把時針撥回1979年3月29日，鄧小平會見香港總督麥理浩時明確指出：香港主權屬于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個問題不容討論；國防、外交必須由中央掌握。1982年9月24日，他與撒切爾夫人正面交鋒，再次申明“主權問題一點不容談判，駐軍是象征，也是底線”。

中英談判從秘密磋商到正式會談已持續二十二輪，核心始終圍繞主權與駐軍。任何被外界解讀為“松口”的言語，都可能被英方當成談判籌碼。耿飚的即席回答，無異給對手遞刀。

當天下午，政治局常委臨時會議在中南海勤政殿召開。鄧小平放下文件，聲音低沉卻堅決：“駐軍是國家主權的標志，誰也不能講含糊話。”短短數語，分量千鈞。

晚上八點，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插播新聞：耿飚同志對香港記者的答復系個人隨意回應，不代表政府立場；中央關于一九九七年后在港駐軍的決定堅定不移。緊接著，新華社發布通稿，香港各大報不得不在次晨改口：“鄧公親自澄清：解放軍必駐港”。

5月28日，耿飚遞上書面檢討，僅三百余字：反思、致歉、保證，言辭簡練。鄧小平看完，輕輕合上稿紙：“教訓記住，工作繼續做。”

6月初，外交部談判小組離京赴倫敦進行新一輪磋商。駐軍問題再未出現搖擺。9月18日，周南與英方代表在北京草簽《中英聯合聲明》文本；12月19日，雙方政府正式簽署。

回望當天的風波，細節令人后怕。談判桌外，一個模棱兩可的句子足以讓數年心血付之一炬。外交場合，言辭即武器；握不好，反噬力量驚人。

駐軍原則最終寫進《聯合聲明》附件一：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在港駐軍承擔防務。條文冷靜，卻是無數場斟酌后的定音符。

耿飚此后再未對香港問題公開置評，但在晚年口述中提及那日仍感慚愧：“一句隨口，差點壞大事。”從沙場到官場，他深知紀律二字重若千鈞。

1984年的那個午后，電話鈴聲、匆促腳步、批示文件交織出短暫驚險，也寫下中英談判史上少為人知的插曲。事實告訴世人：主權事無小，外交無戲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