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陳丕顯在中南海談寫回憶錄，對秘書梁茂淦：這是葉帥的囑托

一九八二年九月的北京初秋微涼。十一屆六中全會休會間隙里，葉劍英拍了拍老部下陳丕顯的肩頭，語氣像在交代一樁軍令：“阿丕，你的經歷不能只留在心里，該寫成冊，后人得有憑證。”這句話，像一顆釘子釘進陳丕顯記憶深處。會場里人來人往，他卻把目光投向窗外的銀杏樹，暗暗記下這份囑托。

葉帥的話分量太重，可眼前的工作同樣堆成山。那幾年，他分管紀檢、政法、老齡委事務，文件堆在案上，調研行程一趟接一趟。回憶錄的事，始終掛在心口，卻被現實一次次擠到角落。陳丕顯常自嘲：“這筆賬遲早要還，怕就怕記性先透支。”

時間很快擲到一九八九年。十二月一日，他受中央委托赴福建紀念古田會議六十周年。那趟行程意外地替回憶錄找到了“執筆人”。福建省委推來一份名單，他一掃而過，定在“梁茂淦”三個字上。理由簡單：筆頭硬，心思細，還在新聞一線摸爬滾打多年。

兩人第一次照面并不和諧。陳丕顯給出十天死線，梁茂淦連夜熬出草稿，第二天遞上去，卻被嚴厲拒收。大廳里空氣僵得厲害，梁茂淦直言：“我怕誤工才先交思路，不是糊弄。”一句較真，把老首長的火氣澆滅大半，兩人邊散步邊拆解稿子，誤會隨腳印消散，也埋下后來那紙調令。

翌年九月五日，梁茂淦提著簡單行李踏進中南海增福堂。剛坐下，陳丕顯開門見山：“請你來，只干一件事——為我寫回憶錄。這是葉帥當年的囑托，我欠他的賬，得一起還。”桌上擺著厚厚一摞文件，最上面壓著那份一九八二年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紅藍鉛筆痕跡觸目可見。

增福堂的日子緊湊得像老式發條表。上午口述，午后查檔，夜里整理，循環往復。為求精準，陳丕顯常把電話打到檔案館：“那年那月那事，看看還有沒有補充材料。”接線員聽見他低沉的客家口音，總會先應一聲“首長好”，再火速翻箱倒柜。檔案館特批一間小屋給梁茂淦，鐵皮柜里堆滿民國檔案、蘇區舊報、作戰電文，灰撲撲卻熱氣騰騰。

口述環節最考記憶。陳丕顯怕漏掉細節，常常半夜敲隔壁門：“小梁，我想起當年皖南那段對話，你記一下。”燈光昏黃，他戴著老花鏡慢慢回憶，偶爾停頓片刻，抬頭望向遠方，仿佛穿過半個世紀的槍火硝煙。梁茂淦放下筆，遞杯熱茶，提醒他歇口氣。陳丕顯笑笑：“老兵的本錢就是這點記憶，不寫下來就虧了。”

值得一提的是，謝志成在病榻上也成了另一位口述人。她同樣是新四軍出身，對許多戰事如數家珍。病榻旁，她對梁茂淦輕輕說：“趁我們還能說，你就多問。文件有冰冷的年份，可只有人能補上溫度。”這樣的鼓勵讓整理工作有了血肉。

查證最耗神。一次提到三十年代在贛南轉戰，陳丕顯記得自己“翻山五天五夜沒合眼”，但時間節點與作戰報告有出入。梁茂淦不敢含糊，又去翻《戰斗詳報》，最后對照氣象資料才確定那是一九三四年三月初。陳丕顯聽完，沉吟片刻：“看，人的腦子也會打折扣，幸虧你們較真。”

半年后，三十萬字初稿擺到陳丕顯案頭。他用放大鏡逐行核對，邊看邊改，紅筆隨處批注。“整體不錯，可這里依然含糊。”他指著一段寫皖南事變后脫險的描述：“再去把當年新四軍后勤處的調兵令調出來，對一次就準了。”幾句輕描淡寫，又是一輪資料奔波。

兩年半時光，稿紙換了十幾摞。定稿的清晨，北京城霧氣未散，陳丕顯合上最后一頁，長舒一口氣：“總算對得起老朋友。”他把手稿遞給梁茂淦，語氣輕得像是完成了晨練，“葉帥要我說真話，我說了；黨要留下史料，我們也做到了。”

除寫作之外，梁茂淦還承擔著秘書事務，日常隨行，收獲頗多。陳丕顯酷愛讀書，書櫥林立，書脊磨得發亮。經濟法學經典靠左，兵書史料居中，連英國憲政史也有一整套。眼疾發作讀不了字，他就讓秘書大聲朗讀，時不時插句“寫下筆記”。這種近乎饑渴的求知勁頭，讓旁人自嘆弗如。

陳丕顯的脾氣來得快，去得也快。一次聽匯報火了，他抬手杖重重一敲桌沿，聲音清脆。半天后查明是誤會，他竟手握茶杯親自登門賠禮。被批評的同志說“首長別放在心上”，他卻堅持重聲道歉，連說“怪我，怪我”。場面不免尷尬，卻透著坦蕩。

偶爾他也頑皮。醫生囑咐戒煙，他便把家里香煙全部封存，卻總摸不著頭緒似的問：“小梁，你身上有煙沒？”得到否定答案，老首長只好端起茶杯，輕喝一口水打發癮頭。對生命態度，他在日記里寫過兩行字：“功過留史冊，生死付自然。”寥寥數語，道盡從容。

一九九二年十月，回憶錄定稿那天，陳丕顯給參與者一一作揖，甚至對攝影記錄的年輕人也說了句“大家都不容易”。梁茂淦掩上打字機，心里像卸下一塊大石，卻也明白此段時光不可再來。兩年多與老人的朝夕相處，讓他見識到一種生動的歷史教育——沒有講臺，沒有課本，只剩一位耄耋革命者直抒胸臆。

隨后，梁茂淦依囑回閩，臨別前在院子里合影。快門按下的瞬間，陳丕顯拍拍他的后背：“常來，別讓我的話落了灰。”說這話的老人已近八十，聲音依舊渾厚，像舊時號角。鏡頭捕捉下的笑容，與多年前葉帥的叮嚀重疊——一種歷史的接力，就這樣在不同的肩頭傳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