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聞天去世3年后，中央通知開追悼會，胡耀邦致電陳云：參不參加

1979年8月19日午后，北京西郊玉泉山的松風間，電話鈴突兀響起。警衛員把話筒遞到床邊，只聽得胡耀邦在那頭輕聲一句：“老陳，張聞天追悼會，您看參加不參加？”話音未落，屋里連風都停了。

陳云慢慢撐起身子，額頭細汗可見。他記得那位比自己年長一歲的老戰友——1925年入黨、長征途中主持遵義會議、歷經坎坷卻始終清醒的張聞天。沉默幾秒，他低聲答道：“會參加，最好能推遲幾天，讓我趕回北京。”這一刻，冰冷的電話線仿佛被多年戰友情誼捂熱。

電話掛斷，陳云吩咐秘書安排返京。此時距張聞天辭世已整整三載，關于這場遲來的告別，人們心中各有一團火。要弄清它緣何推遲，就得把時鐘撥回到1960年初。

那年深冬剛過，張聞天在上海寓所寫下長信，請求中央給他任務：“大的干不了，小的也行。”信輾轉抵達中南海。他曾在延安寫社論一夜成名，卻在新中國成立后數度沉寂。即便如此，他仍認定自己是黨的人，“不能閑著”——這是他反復對妻子劉英說的話。聽來樸素，實則堅硬。

中央最終給了他“特約研究員”的名義，供職于經濟研究所。他騎舊自行車穿梭于糧庫、工廠，做實地調查，把厚厚一沓統計報表攤在書桌上，研究宏觀調控的可能路徑。研究員身份算不上高位，可他干得起勁。有意思的是，所里年輕人拿他當燈塔；誰手里弄不清的數據，跑到張老那里，總能得到一張密密麻麻的注釋紙。

好景卻短。1969年，他被安排到廣東肇慶“休養”。環境清幽，卻難消胸中愁云。他仍寫，仍讀，哪怕雙眼日漸昏花，也要把鼻尖貼到書本上。那句抄自列寧的“在肩膀上長自己的腦袋”，被他寫在臺歷頂端，每天抬眼即見。

1974年4月，他已72歲，眼疾加重，行動遲緩。多次給中央寫信，希望在失明前“看看祖國的新面貌”，并提出北上治病。毛澤東批示：“到北京住，恐不合適，可另換一地方。”省委隨后通知：遷居無錫。于是，湯巷45號那幢兩層小樓成了他生命最后驛站。

無錫的冬夜濕冷。1975年底，高血壓夾雜支氣管炎頻繁發作。朋友韓培信來看他，席間一道紅燒肘子熱氣騰騰。劉英擔憂血壓，示意他別動筷。韓培信輕輕把一小塊放進老人碗里：“想吃就吃吧，偶爾一次沒事。”這一幕，溫暖而酸楚。

1976年1月8日，周恩來逝世。張聞天守在黑白熒屏前，淚水順著皺紋滑落。悲慟讓病情雪上加霜，他常徹夜難眠，呻吟聲隔墻可聞。4月，他托付劉英寫下“死后全部存款交黨作最后一次黨費”。字跡歪斜，卻透著決絕。那張薄紙后來被夾在醫囑單里，泛黃至今。

7月1日，建黨55周年，也是他入黨51周年。上午，他讓看護人調大收音機音量，認真聽新聞，又興致勃勃談起某種新型輪椅：“能推著下樓，同群眾說說話，生命在于運動嘛。”誰也沒料到，一小時后心臟病突襲，73歲的他閉上雙眼。劉英的哭聲在小樓回蕩，隔壁鄰居不敢出門，只能低頭擦淚。

江蘇省委火速向中央報告。彼時風向未定，7月8日的回電冷冰冰：“不開追悼會，骨灰暫存無錫。”次日，簡單告別儀式舉行，花圈寫著化名“張普”。劉英獻上的白花挽聯只有五個字——“獻給老張同志”，寂寥得叫人心碎。

事情并未就此了結。1978年底，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撥亂反正的步伐加快。劉英趁機給陳云寫信，請求為丈夫“正名”。陳云在文件上批了八個字：“完全應該，轉各主席閱”。態度之堅決，外界少有人知。隨后，中央組織部著手起草悼詞，定調張聞天為“我黨在一個相當長時期的重要領導人”。

這時便出現了開頭那通電話。胡耀邦考慮規格，想讓陳云主持、鄧小平致辭；陳云卻謙遜表示：由小平主持更合適，“規格高些”。他理解，張聞天生前一再表示的“對黨負責”四字，離不開最高決策層的直接肯定。最終拍板：陳云主持，鄧小平致悼詞。

8月25日清晨，人民大會堂燈火未熄。黑紗挽幛上，雪白大字“張聞天同志追悼大會”肅立正中央。挽聯、花圈、翠柏，把大廳映成一片蒼綠與素白的海洋。北方初秋的早晨略帶涼意，卻擋不住絡繹車流——老紅軍、科學家、青年學生，都來了。

上午九時整，熟悉的鋼筆字躍上大屏：鄧小平含淚致悼詞。語言平實，卻句句凝重：“張聞天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一生。”會場內外，很多頭發斑白的老同志早已紅了眼眶。人們想著1935年臘子口那晚，張聞天與毛澤東并肩夜行商議突圍；也想到延安的小油燈下，他一筆一畫起草《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的執拗背影。

最令在場者動容的，還有當天人民日報頭版同時刊發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的政治和經濟》。這是張聞天遺稿，三易其稿，訂正過百處。稿紙上斜行豎寫，連標點都用鉛筆重新標注。編輯們在凌晨膠片上趕排完最后一版，才把它送到大會堂門口。文稿面世的那一瞬，仿佛老人倔強地說：“我仍在為國家思考。”

追悼會后，劉英把當年那張“特別黨費”收據珍藏在木匣。她常對來訪者提及丈夫最后的愿望：“他是一名布爾什維克，別看晚年寂寞，他心里想的始終是黨和人民。”說到動情處，眼眶泛紅，卻轉頭又笑：“他最遺憾沒寫完書，我得替他守著那些資料。”

1981年，一部《懷念張聞天同志》問世，書名由陳云執筆。他的筆跡蒼勁，收尾處微微上揚，如同給老友遞去默默無聲的問候。后來，無錫湯巷舊居掛上了“張聞天故居”橫匾，也是出自陳云手筆。字是熟稔的隸書，卻寫得比平日更柔和。

張聞天在無錫的舊居，如今院中香樟已粗若抱，枝葉交錯掩映著那方小小門牌。一些當年在經濟研究所跟隨他做調研的青年學者，偶爾會回來，站在舊書桌前，指著那句“在肩膀上長著自己的腦袋”低聲交談，像是又被督促著思考國家興衰。老人不在，他的追求還在。

追悼會過去的多年里，那通電話的余音仍在史冊里回響。胡耀邦的征詢，是對戰友情的尊重；陳云的回答，則是一份沉甸甸的情義。有人說，遲來的儀式難補心中遺憾，但歷史終究給了張聞天一個清晰定位。風雨半生，榮枯數度，他把最后的一點余溫都交給了信仰，這份堅守至今仍照亮后來人行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