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廖承志送給陳云6雙襪子，于若木卻剪開襪底，陳云穿了8年

1937年冬，延安夜里常有朔風卷塵，窯洞口一盞菜油燈搖曳，燈下的陳云正在整理當天的會議記錄。再過兩個月，他就要迎來自己四十二歲的生日，彼時的他無暇顧及這一點——更緊迫的，是如何讓組織部的干部和普通戰士在同樣艱苦的物質條件下把工作推向前。

彼時的延安，物資短缺到了什么程度？棉紗得靠部隊從敵占區一點點“背”回來，肥皂被切成指甲蓋大小分配。就在這樣的背景里，1938年春，廖承志完成白區任務返延，特意帶來一只小包，遞給陳云時輕聲說了句：“不值幾個錢，可是能頂用。”包里是六雙新棉線襪子。以當時的行情看，這已是奢侈品。

襪子一經拆封，屋里幾個年輕同志便圍了上來，羨慕寫在臉上。陳云只笑笑，把襪子收進木柜，連同那條褪了色的藏青圍巾一起壓在最下層。他心里清楚，真正的考驗不是“有”東西，而是“怎樣用”東西。

六月初，于若木結束黨校課程回到橋兒溝的家。她看到那六雙襪子，第一反應卻是“可惜”。她拿剪刀從襪尖一路劃到腳跟，再把襪底翻到腳面，隨后用舊布加了一層又一層。陳云愣住了：“怎么還沒穿就剪？”于若木抬頭，“先多費點事，日后少補幾回。”短短一句對話，只占去一個呼吸，卻把兩個人的性子折射得分明。

改造完的襪子，腳底有三層針腳密密的布墊，厚得像鞋墊。陳云從枕邊抖落灰塵，把第一雙穿在腳上，試走了幾步，竟覺得比新襪還舒坦。此后八年，他外出調查、翻山越溝，從晉綏到陜北，從冰雪到酷暑，腳下始終是那看似笨拙實則牢靠的襪底。舊底破了，于若木再拆一塊布補上；棉線抽絲了，她就拆另一雙的襪幫續到這雙上。六雙襪子被她拆拆補補，竟像接力棒一樣，在陳云腳下“輪班”到1946年秋。

襪子的壽命被無限拉長，而夫妻倆的節儉也深深影響了身邊人。1942年大生產運動興起，機關干部人手一把鋤頭。很多女同志三天熱勁過后舉步維艱，于若木卻在院前墾出一片地，種了馬齒玉米、西紅柿，還借來紡車，夜深人靜時踩著踏板紡“機子線”。有人調侃她“既當干部又當農婦”，她并不在意，只說：“多一分自給，少一分負擔。”

那年夏末，中央提議取消固定津貼，改為“多勞多得”。于若木每天能紡出別人兩倍的棉線，換回的幾塊邊幣全部攢著，給機關里最缺肥皂的圖書管理員買了兩塊大號肥皂；自己依舊用邊角肥皂渣兌水洗衣。警衛員小李后來回憶：“她把肥皂切得像豆腐渣，那味道我至今都記得。”

除了紡線，拆洗棉被也是延安女人們免不了的功課。陳云那條紅棉被被風沙打磨得泛黃，一提就塌。于若木挑燈連夜把絮成球的棉花一團團捻開。凌晨兩點，陳云忍不住勸她：“明早還要上課。”“再半袋煙功夫就好。”她垂下眼皮，手卻沒停。第二天棉胎重新鋪平，針腳像棋盤一樣工整，睡進去暖得出汗。

外界封鎖最緊的時候，機關送來一位18歲的保姆王玲。第一次做飯，王玲切下指甲蓋大的土豆疙瘩打算丟掉，被陳云看見。他把那小塊土豆撿回鍋里：“再剁剁，能炒。”王玲臉漲得通紅，此后再不敢拋棄一丁點兒糧食。幾年后，她已經能讀報、寫信，常對人說：“識字這事，于大姐硬是拉著我學的。”

抗戰勝利前夕，延安的物質條件稍有好轉。組織部要給老部長添置新棉衣，陳云擺手：“還穿得動。”他翻箱倒柜，卻找出那件被拆成圍巾的藏青毛衣殘片，讓秘書轉交后方醫療隊，“給重傷員圍脖子止寒。”圍巾最終在前線用舊，一根毛都沒剩下。

1946年深秋，中央機關西渡黃河前往山西臨縣。陳云整理行裝，只帶兩套單衣、一條羊皮褂和那幾雙仍能再補的襪子。出發前，他對于若木說：“把這幾雙留著，路上得靠它。”于若木點頭，卻悄悄在行軍糧袋夾了一小包棉線與補丁布。

從延安到西柏坡，再到1949年北平解放，陳云始終背著那口小木箱。開國大典后，整理行李的干事驚訝地發現：箱底壓著一雙外表斑駁、襪底拼接多層的棉線襪。干事請示要不要留作紀念，陳云說：“留給后勤，拆了用布吧。”

六雙襪子的故事后來在干部口口相傳，被視作“節約互助”的最好腳注。廖承志聽說后，笑著搖頭：“我那點心意，老陳終于還是‘升值’了。”

1956年中央開會討論財經緊縮政策，陳云舉例時又提到舊襪、新補、合用八年。會場一片沉默，隨后有人輕聲感嘆：“說服力在那雙襪子里。”正是這種看似家常的細節，讓抽象的節約方針有了溫度。

多年以后，于若木為青少年營養奔波，她在講座間隙偶爾提起延安歲月。有人問：“當年最難忘的是啥？”她想了想，說：“剪襪底的時候，感覺自己真能為他多干點實事。”回答平淡，卻讓在場的青年聽得專注。

2005年，白巖松拜訪這位老人，追問陳云的求婚細節。于若木笑道：“他就一句，‘你是老實人，我也是老實人。’”簡單到極致，卻牢牢系住了兩顆心，也系住了那雙被補得花花綠綠卻溫暖如初的襪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