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0月的一個深夜,皖南涇縣的狹窄站臺被蒸汽籠住,車門剛一打開,瘦削的章輔跳下月臺,背包里裝著兩本速記課本、一枚縫好的五角星和父親托四叔帶來的書信。沒人會想到,這位上海大同大學的高材生只用了三天時間,就從課堂上的進步青年變成了新四軍教導總隊八隊的學員,年僅二十歲。
訓練極苦。山道拉練、匍匐滲透、電訊密碼一項不少。有時深夜歸來,女生們擠在土坯房里,額頭的汗水還沒干就要摸黑寫心得。有人抱怨:“這也太拼了吧?”章輔搖頭,“打仗不是寫文章,咬牙堅持吧。”一句話,把幾位同學說得直點頭。她寫速記稿最拿手,還偷偷給隊友縫了好幾顆紅五星,說戰士先要在心里把星安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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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春,她被調入五支隊戲劇隊。表面唱戲,實則做黨的秘密宣傳。新編的《東進之歌》里,“守土抗日”六個大字被她寫得鏗鏘,觀眾席里很多小伙子聽完就報名參軍。有人不服氣:“唱唱跳跳能贏戰爭?”她笑答:“一臺戲,能換十條槍。”
進入1940年,華中敵后斗爭愈發險惡,日偽與頑軍頻繁掃蕩。5月,政治部決定讓她帶隊去高郵、興化一帶發動群眾。算上挑夫和警衛,一行九人。鄉親們口口相傳,“來了個會唱戲、能寫字的小娘子”。每晚,小廟、祠堂燈火通明,革命故事伴著鄉音流轉。短短一月,幾十名青年悄悄報名參軍,鄉間糧棉也組織了輸送線。章輔暗自松口氣:值了。
可風聲也在聚攏。7月6日傍晚,宣講結束,東家老李挽留他們過夜。天光漸暗,遠處犬吠此起彼伏。章輔警覺,卻仍決定不驚動百姓。深夜,塔集鎮區長蓋慶成帶著偽保安隊破門而入。槍托一揮,九人被押往寺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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拷問開始。油燈搖晃,塵灰彌漫。蓋慶成先軟后硬,得不到口風后惡向膽邊生,盯上了章輔。對她說了句只有他自己覺得溫柔的話:“跟我走,保你富貴。”回答只有兩字:“做夢。”他惱羞成怒,一把扯裂外衣,繡在里衫上的紅五星跳入眾人視線。那一刻空氣仿佛凝固,她把衣襟合攏,目光平靜。蓋慶成愣了幾秒,揮手抽來皮鞭。
皮鞭、鹽水、電刑輪番上陣,寺廟暗房里只剩粗重喘息。凌晨時分,章輔奄奄,卻仍低聲提醒身旁戰友:“別說。”這兩個字,僅八畫,卻像峻嶺。蓋慶成的手下試圖停手,蓋喝道:“加電!”嚎叫與火星交織,他想從哀嚎里聽到口供,結果仍是沉默。
7月7日午后,國民黨頑軍接收了俘虜。夾溝刑場陰風獵獵,反動派讓九名戰士跪地示眾。章輔站著,脊梁筆直,道:“跪天地,不跪漢奸。”敵人惱羞,撕掉她外衣,想讓恥辱壓垮最后的尊嚴。她挺胸,鮮血干涸在五角星旁,高呼:“打倒侵略者,打倒賣國賊!”歌聲突兀而起,《國際歌》的旋律在空場上回蕩,槍口悶響接連傳來。
子彈掀起塵土,二十二歲的生命定格。鄉民偷偷收殮遺體,將九位戰士安葬在田埂一隅,木牌上只寫“新四軍烈士”。他們沒把紅五星取下,說戰士的心要與星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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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往前推幾年,一顆種子是如何落進她心田的?要從1902年說起。那年,章四叔章鳴玉東渡日本,結識秋瑾等革命者。歸國后,他在紹興虞西二小辦女子學堂,宣講新思想。1923年,七歲的小章輔第一次聽四叔講起“驅除韃虜,中華自立”,她聽得入神。后來升入上海新亞女中,她在黑板上寫下“救亡圖存”四字,筆鋒如刀。
“八一三”炮火把課堂變成廢墟,封校令下,她索性走上街頭。游行、手抄報、義賣捐款,她哪樣都干。“國破了,哪有安穩讀書?”她常這么說。1938年春,地下黨找她談話:“去部隊,真刀真槍。”她沒猶豫。火車到涇縣那晚,她把家書藏進背包,隨即交給交通員燒掉,只留五角星別在貼身里衫——這是她給自己的約法三章:人可死,星不能丟。
有人問她怕不怕。她笑得爽朗:“怕?把命交出去就不怕了。”話聽著輕,可執行卻要鋼鐵意志。寺廟暗室里,她讓人見識了鋼的韌度。刑場黃土邊,她讓人見識了火的光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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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高郵解放,當年看過她演出的小伙成了縣武裝部長。清點烈士名冊時,他在夾溝碑前找到了那串熟悉的姓名,久久未語。1950年,章家人接到地方政府寄來的烈士證明,封皮暗紅,正中一枚燙金五角星。父親捧著它,沉默半晌,只說了一句:“閨女沒丟咱章家的書生氣節。”
章輔的故事在許多老兵口中流傳。那些老人常說,她唱過的《國際歌》,在刑場上特別嘹亮,仿佛催命的槍聲都成了微不足道的伴奏。如今的夾溝舊址只余殘墻,荒草間的石碑卻還在,雨過天晴時,斑駁的碑面上依稀可見那一抹生動的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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