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儀被義子湯恩伯舉報，老蔣決定判處其死刑，門徒林蔚卻保持沉默

1945年10月25日，臺北公會堂的受降臺上人頭攢動，陳儀胸前兩排勛表在陽光下閃著亮光。當時沒人會想到，僅僅五年以后，這位代表中國軍隊接受日本降書的高級將領會在同一座城市走向刑場。更想不到，那把推他進死胡同的利刃，竟握在自己最信任的兩個人手里。

陳儀成名早。辛亥革命時他不過二十出頭，就跟著陳其美闖上海；1924年黃埔軍校成立，他被聘為學兵營長；抗戰爆發后，又先后主政浙閩兩省。一路順風順水，讓他對“識人”極有自信。可惜，棋盤夠大，落子稍差便是深淵。

湯克勤改名湯恩伯的那一年——1928年，正是靠陳儀解囊相助才最后留在日本陸士。陳儀不僅給路費，還勸他別學海軍改學陸軍，“陸戰更見英雄”，話音爽朗。湯返國后，連長、參謀、旅團長，一路提攜樣樣不少，就連娶義女王競白，也是陳儀親手促成的。酒席間陳儀常拍著湯恩伯肩膀笑言：“記得這份恩。”場面熱鬧，眼神卻真誠。

林蔚資歷淺得多。1932年還在軍醫署開藥方，被陳儀拉進侍從室。林蔚審慎、寡言，寫電報極快。陳儀稱他“穩得住”，一步步把他推到蔣介石耳邊。日后蔣出巡，林必隨行，連機要秘書齊世英都要讓半步。圈里人背地說，林蔚這棵小樹是陳儀親自移栽到總統府花圃的。

1949年初，渡江戰役迫在眉睫，陳儀身處杭州，除了一身官袍，再無嫡系武裝。此刻他想起的不是空軍、不是海防，而是上海的湯恩伯。那封親筆信寫得格外直白：愿率所屬起義，換一州一縣之地。丁名楠連夜坐火車，把信交到湯手里。

湯恩伯擺出一副熱茶待客的姿態，茶剛涼便轉身把信送進保密局。資料顯示，那是1949年2月16日。湯回報的理由很簡單：“疑似暗通共軍。”兩小時后密電直抵南京，蔣介石批示：“嚴查。”諜報系統運轉如算法一樣精準，陳儀全盤打算瞬間暴露。

3月下旬，湯恩伯奉命兼任浙贛警備總司令，親赴杭州。外面傳“湯司令視察沿江防務”，其實是奉命“護送”陳儀赴臺。出發前夜，陳儀嘆氣：“克勤，你我叔侄一場，真到這步？”湯恩伯只抿嘴，“事有輕重，義父勿怪。”一句既算解釋，又堵死余地。

押解途中，林蔚奉蔣介石電令，到基隆碼頭試探陳儀寫悔過書的態度。兩人隔著鐵欄對視，林蔚面無表情，只重復一句：“主任讓我帶話，寫了或可一線生機。”陳儀知道對方一字未改，便淡淡回應：“就當我自誤。”不到三十秒的對話，像冬夜露水，冷得徹骨。

1950年5月24日，臺灣“軍事法庭”宣判陳儀“通匪”與“貽誤軍機”罪成立，判處死刑。判決書僅三頁，署名何應欽。6月18日凌晨，馬場町靶場燈火通明。行刑前警備司令問：“有遺言？”陳儀答：“火化即可。”隨后一陣短促槍聲，臺北寧靜如常。

消息傳至大陸后，解放軍第三野戰軍司令部做了簡短記錄；而在臺北官場，議論卻止不住。有人私下問林蔚：“昔日恩師遇難，你半句不吭，心里過得去？”林蔚沉默半晌，只道：“職司機要，言多必失。”說罷轉身，背影僵硬。

湯恩伯看似風光，實則日子并不好過。王競白帶著四個孩子先去了香港，后又轉道美國。1954年6月8日，因膀胱癌在東京榊原紀念醫院去世，終年五十三歲。消息送到溪口，蔣介石只是把報紙往桌上一放：“死了也好。”彼時國民黨大勢已去，沒人再提孟良崮，也沒人替湯恩伯說話。

林蔚活得更久。1971年春，他在臺北心臟病發作，入院第三天便過世，終年六十六歲。訃文用了整版篇幅，職務寫得清清楚楚，可當年與陳儀那段交集依舊被歷史學者反復提起，“關鍵時刻的沉默”成為注腳般的存在。

有意思的是，陳儀案卷在1960年代曾被臺灣“國史館”解密，里面保存著湯恩伯呈送的原件。分析者注意到，既無陳儀手跡，也缺關鍵物證，定罪依據薄弱得驚人。依舊判死，只因蔣介石一句“影響惡劣”，再無其他。

試想一下：一位受降將軍，從耀眼舞臺到槍口之下，僅隔五年；兩位親近弟子，一個公開背叛，一個袖手旁觀。時局固然逼人，但情分的脆弱令人唏噓。陳儀“識人”自詡，終究敵不過權力游戲里的算盤。

歷史并不止步于黑白判詞，它更多是一張人情冷暖的風向標。陳儀的命運告訴后人：戰場上輸贏有時不過一陣子，官場里的選擇卻可能決定一輩子，甚至一條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