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9年當著華國鋒等人的面，毛主席糾正：不要去那么多人到大寨參觀

1969年初冬，湖南的天空陰云低垂，黔陽電報局里卻意外地擠滿了忙碌的機要人員。一封又一封急電，匯聚成同一個關鍵詞——“農業學大寨”。彼時，全國大批干部奔赴晉中，兩三個月便能將大寨的山路踏得塵土飛揚。可就在同年11月12日，回鄉視察的毛主席忽然對隨行的華國鋒等人脫口而出：“人去多了成災，你們自己搞自己的大寨嘛！”一句話，立刻在與會者心頭掀起波瀾。

當時的湖南，縣里抓生產的干部常年在外取經。鄉村舞臺上“學大寨”標語滿墻皆是，可插秧時節仍調不齊勞力。華國鋒在匯報里列出數字：“近半年，全省八百五十多個考察組，先后八千多人去了大寨。”表面轟轟烈烈，實則高額差旅費已讓不少基層喊“吃不消”。毛主席聽到這里，眉頭微皺，隨手一按卷宗，示意打住，“南有新田，北有安鄉，本省也有樣板，為何非得千里迢迢去山西？”會議室霎時鴉雀無聲，只有鋼筆在筆記本上沙沙作響。

回溯五年前，1964年12月，周恩來在三屆人大一次會議的《政府工作報告》中首次亮出“大寨”二字。這源于3月28日，毛主席在邯鄲接見山西省委書記陶魯笳時，對陳永貴帶領社員鑿山壘田的故事連聲稱贊。“窮山溝里出好文章。”他隨即要求周恩來了解并推廣。這股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火焰，很快在全國點燃。數據顯示，1965—1968年間，國營農場和人民公社平均糧食單產提高了近一成，許多貧瘠地區也建起梯田、水庫，效果看得見。

然而，人多未必人心齊。不少地方把參觀當成“政治公差”，留念照一拍，學習日記一抄，匯報數字一填，回去便萬事大吉。大寨人掛在嘴邊的“寧愿苦干，不愿苦熬”，落到別人身上，卻被演繹成“寧愿應付，也不想流汗”。一些下鄉隊伍甚至帶著自家灶具、廚師前往，動靜鬧騰，把本就不寬裕的大寨食宿擠得告急。大寨生產隊長抱怨，一天之內接待了三撥客人，耽誤了收玉米。

毛主席的信息渠道一向靈通。警衛部門遞上的巡查筆記提醒他，學大寨正在某些地方變味。他明確點出“形式主義”四個字，并用湖南口音半是幽默半是批評地補了一句：“走馬觀花，能學得來？”坐在一旁的華國鋒默默記錄，只回了一聲“記下了”。

值得一提的是，毛主席的“自己搞自己的大寨”并非唱反調，而是回到大寨精神的核心——自力更生。山西昔陽的石砬溝能修出層層梯田，是因為那里山多土薄；可湖南的洞庭湖平原若也去鑿梯田，豈不南轅北轍？各地應憑地形氣候與資源定調，一味復制，只能事倍功半。

與此同時，毛主席并未忽視另一塊短板——工業。談到省里未來，他語重心長：“十年后，湖南應當是工業省。”在座干部心中一震：農業要學大寨，工業更得主動出擊。緊接著，湖南對湘潭鋼鐵、株洲硬質合金和長沙機械等項目加大投入，為后來“湘軍制造”奠基。

1975年9月，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在北京召開。文件用詞堅決：“全黨動員，大辦農業，為普及大寨縣而奮斗。”與會代表有人提出：有了“普及大寨縣”，是否還需組團跑山西？發言臺上，一位來自黑龍江的縣委書記干脆地說：“大興安嶺沒山墻能修梯田，可咱照樣能學大寨，把凍土變良田。”場下一片掌聲。那天的會議紀要里，明確列出“反對形式主義參觀，控制外出人數，重點抓示范點建設”三條紅線，“自力更生”被再次圈紅。

數字說明一切。到1976年春，全國以“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為指導建成各類中小型水利工程六十余萬處，改造山地梯田兩千萬畝，累計推廣良種面積三億畝，比1964年翻了數倍。湖南安鄉洼地試點的低樁雙季稻，也在那年首次畝產過千斤。當地老農回憶：“那陣子干部不走了，人手齊，干勁大，莊稼就好。”

當然，學大寨并非一帆風順。有地區因盲目追求“一平二調”而忽視了科學施肥，導致減產；也有些干部急功近利，強行搬運石頭筑壩，造成安全事故。正因為有失敗的案例，毛主席反復強調，“學的是精神，不是樣板房。”他的原話被記錄在案：“要走自己的路，山還是那座山，水還是那條水，因地制宜，才能長久。”

此后，關于如何在新階段繼續發揚大寨精神的討論，一直延續到七十年代末。學者們普遍認為，大寨最大的財富不在于外顯的梯田和谷倉，而在于那種“靠自己”的集體信念。正是這種信念，讓資源匱乏的土嶺變成了豐饒高地，也讓無數縣份摸索出適合自身的農田改造方案。

回到1969年的那場會。當天傍晚，寒風漸起。毛主席披著外衣走出會議室，又一次叮囑道：“別光看山西，看自己腳下的土。”華國鋒點頭，扭頭囑咐工作人員：“明天起，縮減考察團。”一句話，宣告了湖南“學大寨”方式的轉折。

歷史留下的，不是單純的腳印，而是行走背后的鋒芒與汗水。大寨的旗幟因此沒有被無謂的腳步踩舊，反而在不同地域插下根須——有的長成江南水鄉的魚稻共生，有的變作關東黑土的機插機收。精神一脈相承，路徑各自精彩，這或許正是毛主席所希冀的“自己搞自己的大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