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深秋,山西盂縣縣志辦的燈亮到深夜,一位白發老婦緩緩坐下,聲音低得幾乎聽不見。她名叫侯冬娥,四十多年前的一段遭遇,至此第一次被完整記錄。負責口述的人后來回憶,那一夜的冷風都像透著血腥味。
時針撥回到1942年10月。進圭據點外,狂風卷著沙礫,日偽混編的小隊沿著山路沖向西潘鄉高莊村。一名叫伊藤的少尉握著名單,最顯眼的位置寫著三個大字——侯冬娥。消息是漢奸送來的:此人年輕、長相出眾。伊藤一拍軍帽:“帶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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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莊村的村長明知兇險,卻硬拖著時間,在屋外支吾:“怕是去娘家了哩。”暗中讓兒子通風報信。可日軍翻遍全村,抓來村長的女兒威脅。眼見親生骨肉被撕裂,他昏死過去。那一晚,高莊村再無人敢擋刀。
侯冬娥終究沒逃掉,從地窖里被拽出來,反綁在騾背上。四歲大的兒子撕心裂肺地追著喊“娘——”一記槍托,孩子滾進土溝。士兵們哄笑著走遠。半路,隊伍與另一股日軍會合,牽來的騾背上趴著李莊的李秀梅,年僅十五。
進圭據點的那間土墻大屋,白天陰暗,夜里更黑。十幾名女子被丟在兩鋪破炕上,幾乎每時每刻都有靴子重重踏入。尖叫、木板聲、咒罵聲混雜,像在折磨一群牲畜。活人躺著,死人推到一邊,很快又被新人填補空位。看守的偽軍偷偷塞來半碗高粱糊糊:“能吃一口是一口,活著就有盼頭。”話音剛落,他抬手擦淚。
身心雙重碾壓下,侯冬娥在1943年初被確診懷孕。郎中甚至不敢抬眼,只嘟囔一句:“胎動已有兩月。”她咬破嘴唇,血滴在破棉襖。丈夫在前線,村里誰都知道那不是他的骨肉。屈辱像蛛網纏身,走到哪都有人指指點點,“日本婆”三個字刺得人發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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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想盡一切土法子。剁柴、推碾、背石塊,只為把身體逼到極限。清明前夜,她腹痛如絞,血水夾雜胎塊流進田埂。她沒吭聲,只是用草帚把痕跡抹平。自認為洗凈恥辱,卻換不來鄉鄰的同情。有人背后冷笑:“臟了還想裝清白?”
未及喘息,1943年夏,伊藤再度掃村。日軍扛著上膛的三八大蓋堵住院門,侯冬娥怕禍及家人,低頭隨行。這回,她被剝光衣服鎖進地洞。每日天一黑,士兵就像約好了似的輪番下去。她的腳踝腫得像瓠子,一抬腿疼得直冒冷汗。
逃生的念頭卻頑強地燃著。有一晚,看守瞌睡,她用銹鐵絲挑開門栓,攙著幾個姑娘摸到院外。月亮很亮,荒草在風里刷啦啦響,仿佛替她們加油。可前腳剛邁出柵欄,后腳就被巡邏隊撞見。伊藤舉槍怒吼:“全部拖回去!”隨后是皮鞭、槍托、刺刀,一一落在裸露的身體上。腳趾被踢翻,血珠子浸滿塵土,那晚過去后,再沒人敢提逃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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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個月后,侯冬娥大出血,命懸一線。日軍索性通知高莊村:“想要人,拿錢。”村民東拼西湊,終于把奄奄一息的她抬回家。炕上鋪滿細沙,她渾身骨頭像被抽空,只能斜靠著喘。兩個月后能下地,公婆卻相繼病逝,家里只剩七歲的兒子。
抗戰勝利,丈夫復員。鄉親們圍在門口等熱鬧。男人聽完整段經歷,臉色鐵青,把行李一扔:“休書自己拿著!”轉身走得決絕。離異婦人帶著孩子,活路艱難。接下來的幾年里,她先后改嫁兩次,日子才慢慢有口熱飯。
1995年,國際上頻頻出現“慰安婦”調查的報道。鄰村的李秀梅找到侯冬娥:“咱得說話,不然人家說咱們編故事!”侯冬娥沉默很久,只說一句:“說了又怎樣?”李秀梅孤身赴日打官司,從第一次開庭到第六次敗訴,前后跨越七年。法庭里,她曾哭到昏厥。法官冷著臉宣讀判決:證據不足,駁回。旁聽席一片唏噓,她扶著欄桿,像瞬間老去十歲。
2003年,侯冬娥在村口集市摔了一跤,臥床數月。偶有小輩好奇地問:“太奶奶,那年你真被抓去了嗎?”她搖頭不答,看向窗外枯黃的山坡。眼角的淚沒掉下來,卻一直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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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春,李秀梅病逝,享年八十七歲。村里給她立了小碑,正面只刻名字和生卒,背面空白。人們心照不宣:那段往事,她們寧愿帶進墳里,也不肯再揭開。
如今,檔案里留下的口述材料加起來不過幾百頁,干癟,卻浸透血和鹽。歷史不會因為沉默而消散,更不會因為強權的否認而變形。紀錄在那兒,證人總會凋零,紙張卻靜靜提示:1943年的那聲啼哭,沒人能假裝沒聽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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