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镕基卸任前，仍擔憂3個問題，曾批評：想辦法將房產熱度降一降

2002年10月3日，深圳羅湖口岸的廣場上人潮涌動，一名出租車司機看著南來北往的旅客，自言自語道：“房子又漲了，今年怕是買不起了。”就在同一天，國務院總理朱镕基來到這座移民城市，拉開了他任內最后一次南下考察的帷幕。對于旁人而言，那不過是國慶假日的一段插曲；對朱镕基，卻像一面鏡子，映出三個讓他始終糾結的隱憂。

抵達深圳的第二天，他直接去了福田中心區。半小時的車程里，新樓盤鱗次櫛比，吊塔林立，廣告牌上“升值”“暴利”四個大字分外醒目。隨行人員介紹，深圳當時的住宅均價已沖到每平方米七千元，以當時的居民收入水平計算，需要十幾年才敢全款買房。朱镕基皺眉，“再這么熱下去，誰來收場？”短短一句，敲在在場官員心里。有位當地負責人小聲嘀咕：“總理，房地產撐著我們大半財政，真要剎車恐怕日子難過。”朱镕基聽得真切，他沒有發火，只是提醒，“房子賣得越高，債務就越大。銀行貸款一旦收緊，泡沫破了，城市怎么承擔？”

他的擔心并非憑空而來。早在1993年，海南房地產狂飆后的塌陷給財政和銀行體系留下沉重烙印；從那以后，朱镕基每到沿海城市都會問同一個問題——庫存多少？貸款占比多少？收房能力夠不夠？2003年春天舉行的國務院第九次全體會上，他再一次把“房地產過熱”的風險擺到桌面，明確要求金融部門盯緊開發貸和按揭貸，“別讓后人給我們埋單”。會場落針可聞，可樓市旋渦仍在加速。

房價并非他唯一的操心。第二件事是耕地保衛戰。20世紀末，中國城鎮化速度年均超過1個百分點，巨量的郊外良田被紅線外的廠房吞噬。 朱镕基翻閱國土部送來的圖表：1997年至2002年，全國耕地從19.5億畝降至18.5億畝。數字雖只相差“1”，背后卻是上千萬農戶的口糧。 他提筆在材料空白處寫下四個字：“藏糧于地”。在多次國務院常務會議上，他強調“土地紅線十八億畝不能破”。此后全國范圍啟動最嚴格的耕地占補平衡制度，可壓縮需求與地方創收的矛盾遠比紙面數字復雜，真正落地寸步難行。

第三根刺，是貧富差距的快速拉大。世界銀行資料顯示，1998年我國基尼系數已突破0.4。國際經驗告訴人們，一旦跨過0.5，社會沖突概率顯著攀升。朱镕基分管財政期間推出個人所得稅改革、關閉國有僵尸企業、允許民營資本成長，初衷是打破壟斷、增加就業，但他清楚，財富先流向了“跑得快”的群體。2001年，他在金融工作會議上直言：“先富不能只顧自己吃獨食，總要想想怎么帶動大多數。”一句“獨食”，帶著罕見的嚴厲，也透出深層憂慮。

三個問題交織，難解又急迫。樓市如果踩到剎車，宏觀經濟增速可能回落；耕地保護如果過度，地方招商動力立刻受限；分配若過于激烈調整，又容易干擾市場活力。朱镕基在任的最后一年，幾乎把一半精力放在尋找平衡點上。2003年一季度，他推動建設部、央行、財政部聯合下發文件，提高二套房首付比例，試探性給樓市降溫；同年，他批示加快“退二進三”試點，把低效工業項目遷出耕地集中區；至于收入差距，他支持增設“西部大開發”專項財政轉移支付，讓中西部能夠“先搭車再追車”。

遺憾的是，上述舉措只能局部緩解，遠未根治。那年3月14日十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閉幕后，記者問他對未來最牽掛什么，他握住話筒，沉吟數秒，說：“希望大家重視風險，別讓增長掩蓋了問題。”留下一句平實叮囑，他轉身走進人民大會堂西側走廊，身影在燈光下被拉得老長，仿佛仍在思忖那三道難題。

細看他擔心的邏輯，并不玄奧。房地產擠占金融資源，就業成本被推高；耕地流失威脅糧食安全，極端氣候一來便可能斷供；收入差距過大，社會流動性下降，消費潛力也會被鎖死。這些都是宏觀經濟學里再常見不過的連鎖反應，卻被他拎得異常透徹。有人說朱镕基“急”，其實是看得太遠；有人說他“狠”，不過是不愿拖字訣。

時針撥到今天，樓市調控、永久基本農田制度、共同富裕試點，無不與當年的憂思有關。歷史不會給出假設題。能夠確定的只有一點：在他離任時，那三個問題尚未解完；后來者無論換了多少套工具箱，終究還得對著同一份算式演算。正如他在國新辦記者會上略帶幽默地打的比方，“銀行、土地、分配，三口大鍋，各自火候不同，但都不能夾生也不能煮爛。”言罷，會場響起一片笑聲，卻沒人敢把它當作輕松的談資。

對一個決策者而言，最難的是把今天的繁榮與明天的隱患放在同一張紙上權衡。朱镕基在卸任前將注意力釘在樓市泡沫、耕地紅線與貧富差距三個“老大難”上，看似保守，實則清醒。問題不是有沒有，而是能否看見、敢不敢拆雷。或許，這正是那代領導人留給后人的思維方式：繁榮與風險，同處一張秤，誰也不能讓誰失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