崗村寧次，逃過了審判，平安回到日本，都怪這幾個人

一九四九年一月三十日清晨，寒潮還未散盡，上海外灘的霧氣里，一艘掛著日章旗的“興安丸”慢慢離岸。船艙深處，侵華日軍總司令崗村寧次掀開舷窗，向漸行漸遠的燈火望去——他知道，這趟行程意味著自己徹底脫離了中國的法庭。四年前，他的名字還牢牢寫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甲級戰犯候補名單上，如今卻能安然回國。謎底，其實藏在幾位中國政要的暗中操作里。

同樣在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天皇通過電波宣告接受《波茨坦公告》。中國大地鞭炮齊鳴，可在南京的崗村卻對著收音機愣神。他轉頭問副官：“真輸了？”副官低聲答“是”。他不死心地讓報務員再三核驗暗號，最后悶聲坐下，用日記寫下“憤懣難當”五字。彼時他手握兵鋒八十萬，自信尚可一戰，沒想到敗局已定。

投降意味著審判，尤其對這位三光政策的始作俑者而言。然而，第一根救命稻草來得極快。為了搶占受降及戰后主導權，蔣介石急電前線：“在華日軍只準向國民政府接受指揮，其它任何部隊無權受降。”這條限定，被不少史家視為改變崗村命運的轉折。因為與之并行的，是延安發出的另一封電報：命日軍就地向八路軍繳械。兩封電報擺在眼前，崗村嗅到了“外交生機”。

九月，南京郊外的雨花臺上，崗村與蔣介石的老部下何應欽密談數小時。對話內容外界只能拼湊其一二：“協助受降，可抵大罪。”聽到這句話，崗村心知機會來了。隨后，他被授予“日本駐華官兵善后總聯絡部長官”，名義上負責遣返工作，實則被完好地保留下身家性命。東京方面提出引渡，南京以“尚需配合國軍”為由一拖再拖。就這樣，法庭傳票被“準備不足”“身體欠安”一次次壓了下來。

身體欠安的戲碼也唱得逼真。上海虹橋日軍特別醫院至今存有厚厚的病歷本：高血壓、心悸、腸胃痙攣，癥狀翻來覆去地輪換；每逢檢方提訊，他就多一紙住院證明。那幾年，外界只聽到“改日再審”的含糊說辭，看不到他踏進審判席半步。

然而形勢說變就變。到一九四九年初，國共和談風聲鶴唳。李宗仁接任南京最高職位，為表示誠意，他下令重新緝拿在押日軍戰犯，甚至點名崗村。正當民眾以為正義曙光將至時，一通越洋電話從臺北打到上海。蔣介石只留下短短一句：“不能讓他落在別人手里。”電話另一端的淞滬警備司令湯恩伯沉默片刻，隨即布置了一場秘密行動。

湯恩伯與崗村的師生情并非坊間臆測。二十年代，他在日本陸軍大學留學時，正是崗村擔任教官。如今昔日恩師落難，昔學生握軍權，自有報恩之道。命令下達數小時后，崗村被悄悄從寓所轉移到碼頭，先躲在倉庫，再于凌晨登上一艘裝有國軍物資的貨輪。海風凜冽，崗村披著舊軍大衣，快步鉆進底艙。值班軍官提醒：“船離港后別出聲。”他點頭，卻壓不住嘴角微微上揚。

一周后，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秘書處在東京收到電報：目標已“無跡可尋”。再追，已來不及。跟隨崗村一起消失的，還有數箱未清點的戰時檔案，其中包括華北“三光”作戰的原始命令。史料鏈就此斷裂，至今難補。

崗村回到日本的第一站不是醫院，而是講壇。右翼團體為他安排了“大陸作戰經驗”巡回演說。聽眾席里，記者記錄下他轉身寫下的四個大字：“反共防波”。舞臺對此人無比寬容，他甚至在會上對著照片指點：“這一招對付游擊隊最有效。”然而，東京街頭的平民對此并無共鳴，他們更關心配給券和煤氣費。

五十年代中期，崗村應蔣介石邀請，秘密赴臺出任“革命軍事實踐研究院顧問”。一次授課，他與昔日學生湯恩伯相見。有人在窗外聽到一句玩笑：“老師，您如今不是戰犯，是貴賓。”兩人一笑而過，猶如戰火從未存在。

一九六六年九月，八十二歲的崗村因肺炎病逝東京青山。病房外，日本自衛隊中佐送來悼詞，內容仍不忘“保衛東亞”。醫學報告僅一句“衰竭而終”。可在中國北方與江南的無數村落，至今還能找到寫著“殺光、燒光、搶光”三字的殘墻焦痕——那正是他留下的血印。

從陰謀電報到秘密送逃，再到“教學返聘”，崗村的去留完全取決于三個名字：蔣介石、何應欽、湯恩伯。后兩人是執行者，前者是策劃者；政治交易、師生情分與反共算計交織，編織出一條通往日本的隱形航道。法網本應恢恢，卻終究難敵人心的角力，這是那艘“興安丸”留給歷史的冷冰回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