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斧年產超1000枚！擴產狂潮背后：美國導彈產能真能撐起全球野心？

近期，美國高調宣布導彈擴產計劃，尤其提出將“愛國者”導彈年產能提升至新高度，意圖強化軍事威懾力。而最新動向顯示，美國軍工巨頭雷神公司與五角大樓簽署5項里程碑式框架協議，大幅提高“戰斧”導彈（年產量超1000枚）、“先進中程空空導彈”（AMRAAM，年產量至少1900枚）、“標準-3”Block 1B攔截彈、“標準-3”Block 2A攔截彈及“標準-6”導彈（年產量超500枚）的生產能力并加快交付。這些協議覆蓋亞利桑那、亞拉巴馬和馬薩諸塞州的工廠，標志著美國導彈擴產進入新階段。表面看，這一目標氣勢洶洶，仿佛要打造“彈藥庫滿格”的備戰姿態。然而，深挖背后邏輯不難發現，這場“軍事秀”的背后，是美國制造業空心化與備戰野心之間的深刻矛盾——產能目標的實現，正面臨嚴峻的現實挑戰。

美國急于推進導彈擴產，背后確有復雜動因。首先，盟友訂單成為軍火商的“搖錢樹”。日本計劃采購400枚“戰斧”導彈，若協議落地，其采購量在單國訂單中較為顯著；歐洲多國亦因地區沖突加大防空導彈采購，推動雷神等軍工企業出口額攀升。其次，庫存壓力倒逼擴產緊迫性。中東沖突（如以伊“十二日戰爭”及打擊也門胡塞武裝行動）導致“戰斧”和“標準”系列導彈大量消耗，美國海軍學會網站指出，美軍正動用庫存彈藥應對突發事件。

中國軍事專家張學峰亦指出，俄烏沖突和以伊沖突暴露高烈度作戰對導彈的巨量需求——例如，伊朗向以色列發射的500多枚導彈，使協助攔截的美國“薩德”系統消耗了約1/4庫存。此外，軍工利益集團深度介入。通過“成本加成”定價機制，產量提升直接關聯利潤增長，企業游說投入維持高位，政商利益鏈條緊密捆綁。最后，政治因素亦不可忽視，選舉周期下，擴產計劃被包裝為“重振制造業”與“創造就業”的政績工程，意在爭取選民支持。

然而，制造業根基的薄弱，正成為擴產目標的“阿喀琉斯之踵”。數據顯示，美國制造業PMI長期在榮枯線下方徘徊，2025年12月降至47.9，已連續數月收縮；制造業就業人數占比降至8.5%的歷史低點，導彈生產領域熟練技工缺口超40%，生產線甚至出現依賴老技工與過時圖紙的窘境。更深層看，資本追逐金融與科技“快錢”的慣性，使制造業投資長期不足——產業占比僅9.7%，遠低于金融等服務業。

供應鏈的脆弱性更如“達摩克利斯之劍”：火箭發動機、高端制導芯片等關鍵部件高度依賴外部供應，稀土等戰略材料加工能力嚴重不足，成本飆升與預算超支問題頻現。據評估，現有條件下，擴產目標達成率短期內難以突破65%-70%，所謂“雄心”更多停留在紙面。即便雷神公司宣稱將大幅提高產能（部分型號產量翻倍至2到4倍），但專家張學峰強調，年產一兩千枚的儲備與產能仍顯脆弱，遠未達其吹噓的“充足”水平。

美國的擴產邏輯，本質是備戰思維驅動下的戰略選擇。通過補庫存、綁盟友、強產能，其地緣博弈意圖清晰可見。正如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所言，美國窮兵黷武的行徑，既加劇全球安全風險，亦反噬自身發展根基——制造業空心化、債務危機與社會撕裂，正是其好戰政策釀成的苦果。

歸根結底，美國的導彈擴產計劃，是利益集團博弈與戰略焦慮的產物。但制造業體系的系統性衰退，絕非短期政策所能扭轉。當國家資源過度傾斜于戰爭準備，而忽視經濟根基與民生發展，霸權衰落的風險便已悄然累積。美國的真正挑戰，或許不在于外部對手，而在于其難以自洽的戰略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