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柯賢會
“馮文知走了,突發腦溢血!”
“怎么可能?退休不到一年,怎么說走就走了?”
“真的,2月1號中午10點在老家發病,送醫院搶救無效,去世了!”電話那頭,朋友的聲音壓得很低。我握著手機,愣在原地,窗外的一切聲音驟然褪去,只剩下一種不真實的寂靜。那個身材高大、卷發濃密,永遠蓄著一身勁兒的人一幕幕,如同電影,浮現在我腦海里。
1991年秋天。空氣里彌漫著稻穗成熟的氣息,也壓著一個農家少年幾乎絕望的沉重。大學錄取通知書到了,可兩千元的學費,對我家來說,不啻于一個天文數字。砸鍋賣鐵,東挪西借,湊了一千元,剩下的那個缺口,像一道深不見底的溝壑,橫在我和未來之間。最后一絲希望,我系在了時任勇敢鄉副鄉長馮文知身上。去找他的時候,我是怯懦的,心想:“一個毛頭學生和一個鄉長,隔著太遠的距離,怕他不會搭理我,更不會給我辦事。”但是,為了求學,為了前程,我還是硬著頭皮去找了他。
我至今記得他辦公室的模樣,簡單,甚至有些陳舊。他聽我結結巴巴說完,眉頭都沒皺一下,只說了句:“走!”便跨上那輛半舊的“公雞娃兒”般的嘉陵摩托。我坐在后座,手抓著鐵架,風呼呼地從耳邊刮過,卷起鄉間道路上的塵土。他寬闊的后背擋在前面,讓我那顆七上八下的心,莫名地安定了些。
摩托徑直開到了我們村支書來玉明家的商店里。馮文知下車,拍拍身上的灰,對迎出來的支書開門見山:“來支書,你們村里出了大學生,現在學費有困難,你們要幫助他!”來支書二話沒說,從貨架后邊床鋪席子底下取出一千元錢,他把錢塞到我手里:“拿著,好好念書。”
那一刻,我喉嚨發緊,一個字也說不出。那不僅僅是一千塊錢,那是一個鄉長和一位村支書,用他們的擔當和大愛,為我這個普通農家孩子搭起的一座橋。那個夏天,摩托車的引擎聲,馮鄉長簡短的囑咐,鈔票上殘留的席子印記,混合成我青春記憶里最鏗鏘有力、也最溫暖濕潤的底色。
后來我知道,這份“二話沒說”的熱忱,貫穿了馮文知的一生。他從普通干部干起,憑著一股子扎實和闖勁,做到幾個鄉鄉長位置,最后主動申請調回老家壩河鎮,像一顆螺絲釘,把自己擰在了最需要力氣的扶貧關節上。
2018年國慶,他約我回老家看看。他弟弟文卿開車,我們直奔伏羲山而去。在我們步行上山途中,秋日的陽光穿過疏朗的枝葉,在他的卷發上跳躍。他走得不快,卻穩,指著陡峭的山路對我說:“你看這山上風景好,就是不通水泥路,太難走,不方便,我琢磨著,得想辦法修一條水泥路,直通山頂。”
我喘著氣,問:“這么大工程,難度不小吧?”
他停下腳步,回過頭,眼神亮得灼人:“事在人為。路通了,伏羲的山巒、寺姑的云海、壩河的水色才能真正變成風景,才能引來游客。村民就能搞民宿,賣獼猴桃、黑豬、土雞等山貨,這才是長久的活路。”他談起規劃,條分縷析,哪里可以設觀景臺,哪片坡地適合擴大獼猴桃種植,仿佛眼前的荊棘荒草,已然在他心中鋪就成了錦繡藍圖。那一刻,我仿佛又看到了當年那個騎著摩托、風風火火為奔波的鄉長,只是歲月將他的鋒芒打磨成了更堅韌、更綿長的執著。
從山頂下來,車子在盤山路上緩緩而行。窗外掠過一片片整齊的藤架,蒼翠的葉子在陽光下閃著光。“這就是寺姑村的獼猴桃,”他語氣里帶著不易察覺的驕傲,“快成氣候了。”車子駛入村莊,水泥路通到家家戶戶門口,白墻灰瓦的民居整潔有序。有村民認出了他的車,老遠就笑著揮手,大聲喊:“馮鄉長,又來轉啊!”他也笑著點頭。那笑容,是真正融進了這片土地的踏實和欣慰。
那次回去,我心潮難平,為他寫了《為扶貧“老兵”點贊》。他看到文章,哈哈一笑,說:“我算什么兵,就是個不想閑著的老漢。你寫周云喜的花燈,那個好,老手藝不能丟,那也是咱們的寶。”
這就是他。他心里裝著的,是一條能讓汽車開上伏羲山頂的路,是能讓獼猴桃賣出好價錢的產業,是能讓周云喜那輩藝人的花燈繼續傳下去的光亮,是讓這一方水土上每一個人過得更好一點的力量。鄉親們說他“大部分時間還在老家住”,哪里是“住”,他是把最后的根系,都扎進了壩河的泥土里,把魂留在了這片土地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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