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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斗是古代官場的永恒主題,合作是不可能合作的,致對手于死地才是王道。
大明朝除了制度的崩潰外,官僚的內斗也是它滅亡的主因。
要么是文官和太監斗(閹黨和清流),要么是文官和文官斗(東林黨和齊楚浙黨),要么是文官和武將斗(馮銓和熊廷弼、溫體仁和袁崇煥、楊嗣昌和左良玉),要么是武將和武將斗(袁崇煥和毛文龍),要么是皇帝和百官斗(崇禎和文武百官)…
大明朝最愛的就是內斗,要是哪天不打架,那就不是大明朝了。
上面這些都屬于內部矛盾,可歷朝歷代很多次都是亡于內部矛盾。
崇禎最痛恨“黨爭”,但偏偏是他讓黨爭發揚光大,你說蹊蹺不。
那這些人到底是在斗什么?無非兩字,權與利。
袁崇煥和毛文龍爭得就是權和利。
袁崇煥上任薊遼督師后,名義上是薊遼地區最高軍事長官,毛文龍作為東江總兵,是袁崇煥的下屬,但是毛文龍根本不把袁崇煥當回事,處處跟袁崇煥對著干。
袁崇煥的方案是“遼人守遼土,以守為攻”,主張集中資源固守寧錦防線,依托堅城大炮逐步推進,對后金實施經濟封鎖和消耗戰。而毛文龍卻主張“海上牽制,敵后游擊”,以皮島(東江鎮)為基地,聯絡朝鮮,頻繁騷擾后金側翼,宣稱“使敵不得安枕,不可專力西向”。
袁崇煥認為毛文龍孤懸海外(皮島),耗費巨額糧餉卻戰果有限,且難以節制,分散了遼東正面戰場的資源。毛文龍則自詡為牽制后金的關鍵力量,強調其戰略不可替代性,要求朝廷持續供應糧餉。
袁崇煥視毛文龍為“耗餉而無實功”的掣肘,毛文龍則視袁崇煥為“畏敵退縮”的庸帥,這倆人從一開始就勢同水火。
袁崇煥“五年復遼”的計劃,從崇禎那里換來了“戶部轉餉,工部給械,吏部用人,兵部調兵”皆聽其便的權力,可毛文龍根本不鳥他,還是自行任命官吏、征收商稅,甚至與后金私下搞糧食貿易,形成半獨立勢力。袁崇煥試圖核查東江兵力、糧餉,遭毛文龍強烈抵制。
毛文龍這個家伙,是出了名的的慣犯,他在天啟年間就經常謊報軍功、殺良冒功、殘害百姓、貪污軍餉,袁崇煥上任后,毛文龍上報東江兵力達“二十萬”,要求巨額糧餉,擺明的就是跟袁崇煥對著干。
袁崇煥將東江糧餉由寧遠海運直達改為經登州轉運,試圖卡住毛文龍經濟命脈,毛文龍上疏給袁崇煥穿小鞋,兩人經常打罵戰,婆說婆有理公說公有理,搞得崇禎不知道誰是忠臣誰是奸臣。
毛文龍自恃功高,常以“海外天子”自居,藐視袁崇煥,袁崇煥以督師身份召見他,毛文龍態度倨傲,雙方會談時“爭禮數,語多不遜”。
一個薊遼總督,一個東江總兵,居然當著下屬的面打嘴仗,這成何體統。
袁崇煥要統一事權,要全盤指揮遼東兵馬,毛文龍要保持獨立,要多方面給袁崇煥掣肘。
兩人為了權和利互不相讓,最終的結局只能是“火并”。
如果袁崇煥和毛文龍能夠放下成見,兩人“精誠合作,共赴國難”,那遼東自然有不一樣的結局。
袁崇煥在關寧錦前線以守為攻,毛文龍在后金腹地騷擾牽制后金,等到將后金搞得疲憊不堪的時候再同時出兵,掃蕩王廷,這將是千古功績。
但這種事情永遠也不會發生,一個以內斗為主業的朝廷,怎么可能放下成見互相合作,這是明朝的癌癥,沒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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