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年授銜結束，陳賡赴西花廳與穎超合影留念

1961年3月25日，北京的早春仍有寒意。中山公園內，松柏肅立，中山堂前花圈疊起，一場特殊的追悼會正在準備。走進會場的人都清楚，這是要送別一位在槍林彈雨中闖出來的開國大將，也是周恩來和鄧穎超口中“像家里晚輩一樣親”的陳賡。

就在九天前，周恩來還在廣州忙著工作。一封從北京飛來的加急電報，猛然打斷了他的日程。電報內容不長，卻每個字都像有千斤重——陳賡因病在1961年3月16日逝世。那一刻，周恩來手里的電報紙在微微發抖，身邊的工作人員只看到他沉默了很久，隨后才低聲說了一句：“陳賡同志的追悼會，等我回去參加。”

追悼會那天，周恩來親筆寫下“陳賡同志之骨灰”幾個字，字跡遒勁，卻壓抑著難掩的悲痛。鄧穎超站在旁邊，神情格外凝重。對他們來說，這不是一場簡單的告別，而是三十多年師生情、戰友情、親人情的落幕。

有意思的是，如果把時間往前撥回到1955年秋天，畫面卻完全不同。那時的陳賡，剛在中南海懷仁堂領取了大將軍銜，穿著筆挺的新禮服，一路拉著周恩來往西花廳“報喜”。同樣在中南海，同樣是這幾位熟悉的人物，兩種情景，截然不同的心情，只隔了短短六年。

一、黃埔軍校里走來的“頑皮學生”

把時間再往前推，推到1924年。那一年，黃埔軍校剛剛創辦不久，學校里聚集了一批后來影響中國命運的人物。陳賡，就是在這一年走進黃埔的，他是第一期學員。

陳賡1903年出生在湖南湘鄉，家里有軍人傳統，他的祖父曾是湘軍將領，跟隨曾國藩南征北戰。這樣的家庭氛圍，對一個小男孩的影響不難想象。村子里的孩子玩游戲，多是“打仗”“操練”一類，而陳賡帶頭，揮著木槍，扯著嗓子喊口號，小伙伴都喜歡跟在他后面轉。時間久了，“當兵、報國”對他來說，幾乎變成一種本能。

13歲那年，他就跑去投軍，在舊軍隊里摸爬滾打一段時間，吃了不少苦，也練出一股子倔勁。到了1921年，他來到長沙，接觸到馬克思主義思想，這個有著強烈報國心的青年，很快加入中國共產黨，把個人命運和國家前途真正綁在了一起。

1924年春夏之間，黃埔軍校正式招生。陳賡考入后，成了第一期學生。那時的黃埔，不只是教操炮、戰術，更強調政治教育。正是在這一年，剛從歐洲歸來的周恩來來到軍校，擔任政治部主任。一個是精力充沛、愛鬧愛笑的年輕學員，一個是沉穩干練、極有魅力的政治指導者，兩人的師生緣分，從這里開始。

說起來，周恩來第一次注意到陳賡，并不是在課堂上，而是在學生宿舍里。軍校管理嚴格，晚間查寢基本是例行公事。某天夜里，周恩來走過幾間宿舍，都是安靜無聲，卻偏偏有一間傳出一陣陣笑聲。他推門進去，只見一群學員圍成一圈，中間有人正“表演節目”。

那人左手舉著空碗，右手握著筷子，假裝碗里有長長的面條。因為個子不高，他又是踮腳又是彎腰，就是夠不著“面條”，急得滿臉通紅，索性蹬個凳子，再后來干脆躥到桌子上，一邊“吃面”，一邊做夸張動作，把周圍的人逗得前仰后合。周恩來進門后，并沒有當場呵斥，而是站在門口看了片刻，自己也被逗笑。

等到那位“演員”一轉頭，看見門口站著的周恩來，立刻從桌子上跳下來，抹了抹衣服，一本正經地敬禮：“周主任好！”周恩來忍不住說：“演得挺像，連我都看入迷了，你這個水平，去戲班子都不遜色。”那位學員撓撓頭：“鬧著玩，鬧著玩。”周恩來問：“你叫什么名字？”對方答得干脆：“陳賡。”

于是，觀眾看到的，是一個濃妝艷抹、步伐妖嬈的“姨太太”，手帕輕搖，眼神顧盼，連小碎步都走得像模像樣。等謝幕時，大家發現原來扮演者是個大老爺們，全場笑聲和掌聲一起涌出來。不得不說，這個“黃埔頑皮學生”，從那時起就顯出一種與眾不同的靈氣。

在訓練場上，他同樣不含糊。軍事課訓練刻苦，政治課上思路清晰，綜合表現優秀。1924年他從黃埔軍校畢業時，被評為優秀學員，還被分配到周恩來身邊工作，協助政治部事務，某種意義上成了周恩來的“小秘書”。師生關系，由此變得更加緊密。

二、“穎超大姐”：戰火年代的親人情分

如果說黃埔軍校讓周恩來認識了陳賡，那么1925年夏天在廣州發生的一件小插曲，則把鄧穎超拉進了這層關系里。

他一邊擠過人群，一邊結結巴巴地說：“穎……穎超大姐，我怎么在火車站沒看見你？”周恩來看著這弟子又窘又急的模樣，忍不住打趣：“穎超，這就是我跟你提起過的陳賡。今天我太忙，讓他去車站接你，誰知道差點把新娘子給弄丟了，你說，該不該罰？”

鄧穎超伸手握住陳賡的手，說得很真誠：“我本來就跟恩來說，不用人去接，我自己也能來。倒是麻煩你跑了一趟。”這句話，既是安慰也是認可。從那以后，陳賡對“穎超大姐”格外尊重，把她當長輩，又當親人。

為了“將功補過”，陳賡主動要求負責婚禮籌備。從場地布置、酒席安排，到賓客名單、物資準備，他一項項落實。周恩來忙于工作，很多細節顧不上，都是陳賡和鄧穎超逐條確認。兩個人在忙碌中逐漸熟絡，既談籌備，也聊戰友近況，時間一長，感情自然拉近。

1925年8月8日，周恩來與鄧穎超在廣州正式舉行婚禮，儀式不奢華，卻很溫暖。那時的他們還想不到，日后風雨幾十年，這段婚姻要承受多少時代風浪。而在那場婚禮里跑前跑后的陳賡，既是辦事人，也是見證人。

有意思的是，這位讓人頭疼的“黃埔頑皮學生”，到了戰友婚姻這件事上，卻又熱心又靠譜。鄧穎超對他個人問題也格外上心。她并不是簡單地“操心婚事”，而是出于對這位有血性、有擔當戰友的關懷。

早在1923年，陳賡在工人夜校學習時，就認識了王根英。這個姑娘出身工人家庭，立場堅定，性格爽朗。陳賡對她一見鐘情，卻選了一個相當“直球”的方式：連寫三張紙條表白，接連塞給王根英。結果對方沒回信，而是干脆把三張紙條貼到了墻上，任由來往的人觀看。

可以想象那畫面有多尷尬。陳賡那股直來直去的勁，在戰場上是優點，放在愛情上就顯得有些魯莽。鄧穎超知道后，專門找他談。既有點生氣，又帶點笑意：“平時看你機靈，關鍵時候怎么就不會辦事了？求愛不是這樣求的，你這么搞，人家小姑娘只會覺得你冒失。”

陳賡還不服氣，嘴上硬：“現在不是講戀愛自由嗎？我喜歡她，直接說出來有啥錯？”鄧穎超也不讓：“你倒是痛快了，有沒有考慮人家怎么想？要感動對方，得靠你平日的表現，不是靠幾張紙條。”

在她的調解下，一邊向王根英解釋陳賡的性格，一邊勸陳賡用行動去證明，雙方漸漸放下尷尬，開始真正了解對方。1927年，陳賡在武漢參加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時，兩人重逢。經過這幾年的共同奮斗，關系水到渠成。在周恩來和鄧穎超的撮合下，兩人步入婚姻，很快有了一個兒子。

陳賡坦率地說過：“我和根英的婚事，穎超大姐算半個紅娘。”這話并不夸張。戰火中，很多人的個人生活被擠到了角落，有人能記得、能幫忙操心，實屬難得。

噩耗傳來，陳賡痛不欲生。對于一個性格外向的人來說，真正的悲傷往往是沉默。他很長時間走不出陰影，心里既有對妻子的思念，也有戰火年代太多無可奈何。直到三年后，他才與傅涯結為夫妻，把家庭重新撐起來。但不論如何，王根英的名字，一直留在他的記憶深處。

三、從“學生陳賡”到“開國大將”

如果只看黃埔軍校里那位愛表演、愛鬧騰的學生，很難想象他將來會成為共和國的開國大將。但戰爭年代往往就是這樣，真正打起仗來，能鬧騰的人，不一定不可靠。

1920年代中后期到抗戰、解放戰爭時期，陳賡輾轉多個戰場，從大革命到土地革命，從抗日戰場到解放戰爭的中原、華東和西南地區，都留下他的身影。在這段漫長的歲月里，他身上那股不怕死的勁兒和靈活機警的頭腦，成為指揮作戰的重要優勢。

他在早期就參加了南昌起義、廣州起義，之后上井岡山，在紅軍時期擔任過重要職務。長征中，他受傷落下病根，卻依舊咬牙堅持。抗日戰爭爆發后，他赴太行山，堅持敵后抗戰，對付日軍和偽軍，指揮游擊戰與運動戰，多次給敵人沉重打擊。到了解放戰爭時期，他曾在中原戰場擔任重要指揮任務，組織突圍、反擊，作風堅決而靈活。

這里不妨稍微停一下。陳賡身上的一個特點，很多戰友都提到過：打起仗來，他既敢打硬仗，又善于用“活法子”。戰場上，他喜歡親自到前沿陣地查看，掌握第一手情況。有時夜里蹲在前沿陣地邊緣，聽著敵人陣地里的動靜，再回去調整部署。這種習慣，說冒險也確實冒險，但從軍事指揮的角度看，能更準確地判斷戰機。

正因為這幾十年的戰功，1955年授銜時，他被授予大將軍銜，完全在情理之中。

1955年9月27日，北京中南海懷仁堂內，簡潔莊嚴的授銜儀式正在進行。這是新中國成立后人民解放軍的首次大規模授銜，是對幾十年浴血奮戰的系統肯定。這一天，共有1052位將領被授予軍銜，其中元帥10人，大將10人，將軍數百。

當陳賡胸前佩戴起大將軍銜時，周恩來走上前，為他整理領口，輕輕拍了拍他的肩膀，眼神里既有欣慰，也有一種“看著孩子長大”的意味。這位當年黃埔軍校的頑皮學生，終于以大將的身份，站在共和國的舞臺正中央。

四、西花廳前的一聲喊：大將軍的“孩子氣”

授銜儀式結束后，許多將領按安排參加合影、會見，有些人回部隊，有些人回機關。但陳賡心里惦記的，除了這身新軍裝，還有一個人——“穎超大姐”。

他從懷仁堂出來，身上的大將禮服熨帖而莊重，胸前勛標閃著光。在外人眼里，這是一個標準的“威嚴將領”形象。但等他鉆進車里，那股按捺不住的興奮就透了出來。他堅持拉上周恩來，同車直奔西花廳，一副“我得馬上給家里人看一眼”的神情。

車剛在西花廳門口停下，他就推門跳下去，一邊走一邊喊：“穎超大姐！穎超大姐，你快出來看看——”這一聲喊，把院子里的寧靜都打破了。

周恩來看著他有些忍俊不禁：“你這個樣子，哪像個大將軍？”這話聽起來像責怪，其實滿是親昵。只有熟悉的人，才會用這種語氣。

鄧穎超聽到動靜，從屋里出來，一眼看見站在院子里、身姿挺拔的陳賡。她打量了一下，笑著說：“這一身，可真神氣。”陳賡像個剛領完獎狀的學生，略帶得意，又有幾分羞澀，趕緊回頭招呼秘書：“快，把相機拿來，我要跟穎超大姐照張相。”

拍完照，陳賡一刻也閑不住，快步走進屋里，打開柜子翻翻找找，一邊找一邊嘀咕：“穎超大姐，家里那些好吃的呢？趕緊都拿出來，今天可得慶賀慶賀。”這種略帶孩子氣的舉動，讓周恩來看得又好氣又好笑，只能用手指點著他：“好你個陳賡。”

從黃埔時代算起，周恩來和陳賡之間，其實一直保留著一點“老師和學生”的氛圍。即使到了新中國成立之后，身份變了，地位變了，那種不拘形式的親近感仍然在。有意思的是，越是官銜高、資歷深的人，在真正熟悉的人面前，越容易顯出最原本的一面。

這一日的歡笑，如果能延續得久一些就好了。可人的身體畢竟有限。多年戎馬生活，陳賡身上留下大大小小的傷，建國后又長期超負荷工作，這些都不斷透支他的健康。

1950年代后期，陳賡多次出現心臟病癥狀。1961年之前，他已心臟病發作數次。每次醫生勸他注意休息，他總是笑笑，轉頭又投入工作。這種性格在革命年代是寶貴的，在和平年代，卻不可避免地變成一種風險。

1961年初，陳賡的病情進一步加重。在最后一次突發心臟問題后，他陷入昏迷，終究沒能醒來。3月16日，這位57歲的開國大將離開人世。按虛歲計算，他接近58歲，成為第一位去世的開國大將。

電報傳到廣州時，周恩來的反應，之前已經說過。那并不只是對一位高級將領去世的惋惜，更像是對一個一路看著成長、共同經歷風雨的晚輩突然離去的難以接受。鄧穎超得知消息后，也沉默了許久。曾經那個在黃埔劇社里男扮女裝逗大家一笑，后來在西花廳門口大喊“穎超大姐”的年輕人，再也不會出現在她眼前。

1961年3月25日，中山公園中山堂內，陳賡的追悼會莊嚴隆重。周恩來親筆寫下骨灰盒上的字，鄧穎超站在靈前，目光始終沒有離開那一抹熟悉的名字。對于旁觀者來說，這是國家為一位大將送行；對于他們來說，更像是在送一位從學生時代就認識的至親。

回看陳賡的一生，從湘鄉少年到黃埔學生，從紅軍將領到開國大將，他身上始終有幾條清晰的線：敢打敢沖的軍人本色，不拘小節卻重情重義的性格，還有對周恩來、鄧穎超這對“恩師、長輩”的真摯感情。1955年那張在西花廳門口的合影，恰好把這些線索定格在同一個瞬間。

畫面里，他身著大將禮服，笑容明亮，身邊是親切敬重的“穎超大姐”。那一刻的輕松與愉悅，仿佛可以抵消許多戰爭年代的硝煙。可惜，時間只給了他不長的六年。等到1961年春天，中山堂里白花如海，人們才忽然意識到，有些大笑聲，有些大嗓門，在記憶里遠去之后，就再也回不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