蘭德公司： 智能時代決定大國興衰的七大社會基因

2026年1月26日，蘭德公司發布報告《國家的新時代：AI時代的權力與優勢》（A New Age of Nations: Power and Advantage in the AI Era）。報告作者為蘭德公司資深研究員邁克爾·馬扎爾（Michael J. Mazarr），其早前還曾擔任美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特別助理。

與以往側重于算法、算力或半導體供應鏈的技術分析不同，這份報告提出一個核心觀點：在重大技術轉型時期，單純的技術領先并不足以轉化為持續的國家優勢。AI競爭的關鍵不在于“誰的技術最好”，而在于誰能將AI有效嵌入社會結構之中。真正具有競爭力的國家，是那些能夠通過制度安排、社會動員和治理能力，使整個社會適應并利用AI的國家。因此，作者強調，AI時代的國家競爭本質上是一場社會層面的競爭，而非單純的技術競賽。

一、 走出“唯技術論”的誤區

世界正站在一場決定性技術革命的門檻上：人工智能（AI）作為人類歷史上最新出現的——且可能是迄今為止影響最深遠、應用最廣泛的——通用技術。與工業革命類似，這場變革將對國家命運產生重大影響，并重塑全球權力格局。在這場AI競賽中，各國政府往往將目光聚焦于半導體芯片、訓練算力和數據中心。美國政府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確保在這些關鍵組件上的領導地位 。

然而，馬扎爾在報告中一針見血地指出，美國可能正在犯一個巨大的戰略錯誤：忽視了關于AI與國家競爭力的深層真相。報告指出，一個國家能否繁榮發展，取決于其社會能否為新技術的普及應用提供沃土，取決于其能否有效管控轉型進程，從而維系健康、有序、穩定的社會發展。可以說，AI時代的成功更多是社會層面的挑戰，而非單純的技術問題。

歷史經驗表明，工業革命時期的英國之所以能崛起，不僅僅是因為它發明了蒸汽機，更是因為它擁有一個充滿活力的社會生態系統、有效的制度和適應性強的文化。同理，AI時代的贏家，將是那些能利用AI讓整個社會更具競爭力的國家，而不僅僅是擁有最佳模型的國家 。

二、 決定大國興衰的七大社會基因

基于蘭德公司此前關于“國家競爭力的社會基礎”的研究，報告提出了決定AI時代國家命運的七大核心特征。AI技術將與這些特征發生深刻的相互作用，在每個領域，AI既可能帶來革命性新動能，也可能動搖社會凝聚力與活力的根基。

1.國家抱負與意志力（National Ambition and Willpower）：歷史上的強國都擁有一種渴望成就和塑造未來的集體自信 。AI有望通過創造財富和解決難題來重振這種雄心，但也存在巨大風險：當機器能完成絕大多數工作，且表現遠超人類時，人類如何保持個人與集體的抱負與意志？ 倘若一個國家的民眾認為，他們可以輕易置身于AI革命帶來的財富洪流之下——這場革命終將使許多工作崗位消失——那么其結果絕非國家雄心的再度綻放，而是全民性懶散的蔓延。這樣的國家雖能從世界領先的AI技術中獲得一定優勢，卻會淪為缺乏競爭力的空殼。

2.統一的國民身份認同（Unified National Identity）：強大的國家需要凝聚力 。AI可能通過提高治理效率來增強認同感，但更危險的是，催生新型不平等形態，改變權力格局，用人工合成的連接取代真實的人際互動，加劇人們對世界的認知分歧，從而侵蝕國家團結的根基。因此，在AI時代，任何希望維系強烈民族認同感的國家，都必須以空前的決心投入社會資源，全力捍衛這種認同。但問題在于，強化民族團結的舉措可能暗藏風險。這類議程極易演變為排外情緒，試圖強化構成傳統國家核心群體的道德與地緣政治價值。

3.共享機遇（Shared Opportunity）：理論上，AI可以憑借強大的方式推動共享機遇的方方面面。它能讓經濟利益更公平地惠及全民，為那些被邊緣化的群體開辟新的發展通道，幫助發現人才的潛力，并促進全球人才的融合，但AI無法僅憑其自然發展就實現這些目標，除非社會決定技術革命必須以共享且人道的方式實現賦權，否則任何技術革命都不太可能真正實現這種目標。因此，終極問題不在于AI將如何影響人類，而在于我們決定為自身創造怎樣的未來。

4.積極有為的國家（An Active State）：盡管AI在提升積極有為的國家效率與效能方面具有巨大技術潛力，但其對社會的廣泛影響卻存在重大風險——可能進一步瓦解維系政治共同體團結與信任的紐帶，而這些紐帶正是讓共同體能夠為集體利益行動的基礎。未來十年，各國將展開一場積極國家間的競爭——這場追求有效治理的較量，不僅關乎如何從AI中獲取最大利益，更關乎如何提升對國家實力至關重要的社會品質。各國政府如何善用AI提升治理效能——不僅在于實現物質效率的提升，更在于在公眾眼中削弱權威——將對塑造未來十年的國家競爭力起到關鍵作用。

5.有效的制度（Effective Institutions）：這里所說的制度不僅指企業、政府機構等正式組織，還包括長期延續、塑造社會行為的非正式行為規范與社會習慣。這些制度既為個人和集體行動提供支持，又對其形成約束。AI確實具備實現重大效率提升、以驚人方式重塑制度的潛力，但新技術應用初期，往往不會產生平等效應，而有可能是對官僚主義和專制統治的超級充電，從而形成“技術利維坦”。可能通過削弱社會關系中真實互動的基礎，從而侵蝕社會資本。若要通過AI部署實現制度更高效、更有效，同時減少掠奪性并增強人性化，保持持久的競爭優勢，就必須密切關注如何將這一強大新工具融入組織和調節社會的人類機構之中。

6.學習與適應型社會（A Learning and Adapting Society）：AI作為強大的科研輔助工具，能加速發現，也能提升國家的適應能力。它是一種學習引擎，先進AI將成為新創意生成、實驗探索和模擬試錯的強大源泉，并能以快速生產的方式為任何率先行動的國家帶來顯著的競爭優勢。但報告警告了一種“認知卸載”（cognitive off-loading）的風險：AI很可能至少在某些方面加劇許多社會面臨的認知危機，削弱我們達成科學、社會或政治共識的能力。就先進AI模型取代人類深度思考與理論構建而言，無論其多么智能，都將損害我們的長期智力發展。

7.競爭性多樣性與多元化（Competitive Diversity and Pluralism）：正如它是一種學習引擎，先進AI將成為新創意生成、實驗探索和模擬試錯的強大源泉，并能以快速生產的方式為任何率先行動的國家帶來顯著的競爭優勢。但這些益處必然伴隨著AI對集體與個人知識環境構成的風險，并在某種程度上被抵消。AI很可能至少在某些方面加劇許多社會面臨的認知危機，削弱我們達成科學、社會或政治共識的能力，其算法的同質化傾向也可能會扼殺多樣性。

三、 AI革命的“漸進式”陷阱

關于AI發展的速度，報告探討了三種情景：“起飛”（Takeoff）、“穩定期”（Plateau）和“漸進式涌現”（Gradual Emergence） 。

盡管“奇點臨近”的說法甚囂塵上，但馬扎爾認為“漸進式涌現”是最可能的情景 。原因在于，雖然模型能力提升迅速，但技術的擴散（diffusion）面臨著巨大的現實阻礙——從昂貴的算力成本、稀缺的數據，到復雜的監管、法律挑戰以及人類組織的惰性 。

這就帶來了一個戰略悖論：這種漸進性可能會讓決策者產生一種虛假的安全感，誤以為這只是又一次普通的產業升級。然而，AI帶來的變革是指數級積累的，一旦跨過某個臨界點，其對社會結構的沖擊將是毀滅性的。美國如果僅僅為了應對“起飛”情景而囤積算力，卻忽視了為“漸進式”變革做好社會準備，最終可能在長跑中輸掉競爭 。

四、 核心危機：人類主體性的喪失

報告最深刻的洞見在于指出了一個哲學層面的國家安全風險：人類自主能動性（Autonomous Human Agency）的危機。現代化強國的活力源于其公民相信自己有能力改變命運、探索未知。然而，AI的廣泛應用可能從根本上侵蝕這種主體性。當算法決定了我們要讀什么新聞、買什么商品，甚至選什么職業時，國民可能變成被動的“數據節點”，而非積極的創新者。

報告警告：“那些能夠駕馭AI革命，使其增強而非削弱人類能動性和尊嚴的社會，將會繁榮；而那些任由AI疊加在掠奪性制度之上，進一步剝奪人們能動性的社會，將遭受長期的競爭劣勢。”

五、 美國的戰略選擇：一場“國家復興”運動

基于上述分析以及報告的核心論點——在AI時代，國家競爭優勢將屬于最強大的社會，報告為美國提出了一份超越單純技術政策的“國家復興”戰略清單 ：

1.提升公共部門的AI能力：政府不僅要監管AI，還要成為AI的高明用戶，以提升治理效能并贏回公眾信任 。

2.培養相關人才：通過教育改革和基礎設施部署等提高對新興技術的理解能力與應用技能。

3.推動AI應用，以擴大社會整體的機遇范圍：通過政府、企業、高校、慈善組織等措施，擴大AI應用的輻射范圍，尤其是針對弱勢群體的措施。

4.開展全國性的運動，保障自主決策權：通過教育改革和政策設計，確保AI是賦能而不是束縛人類的決策能力。

5.為知識的新時代保駕護航：通過改善基礎設施、國家基金等方式支持探索知識的新邊界。

6.利用AI和有針對性的法律來改善信息環境：通過事實核查計劃、批判性思維課程，以及識別社交媒體虛假信息的活動等開展對腐敗的信息環境的治理。

7.將AI與制度改革相結合，以削減公共部門的官僚作風：借助AI，實現機構精簡，提高辦事效率。

8.創建前瞻性的AI預見和戰略功能：設立專門機構（如AI風險情景辦公室），對可能出現的顛覆性社會后果進行預判和演練。

結 語

《國家的新時代》這份報告反復強調，技術創新雖是必要條件，卻并非決定性因素。無論AI技術發展到了何種高度，在當今技術轉型的關鍵階段，決定國家實力的根本因素仍在于各國更深層次的內在稟賦，即整個社會系統對技術變革的吸收、適應與實踐能力。這涉及長遠愿景的牽引、發展機遇的共享機制、制度體系的運行效能、社會的學習適應能力等國家深層基因，其重要性遠超出某一具體的技術參數或研發指標。因此，人工智能的競爭遠不止于純粹的技術競賽，而是一場涵蓋經濟發展模式、治理體系現代化與創新生態構建的綜合性較量。這要求政府、市場與社會形成合力，通過制度設計、資源整合與文化培育，系統性地提升社會整體對智能技術的吸納與轉化能力，從而在深層次上塑造國家的未來競爭力。

田春芝，上海市科學學研究所科技與社會研究室助理研究員。文章觀點不代表主辦機構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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