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悅讀空間】張莉 || 重識短篇小說的律動與光澤

重識短篇小說的律動與光澤

文/張莉

讀弋舟“人間紀年”系列作品，我想到短篇小說的律動與節奏問題。想到這些小說與時代和時間的關系問題。怎么可能不想到時間呢？“人間紀年”系列作品由《丙申故事集》《丁酉故事集》《庚子故事集》《辛丑故事集》構成，每一部小說集都以傳統時間命名，有著清晰的時間劃痕。作家所寫之事就發生在“當下”，或者說，發生在剛剛過去的“當下”，是我們剛剛親歷不久的事。一個肥胖的小哥開著他的快遞車；一位離異的中年女人夜跑時遇到了年輕的女孩子們；一個遠方的年輕男子，因為一種“算法”和一位中年女性在網上相遇了；因為隔離，兒子不得不和老父親朝夕相處……

快遞生活，網約車經驗，社交媒體里的故事，離婚與單身的人們，咖啡館里的訴說，夜跑時所遇到的……這些場景無一不指向我們所身在的現實。這些小說也因為現實共振而形成了獨特的律動——盡管寫的是現實，但與真正的現實之間也并不是一比一的關系，現實中這些事微末而似乎不值一提，以至于如果我們未在小說中讀到，很可能會忘記。慶幸的是，名為“人間紀年”的平凡故事，散落在弋舟各個不同的短篇小說里，構成了文學意義上的“人間紀年”。

為什么這些小說令人難忘？是因為小說家在文學世界里重構了一種現實、一種秩序。《核桃樹下金銀花》里，我們看到了那位快遞小哥，他的內心總有逸出世界秩序的渴望，渴望生命中能有撒開把的那一刻。在十七歲偶然做快遞員的時光里，他遇到了一個胖胖的女孩。兩個胖胖的年輕人走在四月的玉林十巷里，女孩子提到核桃樹開花了，提到“我家地里種了好多核桃樹”“還有金銀花，我媽在核桃樹下還種滿了金銀花”，甚至，這個女孩子離開他時還說起，“馬上五月了，田里的金銀花就要采摘了”。

許多年過去了。后來的歲月里，核桃樹下金銀花的場景一直在他的腦海里閃現，“核桃樹下金銀花，此刻，我非常確鑿地看到，她就置身在某個這樣的背景里。”小說的后半部分當然是尋找，而最后我們才慢慢知曉，那個女孩兒后來回到了汶川，而很有可能，她消失了。“如果今天我沒有回到玉林街，那么她就永遠在核桃樹下的金銀花叢中勞作與收獲，永遠活在我十七歲的一次冒險中，健壯、雄闊、矜重而有威儀。”是的，小說中，去玉林街送快遞這件事情之外，我們清晰地聽到了那個地名：汶川。但對我們而言，它不再僅僅是一個地名，它和大地震緊密相連。胖女孩很可能便是遇難者。但無論是不是真的消失，她都永遠留在了小說中，她打開了快遞小哥的世界，帶我們認識了核桃樹和金銀花，以及無邊的原野。

小說的結尾遼遠而美好，為每一位讀者插上了想象的翅膀：“我不止一次想過，那件包裹總歸是會有一個收件人的，或者那就是上帝本人，當他用裁紙刀割開膠帶，看到滿滿一箱的核桃與金銀花時，會不會想到，有一個少年快遞員風馳電掣地開著一輛電動三輪車，向著他永遠的翻版與鏡像，向著一個胖天使，一頭沖進漫天遍野的壯觀的花海里。”

這是讓人憂傷感念的小說。許多事看起來毫無聯系，但因為核桃樹與金銀花，一切都構成了意味深長之事，看似平凡無奇之事，變成了一個人的“念念在茲”。在這里，弋舟為我們重建了一種輕盈的、有跳躍感的真實，那是文學意義上的真實。這需要由此及彼的聯想，需要小說家的“腦洞大開”。這也使閱讀成為一種愉悅。原來，毫不相關、遙不可及的兩個人可以有這樣隱秘的關系。這些基于現實的文學想象，使現實變得陌生化又似曾相識。我以為，“似曾相識”是這些系列作品的共同品質，它們葆有了文學和生活之間應該有的藝術間距。

重建小說的律動，所依托的是人與人之間的情感關聯。“人間紀年”系列小說所關注的，是那些沉默的大多數人。口若懸河、滔滔不絕的人并不是這些作品的主角。那些言語交鋒，那些你來我往的對談，那些眾語喧嘩，在這些小說里幾乎不曾出現。我們聽到的聲音是低分貝的，他們只在自己的內心深處發出聲音。小說家要進入的是他們的內心世界，要隨著他們的內心顛簸而起伏，小說家所關注的，是普通人的精神隱秘。

小說家是從高處精微地勾勒了我們所處的情感現實，是在對當代小說中通常缺席的部分重新進行指認——哪些情感方式是我們時代人的，哪些脆弱是我們時代人的。在《人類的算法》中，“算法”是他找到的一個抓手，包含了作家的理解力——“人類的算法”中有屬于人們算得出來的，但也有算不出來的部分。作為寫作者，他要捕捉人性的陰影和心靈的波紋，而那無疑是時代生活的倒影。當小說家發現算法以及與算法相伴隨的故事時，也表明了小說家的現實感——我們時代的作家，要寫出真正屬于我們時代的發現。這樣的發現，在一百年前的作家筆下不可能出現，它與個人的時代際遇有關。

要特別提到的是，這些小說中，每個人都很孤獨，像孤島一樣活著，喜歡自言自語，但又因為有那些看起來沒有關聯的事物連接，最終有一種整體感。我的意思是，這些短篇小說的魅力，不僅在于寫下那些像原子一樣的個人，更重要的是，小說家使個人成為了個人，也使這些個人在時代和時間的映襯下不再只是個人，而隱約成為整體意義上的“我們”。

在《以寫作成全》一文中，我曾經寫下弋舟對語言的敏感：弋舟的語言追求優美、雅正，講究節奏感，讀者能清晰地感受到他的文學理想，當然，也會想到其小說風格的來處。作為新一代小說家，弋舟并沒有從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寫實主義那里充分獲取營養，迂回輾轉，他從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先鋒寫作財富中尋找到了寫作資源。在我看來，這是他常年尋找“自我”的一個結果，看重小說思想、看重小說語言、看重小說形式、關注我們時代人的精神困惑與疑難。這樣的追求，注定使他與當下追求好看故事的寫作潮流格格不入，注定他的寫作將帶有強烈的個人標識，也注定他將會從同齡作家中脫穎而出。

在“人間紀年”系列里，弋舟依然保持著他對語言的敏感，當然，他對語言的理解有了新的感悟。他對詞語越來越有敏感力了。他喜歡尋找一些有獨特風格的詞語做題目。有時他會選擇一個新的深具時代性的詞語，比如“算法”，一如前面所分析的，凝視“算法”并不是發明，更重要的是將“算法”這個詞變為一種文學意義上的詞語，才是一位小說家的創造。

說到底，語詞是這些小說中的光源。尋找那些不起眼的詞，擦亮它們，賦予它們新的能量，使讀者看到習焉不察之后的“不一樣”，是這些短篇小說的獨特魅力。語詞對于小說而言如此重要，它意味著一個小說家在何種層面上重建小說的尊嚴：“詞語是試紙。詞語是鏈接。詞語是媒介。它們看起來冷冰冰，似乎毫無溫度，一旦被作家挑中和另一個詞語組合，便會燃起火花。從這個意義上講，詞語在小說家那里也是密鑰，運用得當，將意味著打開新的大門。其實，作家是詞語的魔法師。作家要有馴服詞語的勇氣和本領。作家馴服詞語的過程，其實便是成為語言大師的過程。

故事并不是新的，但是，因為小說家對詞語、語句的捕捉和移植而具有了新的含義。當這些詞語進入小說語境后，它們是自身但又不再是自身，帶有了某種曖昧、多義、混沌之美。這便是“人間紀年”系列短篇作品所帶來的思考——這些小說讓人想到，只有賦予詞語新的能量，脫離陳詞濫調，才可以使小說煥發新意，才可以使短篇小說重新具有它的律動和光暈。而那不僅僅是重新發現一個詞語、重新發明一種語義，還包含了一種認識世界的新角度、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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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 編 | 張益嘉

審 核 | 張建全

終 審 | 張嘉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