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鐸：唯一一位迎娶外國妻子的開國將軍，兩個兒子均未進入政軍界

一九五三年四月，北京站的站前廣場仍帶著春寒，一列自莫斯科駛來的國際列車剛剛停穩。一位身材魁梧的中年漢子抱著兩個金發男孩，身旁跟著一位烏克蘭女子，引得接站人群側目議論——他是唐鐸，即將在新中國空軍擔綱重任的歸國專家。

旁人好奇的不僅是他帶回一口流利俄語，更好奇他迎娶了外籍妻子。在共和國開國將領名單里，這種情況絕無僅有。授銜時，他被定為少將；細看履歷，卻幾乎沒在國內戰場開過一槍。

時間撥回半世紀前。唐鐸，湖南益陽農家子，生于一九〇四年冬，孩提時最大的心愿不過是能吃上一頓足飯。十一歲進長沙求學，課堂上與任弼時同桌，課間常聽高年級的毛潤之和蔡和森討論“改造中國”，少年心底被點亮。

附小畢業后因家貧返鄉種田，命運似將就此凝滯。十四歲時舊師蕭三募得學費，讓他重返課堂。二〇世紀二〇年代的勤工儉學熱潮洶涌，他同趙世炎等青年從上海登船赴法，渴望在西方尋找救國之道。

巴黎街頭的罷工口號比教室更直接，唐鐸在左翼運動中聲名上榜，很快被法方遣返。返國后，他投身最前沿的航空業，考進廣州飛機學校，畢業成了少尉飛行員。

一九二六年，他又被選送蘇聯深造。莫斯科南郊的空軍第二飛行學校里，黎明五點的起飛演練是家常便飯。憑天分也憑苦練，一九三三年十月革命慶典，他駕駛戰機隊列飛越紅場，成了唯一接受斯大林檢閱的中國飛行員，蘇媒稱其“東方雄鷹”。

榮譽背后暗潮涌動。一九三八年“大清洗”爆發，有人舉報他為“日本特務”，只是因為他曾幫同學辨認中文藥品說明書。一紙莫須有，他被關進盧比揚卡。多虧任弼時和蕭三斡旋，共產國際書記米特洛夫點頭，冤情得以昭雪，紅星勛章成了補償。

同年，蘇聯宣布禁止外國黨組織活動。回國即投蔣介石或改掛蘇共黨證，成了進退維谷的選項。他說：“絕不替他干活。”于是改為蘇共黨員，國籍、軍籍、黨籍俱生變數。

一九四一年衛國戰爭爆發，他連上十份請戰書；到一九四四年終于飛上前線，駕駛伊爾—四轟炸機。一次返航途中，他回頭問后艙射擊手“彈鏈夠嗎”，對方已無聲倒下——生死往往就在轉瞬。

戰后，他調至彼爾姆空軍技術學校任中校教官。講臺上的風光掩不住對祖國的思念。一九三九年，他就曾向任弼時提出回延安，無奈當時八路軍尚無空軍。到一九四八年，他托老同學劉亞樓轉達回國意愿，卻仍被蘇方擱置。

一九五〇年劉少奇率團赴莫斯科，親自同蘇高層“要人”，對方口頭答應，手續卻遲遲未辦。斯大林去世后，周恩來再度交涉，唐鐸的回國批準書這才蓋章生效。臨行前，他抱著兩個孩子，對妻子低聲道：“回家了。”

新中國的藍天事業正待開荒。空軍組建急需懂技術的人，而非單純會沖鋒的將領。一九五五年授銜，唐鐸佩戴少將肩章，引來好奇——國內戰功近乎空白憑什么？答案很直白：共和國需要他二十年磨礪出的航空工程經驗。

授銜后，他奉命籌建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從選址到教材翻譯，全賴親力親為。首屆學員回憶，那位校長冬天常裹舊呢大衣，操場上邊走邊比劃：“機器壞了算我的，先把問題搞清楚。”一句話，學生心頭踏實。

私下里，他對家人要求極嚴。妻子唐娃柳保留烏克蘭國籍，他不勉強；長子維佳因語言障礙學業中斷，在工廠當技術員，住房困難多年。有同僚勸他一句電話就能解決，他搖頭堅持原則。次子瓦加畢業于遼寧大學外語系，一直當普通教師，很少在人前談及父親的軍銜。

八十年代中期，唐鐸因病辭世。遺囑寫得簡短：骨灰就近安放，謝絕儀式。家屬依囑而行，那位曾經飛越紅場的“東方雄鷹”歸于平淡，卻留下特殊的注腳：技術報國，不徇私情，連帶一家人的低調作風——這份遺產，比肩章更難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