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下午三時四十五分,北京上空禮炮震響。毛澤東放下手中的望遠鏡,微微轉身,拍了拍身側那位灰衣長者的臂膀,輕聲一句:“老李,辛苦了。”李濟深點點頭,抬眼望向廣場上人海如潮的紅旗,神色復雜。就在此刻,他已是新中國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候選人,然而城樓下卻有人對此大為不滿。
把時間撥回二十五年前。一九二四年初春,廣州高師禮堂燈火通明,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正熱烈進行。湖南代表毛澤東與廣東粵軍一師師長李濟深在譚延闿家里首次握手,相互稱贊,言辭客氣。那時誰也想不到,二人會先并肩而立,又拔劍相向,再攜手并肩。歷史的折返線,從這次相遇開始悄悄鋪陳。
兩年后,北伐炮聲響起。毛澤東在農講所里鼓動農民翻身,李濟深則接蔣介石之令坐鎮廣州,代行總司令職權。立場不同,步履漸行漸遠。到一九二七年四月,李濟深在廣州“清黨”,逮捕、槍決大批中共干部,這一刀子捅得極深,往后在不少共產黨人記憶里,他的名字被貼上了“血債”標簽。
然而李濟深的政治軌跡并未就此封死。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后,他不滿于蔣介石的獨裁與內戰政策,屢屢唱反調。二九年湯山軟禁、三一年恢復自由、三三年的福建事變,這一連串打擊讓他徹底認清蔣介石與自己的分歧,只能“改旗易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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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意外的是,此時的中共也在尋找新的統一戰線伙伴。毛澤東在陜北斜陽下寫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提綱,而幾千里外的香港,李濟深正在籌劃國民黨內部的另一種可能。三七年“七七事變”后,蔣介石不得不拉攏各方抗日,李濟深雖被安排為軍事參議院院長,卻自行南下桂林辦起抗戰宣傳,暗中與延安遞送書信。中共方面由王若飛、董必武牽線,兩人逐漸建立起信任。
抗戰勝利,蔣介石重又將矛頭指向民主力量。四七年李濟深移居香港,翌年元旦,他與何香凝、沈鈞儒等人在九龍半島宣告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成立。他的書齋里貼著一行字:“反蔣者存,親民者興。”這簡短八字,道盡了他的政治歸宿。
然而南來北往的封鎖線并不好闖。為護送李濟深北上,地下交通線做足準備:香港驅車至羅湖口岸、轉乘小火輪抵汕頭、再換蘇聯制造的C-47運輸機,沿海低空穿行,半夜落大連,只用了三天。面對香港英當局的嚴密布控,這一路宛如刀尖跳舞。好在化名“李老先生”的他一路有驚無險。
二月二十五日,李濟深踏進北平西單舊禮王府,政協籌備會的大門為他敞開。許多共產黨代表并不買賬,悄聲嘀咕:“當年廣州血案,難道就算了?”消息傳到中南海,周恩來找來幾位情緒最激烈的同志,“能認錯、能改正,就是同志。”這話不算大道理,卻直抵人心。
九月三十日晚,政協第一屆全體會議舉手表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團成員。毛澤東舉起的提名表上,“李濟深”三個字端端正正。反對票依舊有,但最終贊成票遠超所需法定多數。這位六十二歲的廣西人就此入列,上天安門那天,他身著深灰中山裝,胸口貼一枚“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字樣的紅色臂章。
有人私下問毛澤東:“他曾對我們下過狠手,為何還要推他上來?”毛澤東把煙頭摁進煙灰缸,只說了八個字:“大廈初成,要有棟梁。”在那個急需團結一切可能力量的時刻,一個能代表國民黨民主派、又曾統兵百萬、威望猶在的李濟深,比任何人都更能昭示國家新政權的包容與正當性。
隨后幾年,他主持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會議,外事場合能說一口流利粵語與英語,常讓來華訪問的東南亞華僑長者倍感親切。抗美援朝后期,他又協助政務院推進軍屬優撫條例。有意思的是,每逢內部談起早年“中山艦”舊事,李濟深總是先自嘲一句:“當年糊涂,可別再算舊賬。”一句話帶過,不逃避,也不糾纏。
一九五九年十月,李濟深因病逝世,終年七十二歲。毛澤東在治喪委員會名單上親筆寫下“故友”二字。一位從蔣系將領、清黨推手,到新中國副主席的政治人物,其曲折經歷折射了大時代的驟變。回看他數十年的行履,可以發現一個清晰脈絡:國難當頭時,他選擇抗戰;甲子維新時,他選擇共和;建國關頭,他舉手順應歷史。是非功過,自有后人評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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