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術時代的荒誕“冷笑話”

武旌 (常駐上海與倫敦) 近年來時常以一種旁觀的眼光，來審視技術滲透后的人類和自然關系。他的丙烯繪畫與數字微噴作品并不急于給出某些答案，而是通過具體而怪誕的形象，使觀眾直面一種錯位感——這種錯位既是視覺的，也有存在層面。

他最新的作品《The Waiter》（80 × 60 cm，布面丙烯）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前景里，一個大大的機器人坐在那兒好像等著什么，遠處路過的，是一個穿著筆挺的人類。這一刻的時空好像被錯位了: 機器在等，人在走。到底誰是侍者誰在被服務？ 標題一語雙關 (Waiter 在英語里既是等待者也是侍者)。這種敘事有點類似卡夫卡與貝克特式的荒誕韻味，但武旌沒有讓畫面滑向說教。他只是陳述了一個場景，讓觀眾自己在無聲的對峙中感到有些沖突。如果說 Jordan Wolfson 也處理過人機關系帶有一種幽默與恐怖，武旌的特別之處在于他讓圖像停留在靜止狀態，用對比和沖突給到觀眾去思考的問題。

今年在 IP Shanghai 策劃的那場“藝海漫游: 上海與世界的創意對話“的聯展上，他的《A night out in Piccadilly Circus》（80 × 60 cm，布面丙烯）又讓我有看到了帶有他個人風格的“冷笑話”: 把荒誕推向都市日常。機器人與人類在霓虹燈下并肩而行，好像再自然不過，直到一匹白馬從地鐵入口一躍而出，有著某種象征的意味，也有點像倫敦深夜醉漢斷片后的回憶。馬的出現則打破了畫面的安靜，卻沒有提供任何解釋。看著這畫面，我忽然意識到: 當類人機器徹底成為街頭背景，我們對城市的真實體驗是不是已經被悄悄替換了？武旌沒有給出答案，卻讓問題懸在那。

《Space》系列（2023–2025，藝術微噴）則把注意力轉向更抽象的生命演化模型。這些形象不完全是可辨識的人類形象，也不全是賽博朋克式的機械植入，更像是呈現出一種介于有機與無機之間的中間態。

在《Space No.3》中，一位女性和動物的軀體，各自通過多股電纜與機械相連，連接方式緊密不可分；情感、能量、信息在同一時空中流動，卻始終無法整合為一個穩定的“主體”。這種處理讓我想起 Donna Haraway 晚期對伴生種（companion species）的說法，也讓人聯想到 Pierre Huyghe 那些拒絕被命名的生物和技術混合體。然而武旌不止于人物造型上的想象，他讓色彩也保持一種不穩定的沖擊力（尤其在 No.4 中，桃紅與熒光綠色的強對比），從而把畫面本身變得更有沖突。

必須承認，武旌目前對理論資源的發掘仍顯謹慎。能看出他表達的后人類主義和新物質主義的一些線索，卻更多以直覺方式呈現，而非進入更尖銳的當代爭論。比如《Space》系列觸及了“技術能否成為情感基礎”這一尖銳的問題，卻尚未充分展開出類似于 Cécile B. Evans 等人在社會，生物情感更深層面的對話。如果未來他能更主動地將這些視覺實驗置于哲學鋒口，批判力度無疑會再上一個臺階。

盡管如此，武旌已在短短幾年內建立起一套高度辨識的視覺語言：冷靜、怪誕、拒絕和解。他的圖像從不提供未來藍圖，而是反復追問“未來究竟是會如何生成？”。正因如此，在當下技術樂觀與焦慮的兩極之間，他的工作顯得格外刺眼。他不站隊，也不調解，只是讓荒誕本身顯形。那是一種更難堪、也更誠實的立場。

李磊，上海戲劇學院教授、上海海派藝術館館長、上海市美術家協會副主席

2026 年 1 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