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到農業部任副部長，中組部讓他到農墾部，鬧誤會，副總理出面

1978年冬，北京東長安街的晚風里透著涼意，一輛紅旗轎車駛進府右街的機關大院，人們還不知道，車里的那位花白頭發的干部，正陷入一次“分配風波”。他叫劉培植，60出頭，終日西裝筆挺，卻在心底反復揣摩一句話——“究竟是去農業部還是農墾部？”

追溯到二十年前，1957年那場風暴讓他的履歷從高光跌入谷底。彼時他是農墾部部長助理，主持王震部隊轉業后的一攤新事業。整風一來，他被按上八頂帽子，“右派”“投機分子”輪番上陣，黨籍被開除，行政7級瞬間掉到12級。熟人暗中嘆氣，陌生人圍觀批判，沒人敢出聲。劉培植只留下一份書面“保留意見”，哭都沒哭，拎包去了雙橋農場。

在那里，他跟犁鏵打交道，也跟北風比倔強。農忙時揮鍬挑糞，農閑時拆機器、磨鐮刀，屋里鋪著稻草，窗戶糊著報紙。有人說他“落差太大”，他卻回一句：“命硬。”話不多，但功夫在心底，埋頭讀書寫筆記，連值夜班也揣著小本子琢磨土壤配方。戰火歲月九次被捕、十次脫險都沒嚇倒他，如今體力透支，卻依舊不服輸。

1960年，摘帽風聲傳來，周恩來總理兩度詢問“老劉怎么樣了？”卻始終沒收到明確回信。組織部門躊躇，他的案卷從一個抽屜轉到另一個抽屜。被分到農科院當辦公室副主任，沒黨籍，開會不讓發言，只能坐最后一排做記錄。夜深燈下，他給中央寫信，又怕帶來麻煩，信塞進抽屜，復又拿出，寫滿了又撕。

“文革”起浪，他再度坐上開往河南安陽的悶罐車。這一關，就是六年。五七干校里，割麥、砸石灰、修水渠，無非舊戲重演。惟有一把自己磨的小镢頭，被他用得锃亮，似在向命運示威。1973年，下放結束，他回京仍是“閑人”身份。

轉機出現在1977年初夏。陳云同志閱卷后批示：“此人問題應速予復查。”葉劍英接著批語：“應實事求是，為其平反。”一道批示掀開厚重陰霾。翌年春，他被正式宣布“完全平反”，補黨籍、恢復工資級別，并安排到農業部籌備組當顧問。對這份安排，他心中暗喜，多年辛勞仿佛瞬間有了著落。

偏偏風波又起。農墾部恢復建制，中組部點名讓劉培植“回原系統”，出任農墾部副部長。通知一下來，農業部已把上報的副部長名單印發，人還沒到崗，名單卻亮相。兩頭都說“請來報到”，組織關系卡在半空。個別同志議論：“老劉又挑三揀四？”流言如霧，彌散走廊。

此時，國務院副總理王任重拍案：“老劉服從組織，卻不能讓他左右搖擺。”他親自約談中組部和農業部主要負責同志，“一句話，要用就用好，別讓人家再跑空。”短短六個字定了調：回農業部。幾天后，任命電報下達，劉培植出任農業部副部長，分管農技推廣和農墾協調。

“這回可安心了吧？”王副總理笑問。“堅決服從安排！”劉培植立正，話音鏗鏘。

新崗位沒蜜月期。第三次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剛散，他立刻奔河北、山東、江西幾個老革命根據地調研。深夜列車上翻資料，白天對著麥田蹲地取樣，隨行干部勸他歇口氣，他擺擺手：“黃河水不等人，種子季更不等。”那一年，他推動了多點播種試驗，改進農機款式，奠定“良種、良法、良田”配套思路，給基層農墾場吃下一顆“定心丸”。

然而，歲月不饒人。1982年，他62歲，按干部離休政策需“退居二線”。文件下達那天，他在辦公室攤著一大堆棉花增產數據，抬頭看窗外晚霞，沉默了好一會兒：“還想再干幾年，可規矩擺這兒。”同事們替他惋惜，他卻看得開，主動請纓繼續為農業教育出力。隨后六年，他擔任中國農墾學會顧問，主持編寫《熱帶作物栽培經驗匯編》，跑海南、上云南，連助手都喊累，他卻精神抖擻。

值得一提的是，和同期不少同志相比，劉培植“九死一生”的白區經歷較為少見。1932年至1945年，他在上海、寧波、瀘州等地從事情報組織工作，九次被捕、十次險死，靠冷靜與偽裝脫困。1946年初，黨組織把他調到東北局，隨林、羅大軍南下吉林，負責土改宣傳。就是這段“白區+前線”的彎曲履歷，讓他后來在突發政策風浪里，撐得住。

有人總結他的一生：先是“刀尖上跳舞”，之后在“荒灘里種田”，再到“部長辦公室號脈全局”。這樣的曲線，不是傳奇，而是時代與個人意志的合流。試想一下，如果那年冬天副總理沒有拍板，他也許真的被拉回廣袤農墾戰線，命運又會是另一頁篇章。

退休后，他把多年寫就的《農墾發展與制度創新》《抗戰時期秘密交通線紀實》交給出版社，稿費一分不取，全捐給老區小學。朋友問他為何如此淡然，他笑說：“我手里那把镢頭還在，你們要留著做紀念。”

1989年秋，劉培植因病住進301醫院。彌留之際，他反復叮囑家人：“別為我立碑，把骨灰撒在莊稼地。”護士后來回憶，那位老人的最后一句話依舊是工作口吻：“土壤要松，苗才壯。”

從白區刑房到部長座椅，他沒等到掌聲，也無暇抱怨。歷史留給他的，是一身風霜與一段被誤會、被辯白、被成就的旅程；那通擺蕩在農業部和農墾部之間的電話，不過是遲到的公正前奏。那些被反復折疊的調令，終究寫下兩個字：擔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