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苗苗：希望的可能性丨天涯·青年生活的新可能

天有際，思無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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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涯》202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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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

《天涯》2026年第1期，以開放姿態看世界，用“跳出海南看海南”方式呼應時代，用文化和文學關切封關的歷史性時刻。本期“作家立場”欄目推出“青年生活的新可能”討論小輯，在當下青年身陷“內卷”與“躺平”拉扯的現實中，聚焦新村民和數字游民等鄉建者的青年生活新可能，為當下青年提供新生活的新希望。

新村民是指?從城市回流到鄉村定居或長期生活，以“村民”身份而非“客居者”角色參與鄉村建設、治理和產業發展的人群?，是鄉村振興的重要推動力量。?數字游民則是借助互聯網遠程工作，得以在全球范圍內自由遷徙的新職業群體。近年來，包括海南在內的各地政策的精準扶持與社區建設的不斷完善，推動數字游民群體成為連接城鄉資源、激活鄉村活力的重要力量，為鄉村振興注入全新動能。

新村民和數字游民作為新興群體，正成為推動鄉村振興的重要力量，他們通過引入新理念、新技術和新資源，為鄉村注入了發展動能。《天涯》2026年第1期“青年生活的新可能”討論小輯展現的正是新村民和數字游民等鄉建者的精神新貌。

今天，我們全文推送該小輯中李苗苗的《希望的可能性》一文。

“青年生活的新可能”討論小輯

希望的可能性

李苗苗

魯迅所處的年代，軍閥割據尚未結束，列強猶在侵略，鄉村的衰敗也是愈演愈烈。他在1921年創作《故鄉》，寄托著他的向往：知識分子可以免受環境的脅迫實現自己的抱負，肩挑社會責任；底層如兒時玩伴這樣的農工群體可以通過勤懇的勞動換來足夠生存發展的財富。這個社會中的多數人可以通過體面的勞動，爭取過得去的生活……

今天，社會狀況有了根本改變。鄉村振興成為政策扶持的重點，政府攜手高校以及民間的非政府組織，致力于提升鄉村的生產與發展。我與先生冰瀟曾參與并親歷知識分子與鄉村振興結合的鄉村建設運動。這些活動讓我們與更多關注農村發展的高校同伴有了深厚的友誼。我跟冰瀟在讀研、讀博后都選擇進入高校任教，而曾經同行的伙伴部分在鄉村扎根，并且是以創業的形式扎根。

2025年9月我們得以重聚，得以檢省一個從魯迅那個時代的知識分子就在持續思考的時代議題：知識分子重返鄉村，是不是一種可能？知識分子與鄉村是否可以實現雙贏？走出“象牙塔”是否能在“泥巴墻”里蹚出一種“為我們所未經生活過的”新生活？

“象牙塔”中的掙扎

我和冰瀟曾經希望經由學術能做一些建構性的嘗試，融合我們的研究給鄉村建設提供必要的借鑒與參考。因為這樣的理想，我曾跨專業考了文化研究的研究生，希求通過這樣一門學問，在學術上具備“歷史化”“脈絡化”的理論品格，“實踐性”“介入性”的立場追求。希望通過思維開闊的學術訓練，給予我更堅實有力的理論工具。那時，我對于深刻本源性問題的探索幾乎有一種迷戀般的沉醉。

即便如此，讀研期間，我卻始終處于劇烈的拉扯中，我發現理論的豐富與啟發，很難幫我理解自我經歷的復雜與困擾。學術與自我的分離讓我不由思考：我們從事文學批評、文學理論的研究終究能為社會現實做些什么？這門學科提倡“介入性”，卻常只是對現實隔靴搔癢。很多時候，一場一場的講座、論壇、討論，反而只成了我繼續叩問做學術意義何在的契機。文人相輕的學術圈風氣，以及以論文發表數量、發表的刊物等級、項目級別等構成的學術鄙視鏈也時常把我排斥在邊緣。

文化研究的一個脈絡緊扣鄉村建設的現實與潛在可能，它以理論的姿態介入，要求我把鄉村、農民視為客體對象。學術的中立與客觀，令我陷入尷尬的位置。我與父母鄉親就來自鄉村，我身上的習性——即便進入高校，開始融入城市也脫不開的鄉土習性——深深印刻在我的思想中，我始終很難站在被調研對象的“他們”的外面研究。這些暫時被看到的“他們”究竟是我們的外部，還是我們的內部？是寫論文的研究者們的研究剖析對象，還是活生生的生命個體？如何在調研和論文寫作中找到自我的位置？我始終很難找到自我的位置。

我深知文本里的“他們”從來都是無數的“我們”，可能是我們的父親、母親、兄弟姐妹、小學同學，是與自己血肉相連的親人。重新認識我外出打工親人的生活和命運，也讓我的生命開始與父輩人慢慢接通，變得開闊、堅韌、豁達。我不再將他們視為落后保守的群體，慢慢在他們身上看到了非凡的樂觀與大氣。這給了我向下扎根的力量，讓我不斷調整學術視角，找到了理論之外的某種豐厚滋養源泉。他們不是一個個扁平的、抽象的研究數據和分析模型，而是立體、鮮活、有溫度、有厚度的生命存在。

這就要求我們超越“研究者-研究對象”的“他者”研究視點，把文本里的種種人物所代表的群像納入自我的分析框架之內，帶著謙卑、悲憫的心情注視他們，不是把他們視作有待解剖的觀照對象，而是將他們視作與自己同呼吸、共命運的親人，理解在現代化進程中他們的遭遇。黃燈在《大地上的親人》中說：“我的書寫和記錄不但來自他們（親人）對我的情感召喚，也來自我對理論的懷疑和學術視角的調整；更重要的是，其不但成為我學術觀照的重要資源，更讓我意識到了一個真正的問題——‘如何直面親人’，它關涉到一個最基本的知識倫理：是拋棄他們，還是接納他們。”“如何直面親人”是學術研究“如何處理與民眾的關系”問題。黃燈老師在處理她與親人、二本學生的書寫中，所嘗試的“親人視角”，或許為學術界探討鄉村研究與知識分子的精神重建、學術與現實的關聯互動問題提供了一個樣本。黃燈老師面對學術的態度也是我面對學術的態度，是我后來進入大學想要做的一點自我嘗試。“理論是灰色的，而生命之樹常青。”

《農民日報》特稿介紹黃燈的故事及其非虛構作品《大地上的親人》

從北京離職后，2022年年末，我入職江西一所高校，成為一名大學教師，正式站在了自己求學期間一直在反思的體制里面，似乎與我的學生成了“鏡像”般的救贖——面對學生，就像面對十年前的自己，盡可能地給他們撐開更寬闊的世界；面對自我，重新去處理對學術祛魅后依舊以學術立身的自己。

入職之初，我戰戰兢兢，如履薄冰，內心是無比虔誠的，希望能經由自我的生命溫暖一些生命，畢竟自己也曾被很多老師溫暖過，我深知那份溫暖對于大學階段的年輕人是多么珍貴。而對于“知識”，我一直迷戀但更警惕，強大的互聯網正讓知識遍地泛濫，甚至成災。讀研也順利地幫我完成了對知識、對學術的祛魅。鮮活的生活與生命本身是深奧艱澀的理論很難應對的，而學會靈活、學會質疑遠遠比知識的傳遞更難，也更重要。

很多時候我把課堂當作一個田野現場，去遇見年輕的生命，更多的是去相遇十多年前的自己。大多時候是艱難的，學生們冷漠且無神的目光經常讓我無處躲藏，比起我們讀書那會兒的叛逆、不服、躁動，他們仿佛接受了一切。他們安靜、乖巧的外表下是內心中“你說啥就是啥，雖然我也聽不懂你到底在說啥”的無所謂；他們不關心你講的一切。笑話逗不笑他們，批評對他們更是無效，他們會縮回自己硬硬的殼子里，完全把你排斥在其世界之外，更不打算探出頭來看看這充滿差異卻豐富復雜的世界。AI被泛濫使用后，學生更是干脆把一切都交給AI，AI寫作業、寫論文、做匯報PPT，自己也從不多看一眼。我雖然心有不滿，但他們的狀態更多時候映照出的反而是我自己的無力和無助。怎么奮斗了這么多年，當我成為大學老師站在講臺上卻好像被剝得一絲不掛、無處藏身呢？

費力做這一切，卻常常有強烈的虛無感。所做的，只是為了通過“我”這個卯榫、焊接的微弱部件(和其他無數同樣承擔這一功能的部件一起)使這個僵化的系統運轉。我只是為了求生(個人的求生也是系統的求生)，看不到希望的存在。為了發表的需求，知識做著各種變形，甚至被憑空生產，焊接在各種各樣各有目的的上下文。在如今的學術界要生存，在于學會謙恭有禮地投機取巧，順水推舟地長于經營，并對形形色色的形式主義保持情緒穩定。

如今，學術的業績考評關乎排名、發論文、拿課題、評職稱等直接利益。晉升渠道逼仄又狹窄，考核標準逐年提高，這樣的競爭環境讓每個人不得不內卷。我不齒于制造文字垃圾發水刊，在C刊、項目、頭銜里為利益鉆營。始終無法在這個過程中找到任何一絲的快樂，反而深感痛苦，始終無法自欺欺人地享受那份自以為真的虛榮。這份堅持也時常讓自己在職場中被邊緣化，被當眾羞辱，我時常會找不到自己的價值錨定點。

“泥巴墻”里的探索

三十而立，曾經的朋友中有人如我依舊在理想與現實中掙扎痛苦，也有夫妻雙雙離開既定的大城市、大公司、大學等想象性的體面生活場域，去到了福建省屏南縣的四坪村，開始了自己艱難但是有奔頭的生活探索，他們就不相信，除了在城市打工成為精良高知“牛馬”之外找不到一種“人”的生活方式？這種不信邪的念頭，也開出了淡雅芬芳的希望之花。

“森陽里”的故事：“我們不是小資”

李陽和馬森是一對90后夫妻，馬森是遼寧沈陽人，李陽來自四川內江，遼寧大學的管理學碩士，“森陽里”取他們名字的各一字組合而成，既代表他們的愛情，也寓意來到“森陽里”的人們可以感受到溫暖與熱情，就像沐浴在森林里的陽光中一樣。

他們二人是我大學時期參加全國大學生支農隊下鄉實踐認識的。大學畢業后的幾年，我們和大多數年輕人一樣，一邊厭倦重復無意義的工作，一邊又在迷茫中尋找人生的方向。馬森、李陽夫婦倆在2023年初決定離職，開啟為期一年的旅行計劃，去尋找想要從事的事業，追求人生的意義和價值。人一旦下定決心開始改變，轉機有時就會迫不及待地送上門來。在走了三個月之后，他們便停留在了福建寧德的一個小山村——四坪村，挪不動了腳，并在四坪村成立了他們的品牌“森陽里”。猶如雨后春筍的速度，2023年7月初，森陽里·創意餐廳正式營業，至今已風風火火運營兩年多；2024年4月，森陽里·Coffee&Brunch也開始了營業。從收入看，并不比在大學工作的我們少，可鄉村立體的多元隱形“收入”——比如貼近土地自然的天然環境、有機生態的食物、松弛踏實的精神狀態、多元多變的鄉村日常等等，我們在城市是完全沒有的。

森陽里創意咖啡經營者李陽和馬森

作為同是參加過鄉村建設青年人才培養體系成長起來的朋友，我非常理解他們的“去小資”自我定位，更由衷地祝福他們能一直不忘初心。兩人至此過上逍遙又自在、辛苦但踏實的煙火生活，左手持理想，右手調羹茶，變身老板和老板娘，實現了現代人“好好吃飯、好好睡覺”的兩大剛性目標。也因此，他們可以在四坪村的旅游淡季，趕在柿子紅了之前于九月份自駕去黃山、景德鎮一路看風景、看朋友、看自己。他們差不多實現了我們大多數人的夢想，內心安定，腳踏實地地生活在大地上。

“森陽里”與四坪村合作社共同入股經營，新村民與返鄉者、老村民建立起在地共生鏈接。借助四坪村穩定的鄉村旅游客流量也讓他們的咖啡店從村里開到了山上的稻田里。他們踐行鄉村環保，發起“自帶環保杯立減5元”計劃。再多的營銷噱頭也不如給予消費者真正的實惠，這樣既減少了一次性塑料制品的使用，也傳遞了“森陽里”的經營理念。他們發起“閑置玻璃瓶流轉”計劃，氣泡水的玻璃瓶還可做調料瓶或花瓶等，把看似多余的物品重新利用起來。他們踐行“食在當地，食在當季”，“森陽里”和本地生態農業合作社達成合作，將不同時節的生態蔬菜融入咖啡店和餐廳的菜單中，既支持了當地生態農業的發展，也使得他們的產品更有特色，讓消費者可以吃得放心、吃得健康。他們踐行植物美學，釋放自我的文化創意，依托鄉村自然萬物的自然之美，制作植物拓染帆布袋、手繪賀卡、植物標本擺件；他們參加寧德市的有機農夫市集，重新把CSA（Community Supported Agriculture，社區支持農業）的理念模式踐行在自己的生活和事業里。

九月份一見，李陽也提及了她正在嘗試運營自媒體，嘗試通過在地者的鏡頭講述鄉村的故事，尤其是“回村的青年人的故事”——既不是傳統民俗的“靜態復刻”，也不是城市文化的“下沉模仿”，而是一種鮮活且有生命力的出路與可能。

“我們的四坪”共創工作室：“我”成了“我們”

李涇荷和韋永斌夫婦倆是2017年7月份我在韓少功老師家鄉湖南汨羅的“愛故鄉·鄉土書寫工作坊”上認識的營員。涇荷是甘肅慶陽人，陜西師范大學博士生，永斌則是貴州安順人，北京電影學院導演系的教師。我問涇荷：“日后博士畢業了會選擇去大學工作嗎？”涇荷幾乎不假思索地脫口而出：“不，我很大可能不會去大學，我會去四坪創業。”

原來這也是他們六年“山重水復疑無路”探索、猶疑、困頓之后的“柳暗花明又一村”。

自2017年工作坊之后，涇荷和永斌好像找到了“大部隊”似的一直在參與鄉村建設的各種活動。涇荷在讀研究生階段參與了留壩縣火燒店鎮的愛故鄉書吧籌建工作，以及陜西愛故鄉的相關工作，與此同時對梁鴻的“梁莊系列”展開研究。永斌則在北京電影學院實踐自己的紀錄片創作，創作了《分家》《秦腔》等紀錄片。《分家》是永斌記錄的自己家的故事，永斌父母趁著兒子們回家過年團聚，決心分家，以便解決兒子們的土地與家產、老人的養老、孫子孫女們的撫養等問題。可是分家后，兒子們不得不外出打工，父母不得不在家一邊種地一邊帶孩子。分家成了“分而不離”，與故鄉“在而不屬于”。刺痛的生命體驗，城鄉游移的生活現實，他們從未放棄對未來出路的找尋。

在2023年8月舉辦的第三屆全國鄉村振興碩博研習營期間，他們第一次和四坪村相遇，參觀考察了四坪村、龍潭村、前汾溪村的新村民空間或藝術鄉建情況，完成了第一部紀錄短片《鄉村的可能》。此后便一發不可收拾地反復從北京奔向四坪，展開在地的持續跟拍和紀錄片創作。李涇荷在后來發表于《天涯》雜志2025年第1期“鄉村的可能”討論小輯《駐村共創這一年》一文中說：“十天的調研，我看到了屏南鄉村展現出的可能性。這里有敬畏自然、良性農耕的生態意識，有尊重生命、弘揚個性的人文精神，有‘人人都是藝術家’的平等思想，有自信地學習、勇敢地實踐的自由探索精神；這里還有對鄉村歷史文化價值的欣賞，有對農民智慧的肯定和激發，有對‘城市病’的反思和反叛，有對等級制、精英化教育體制的批判。這里像一個漩渦，像一塊吸鐵石，它不動聲色、源源不斷地召喚著老村民一個個回流家鄉，吸引著天南海北的新村民披荊斬棘、落地生根，還有南來北往的研究者、藝術家、實習生、旅居者……絡繹不絕地來此落腳。”2024年龍年除夕的前一天，他們開通了“我們的四坪”公眾號，發布了“我們的四坪”共創工作室成立的消息。

自此，2024年和2025年整整兩年時間，涇荷幾乎全年駐扎在四坪村里，參與四坪村“大食物館”的跟拍記錄、“星空館”的改造記錄，并完成了《開門見山雪》《追雪到四坪》《龍游四坪》《尋找大食物共創者》《“柿”季四坪》等一系列的紀錄片創作，還發起了“我們的春節”“去四坪追一場雪”“一天或一生”等影響共創互動。他們開始從觀察、采訪、拍攝的“獨創者”身份向“共創者”身份轉變，開始以作品為紐帶與村民建立聯接。涇荷說：“這看似微小普通的聯接，卻意義重大，它就像一個小門開啟了我們進入鄉村內部的廣闊世界。”

“我們的四坪”共創工作室創立者韋永斌、李涇荷與村民作分享交流

2025年，他們駐村拍攝記錄的同時，也在注冊品牌，辦理一系列的運營手續。很多在城市身心卡頓的年輕人在要回鄉的時候也面臨真實的恐懼：生活不便利、缺乏穩定的收入，等等。這些曾讓人打退堂鼓的因素隨著他們兩年的駐村嘗試都煙消云散了，他們選擇與那片大地和大地上的人們“共創”“共生”。不久，“森陽里”就會擁有這樣一對神仙鄰居。在鄉村不僅僅為了自己，也與那片大地互相滋養而生。

共創是什么？涇荷回憶著自己那駐村一年的點滴說：真正的“內部”不是他人，而是自己，不是進入，而是成為。當自己真正成為他者，當“我”成為“我們”時，就沒有內外之分了，這才是真正的共創。

以李陽、馬森、李涇荷、韋永斌為代表的很多青年人都在現有的體系之外找尋著新的生活方式。福建省屏南縣的龍潭村、前汾溪村、四坪村里還有很多像他們一樣的新村民，他們多是新時代重返鄉村的知識分子，在“泥巴墻”里探索著自我與青年的出路，“此心安處是吾鄉，他鄉亦可作故鄉”。

鄉村的可能

我與先生冰瀟都是出生于鄉村，在父母勤懇辛勞的托舉之下，成為少數能夠讀到研究生的“小鎮做題家”，并且成為躋身高校的大學教師。近兩年，不少行業開始變得蕭條，原先可容納“小鎮做題家”的行業開始收緊，大批高校畢業人才被裁。與此同時，高校對青年教師的考評體系越發嚴苛，擠進這一賽道的鄉村青年，越發感到生機有限。哪怕盡可能留下，犧牲也遠大于收獲。

在這樣的關口，不同的人帶著不一樣的思考，開始邁向不同道路探索。我與先生冰瀟，生性也愛在鄉野之中。但隨著我們入職高校，卷入相似的考評系統，性本愛丘山，也得埋首為薄祿。作為曾經積極參與鄉村振興活動、相信鄉村重建可能的理想青年，我們仿佛已經與過去的理想社團作別，收疊了祈盼讓心血注入城鄉聯結事業的渴盼。在時常的晦暗不明與持久的生計掙扎中，我們慢慢對過去緘默不語。

然而，鮮活的創造與人本真的生命力聯結更緊的事業，雖未在我們的手上長出來，終于還是在曾經的同輩好友的投入探索中生根發芽。2025年9月中旬，在福建寧德四坪村創立“森陽里”品牌的李陽、馬森夫婦來與我們聚會，十年前我們共同參加了關注鄉村振興的知名機構“愛故鄉”的活動，熱火朝天地奉獻其中；十年后，我跟先生冰瀟困于學校考評，焦頭爛額，而在鄉村創業的好友夫婦精神抖擻，干勁十足。

這一幕，無疑是鮮明的反差。社會主流認知中的進入高校代表更體面穩定的生活，在鄉村創業代表沒有出息。這一看法被實踐證明至少帶著不少誤識。高校的穩定，不僅隨著去編制的潮流變得形同虛設，更因為科研績效的加碼把青年學者變成學術民工，成為日夜不休、高壓與業績的承受者。這樣的狀況，已是學界共識。試問，作為青年教師的我們又如何能夠勻出精力去關注曾經的鄉村振興理想？家庭生活尚且難以平衡，面對學生也常常因備課時間不足而內心難安，我們還不得不長期帶著對家人的愧疚，投身于未知最終結果的發表賭局之中……

近年來國際局勢發生了急劇的變化，極端天氣頻發，焦慮不安和巨大的不安全感幾乎籠罩了每一個人。講臺下面的學生面臨著更加逼仄的現實，考公考編似乎成了每個人的救命稻草（我的同齡人尚且在趕三十五歲年齡的末班車，何況是剛二十出頭的學生呢？）。一崗千人求，學歷內卷，生活的路越來越逼仄狹窄。可考入體制、靠編制就果真可以躲過一切嗎？顯然是不能的。無論是我們讀了碩士博士，還是我們成了教授專家，也都要面對柴米油鹽，面對叵測多變的未知世界，制式教育交給我們的考試思維、應試能力可以供我們生存下去嗎？顯然也是不能的。

當“小鎮做題家”被無情嘲諷的時候，當“內卷”“躺平”“擺爛”在網絡上成為當下青年人普遍的精神狀態的時候，當我們無奈又自嘲地自我對號入座、貼標簽的時候，每一個青年該如何去安放自我的生命呢？如何面對既不愿意內卷，也不愿意躺平的干癟詞匯所無法涵蓋的豐滿生命狀態呢？我們焦慮、茫然、失眠、抑郁，甚至絕望、自殺、猝死……很多時候，這些問題讓我欲哭無淚，我找不到自己的出路，更不敢想象我這些學生畢業了要何去何從。

再多的仰天質問和原地焦慮都是無濟于事的。或許，我們真的需要去認真地問一問自己：你到底要什么？到底哪種生活方式是你渴望的生活方式？是你可能達成的生活方式？這樣我們才有可能跟自己和解，才能真正地認知自己，去直面并且質問那些所謂唯一的價值是不是一定會成為社會認可的價值，或者一定賦予自我生命的價值？去奮起反抗，捫心自問：我們是不是可以探索一條被“成功學”反復澆鑄之外的路來走呢？是不是可以在另外的維度里找到價值、幸福和美好生活的評價指標呢？如果真的存在這樣的想象、這樣的努力、這樣的嘗試、這樣的實踐的可能性，我想我們可以盡早生機勃勃地去展開自己的生命，仍然保持活力，仍然保持希望。

電影《七聲》劇照

再讀魯迅先生的《故鄉》，想起2022年全國鄉村振興碩博研習營上韓君倩導演的《七聲》，那種跨時代的共振感竟讓我的心不由得顫抖了一下。百年過去了，我們作為后輩，大多如“迅哥的辛苦輾轉而生活”，或如“閏土的辛苦麻木而生活”，或如“別人的辛苦恣睢而生活”。而那為我們所未經生活過的“新的生活”，在哪里呢？或許正如“那希望，是本無所謂有，無所謂無的。正如地上的路；其實地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比如“森陽里”，比如“我們的四坪”，雖然也困難重重，可那畢竟是一條可選擇的路，也是實實在在的“鄉村的可能”。

自大學以來，參與鄉村建設已整整十二年，從大學參與支農下鄉接觸到鄉村建設的實踐，到畢業后在愛故鄉團隊的工作，至2018年去讀文化研究的研究生，到研究生畢業在NGO組織、鄉村文旅公司工作一年半后，我再次參與了福建鄉建團隊的鄉村振興實踐探索，而今，又進入高校成為一名高校教師，大抵是一個“歸隊—離開—復歸—又離開”的過程。我在邊緣處參與著名曰鄉村建設的實踐，而這種邊緣有時卻又成為某種主流。畢竟，二十世紀的鄉村建設也并非一種有著自身清晰邊界的思潮與實踐，獨立自主卻又有著團隊做依托。我在不斷嘗試中游走于“象牙塔”與“泥巴墻”，游走于鄉建實踐平臺與大眾參與的各種探索之間。冷眼旁觀這十二年自我成長的流金歲月，而立之年，生了孩子、安了家，鄉村給我呈現出來的可能成了一種遙遠的召喚，或許某一天，我也會攜家帶口，回到鄉村開啟另一種生活。

*配圖源自網絡，如有侵權，請聯系刪除

李苗苗，青年教師，現居南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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