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軍統少將遺孀拿出一本日記，上海市長：你丈夫很了不起

1965年寒冬的上海市政府門前，一個穿著樸素灰布衫的中年婦女在寒風中徘徊。她懷中緊揣著一個褪色的藍布包裹，聲稱要找到時任上海市委書記處書記、上海市市長曹荻秋。

當保衛科同志例行登記，詢問到她的身份和來意時，卻犯了難，因為這個婦女不是普通婦女，她是臭名昭著的軍統大特務周鎬的遺孀，周鎬在抗戰期間，曾在汪偽政權擔任少將科長，抗戰勝利后，他搖身一變又成了國民黨軍統南京站少將站長，一向為蔣介石和戴笠所器重。

這個遺孀名叫吳雪亞，因為丈夫的原因一直被當作國民黨軍官的妻子對待，吳雪亞沒有爭辯，只是默默打開包裹，露出一本邊角磨損、紙張泛黃的筆記本。“請把這個交給曹市長，他看了就明白。”

消息最終傳到曹荻秋耳中，他打開吳雪亞送來的筆記本后，淚水很快浸濕了眼睛，然后說道：“你丈夫很了不起！”

那么，周鎬究竟是一個怎樣的人？他為何會得到上海市長如此高的評價？

1910年，周鎬出生于湖北羅田一戶貧農家中，天資聰穎的他14歲考入武漢私立成呈中學，接觸到三民主義理論后，救國救民的志向在心中扎根。

1927年，周鎬考入黃埔軍校武漢分校步兵科，滿懷抱負踏入軍旅生涯。然而現實迅速給予重擊，因在校流露反蔣情緒，他被校方以違反校規為由開除，年少的熱忱第一次撞上冰冷的政治高墻。

離開軍校的周鎬加入國民革命軍第十九路軍。當蔣介石強令這支曾在淞滬浴血抗日的部隊調往福建時，周鎬與戰友們憤然參與了反蔣抗日的“福建事變”。事變失敗后，他在返鄉途中被國民黨特務逮捕。

冰冷的牢房里，命運給了他一個殘酷的選擇：死亡，或效忠。一位軍統背景的舊識勸降：“跟著戴先生干吧，蔣校長會給你機會。”為求生，也為不甘，24歲的周鎬低頭踏入了復興社的大門。

憑借機敏與果決，他在軍統系統內迅速崛起。1943年，一道絕密指令改變了他的人生軌跡，戴笠親自指派他潛入汪偽政權核心。肩負雙重面具，周鎬以商人身份輾轉抵達南京。

起初，汪偽巨頭周佛海對他態度冷淡，甚至晾了他半年。周鎬沉住氣，在南京商界與社交場中耐心織網。當周佛海與重慶的秘密聯絡險些暴露時，周鎬機警地建議焚毀電臺，化解危機。此舉贏得信任，他被任命為汪偽軍委會第六科少將科長，實為蔣介石與汪精衛之間的秘密信使。

在南京這座淪陷的“孤島”里，周鎬身居偽職，卻目睹了太多撕裂人心的景象：日軍暴行肆虐，而重慶方面某些高官醉心權斗，甚至暗中與漢奸交易。更深的震撼來自一位故人，黃埔同窗徐楚光。此時的徐楚光表面是汪偽情報局上校，真實身份卻是地下黨員。

兩人重逢后，徐楚光敏銳察覺周鎬的苦悶，常借故暢談時局。一次深夜對飲，徐楚光直言：“國民黨的槍口總對著自己人，可曾真正救民于水火？”這句話如利刃刺破周鎬心中積郁的迷霧。

思想的種子悄然萌芽，他開始以行動回應：秘密向新四軍輸送食鹽、藥品等緊缺物資；利用職權掩護地下工作者；甚至將敵偽清鄉計劃拍照傳回解放區。這些行為讓他在黑暗中找回了一絲光亮。

抗戰勝利的歡呼聲中，周鎬的命運卻急轉直下。作為軍統南京站長，他被任命為國民政府接管南京的總指揮。然而當他雷厲風行抓捕漢奸、查封逆產時，卻觸動了國民黨內部盤根錯節的利益集團，一場針對他的構陷悄然展開。

他先被日軍短暫軟禁，旋又被國民政府以“貪污”罪名投入監獄。獄中，得知幕后黑手竟是曾“賞識”他的戴笠，周鎬悲憤絕食：“頂多拼一死，倒反安心了！”

1946年3月，因戴笠飛機失事身亡，周鎬經舊友疏通獲釋。當他蹣跚回到南京二條巷家中時，徐楚光再次登門。這一次，沒有迂回試探：“國民黨腐敗透頂，只有我黨真心救國。你愿不愿意加入我們？”

歷經生死幻滅的周鎬，眼中燃起新的火焰。經鄧子恢、譚震林親自批準，他秘密宣誓成為特別黨員，代號“京滬徐杭特派員”，肩負起策反國民黨軍隊的重任。

1948年深秋，淮海戰役的炮火映紅天際。周鎬接到關鍵任務：策反國民黨第一綏靖區副司令兼107軍軍長孫良誠。此人原是馮玉祥舊部，在蔣介石麾下備受排擠。周鎬多次冒險潛入敵營，陳說利害。

然而孫良誠首鼠兩端，表面上允諾起義，暗地里卻向蔣介石表忠。11月初，解放軍將107軍合圍于江蘇睢寧。周鎬不顧勸阻，單騎穿越火線，子彈“嗖嗖”掠過耳際。他直入孫良誠指揮部，以霹靂手段軟禁孫氏，迫使其簽署了5800人集體投誠的命令。徐州東南門戶由此洞開。

硝煙未散，更艱巨的任務接踵而至。華中工委命令他策動國民黨第八兵團司令劉汝明起義。劉汝明擁兵數萬，若能成功，可加速解放進程。

此時，投誠后心懷怨懟的孫良誠主動獻計：“我與劉司令有舊，愿寫信勸降！”歷史在此刻埋下致命的伏筆。多年后，周鎬之子吳亞平回憶父親最后時光時痛心道：“他太想為新中國再立一功了，低估了人心的險惡。”

1949年1月4日，淮北平原風雪刺骨。周鎬在日記本上寫下絕筆：“耳腳都凍傷了，我以十二萬分的革命高潮奔向革命的目的。”翌日黃昏，一行人抵達淮河渡口。登船前，周鎬的坐騎突然揚蹄長嘶，原地打轉不肯前行，警衛員谷彥生驚惶想起民間“駿馬阻行主大兇”的諺語。

周鎬默然下馬，將日記本和隨身錢物塞給谷彥生：“如果我三天未歸，把這些交給雪亞...照顧好我的家。”說罷轉身登舟，身影沒入蒼茫暮色。

船抵南岸，劉汝明之子“親迎”眾人。當他們踏入戒備森嚴的司令部時，槍口瞬間頂住后背——孫良誠的副官早已密報：“周鎬系共黨特派員，此行意在顛覆！”劉汝明為向蔣介石邀功，立即下令扣押。

在南京寧海路19號的陰森牢房里，周鎬經歷了第五次也是最后一次囚禁。1949年春節前夕，蔣介石下野前親筆批簽處決令。與周鎬并肩倒下的，還有王清瀚、祝元福等潛伏戰友。此時距南京解放，僅余三個月。

丈夫一去不返的日子里，吳雪亞守著三本日記和三個年幼子女艱難度日。特殊年代，“軍統特務家屬”的身份如沉重枷鎖，抄家、批斗成為家常便飯。有人勸她燒掉那些“惹禍的紙頁”，她死死護住：“這是治平的命！真相都在里面！”

泛黃的紙頁上，丈夫的字跡如刀刻斧鑿：“昨又夢被捕，我要求與雪亞見一面，也得不到兇徒的允準，號啕痛哭失聲而醒。十死余生，當竭盡全力以為人民事業奮斗。”

1965年隆冬，當吳雪亞輾轉得知曾與丈夫在隱蔽戰線共事的曹荻秋主政上海，希望之火重新燃起。于是有了市政府門前那令人心酸的一幕。

曹荻秋當即上報中央。經嚴密核查，1965年12月28日，周鎬被追認為革命烈士。當吳雪亞手捧鮮紅的烈士證書時，十六年積壓的淚水決堤而下。

1989年清明，她攜子女赴南京雨花臺烈士陵園祭奠，將那兩本改變命運的日記鄭重捐贈。如今，它們作為國家一級文物陳列在紀念館中，封皮上“備忘錄，周治平”的字跡依然清晰。

南京雨花臺烈士紀念館內，兩本藍布封皮的日記靜靜躺在展柜中。紙頁間，一行1948年除夕夜的記錄墨色猶濃：“新年這樣來了，人民這樣的貢獻，應如何的努力完成使命，早日統一和平，使人民安如磐石？”

駐足于此的參觀者常陷入沉思，那個策馬奔向淮河的身影，那位在南京獄中高呼口號的特派員，最終以浸透血淚的筆觸證明了：真正的忠誠從不由身份標簽決定，而在于靈魂深處不滅的信仰之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