儲戶1.8億存款只剩44萬：銀行公章造假，誰的保險箱還安全？

文丨山木

五年間，一份份加蓋“銀行公章”的假對賬單定期送至客戶手中；三年內，3.6億元資金悄然流入賬戶，賬面余額始終充盈。直到2018年，北京某公證處計劃支取大連銀行北京分行賬戶內1.8億本息時，殘酷的真相徹底暴露：賬戶實際余額僅剩44萬余元，近1.8億元資金憑空“蒸發”。

近日，最高人民法院一紙民事裁定書，將這起塵封多年的大連銀行理財資金失蹤案重新拉回公眾視野，也狠狠刺痛了人們對金融機構的信任底線——銀行本應是財富的“保險箱”，如今卻淪為資金流失的“重災區”，其失信帶來的沖擊，遠比資金損失更令人心驚。

時間回溯至2013年，作為專業機構的北京某公證處在大連銀行北京分行開立對公賬戶。客戶經理李某成為雙方對接的核心，每季度都會準時送上記載清晰流水、精準余額與利息的對賬單及回單，所有單據都蓋著鮮紅的銀行公章。這份持續五年的“虛假安心”，讓具備專業風控能力的公證處也逐漸放松了警惕，殊不知，一場資金騙局早已悄然上演。

司法鑒定結論令人震驚：所有定期送達的對賬單、利息回單上的銀行公章，均系偽造。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如此明目張膽的偽造行為，在長達五年的時間里，竟未被銀行內部任何監控環節察覺。本該層層把關的內控體系形同虛設：公章管理混亂，假公章能輕易蒙混過關；崗位制衡失效，無人核對單據真實性；對賬核驗流于形式，虛假流水長期未被發現——這不是簡單的操作疏忽，而是一場徹頭徹尾的系統性內控崩塌與管理失職。

案發后，大連銀行的應對方式，更是對自身信用的二次踐踏。庭審中，銀行方將責任全部推給“已精神失常并失蹤”的前業務負責人和“已離職”的客戶經理，試圖以“員工個人行為”切割自身責任，還用“先刑后民”的說辭拖延推諉，全然無視自身的管理漏洞。

銀行這種推諉塞責的背后，是對自身信用責任的漠視，更是一種普遍存在的行業誤區——“案發現場論”，即把銀行僅僅視為犯罪發生的物理場所，而非應承擔管理責任和信用背書的主體。近年來，從銀行“飛單”事件到儲戶取款難風波，涉事機構往往急于將系統性問題包裝成個人道德風險。可事實上，儲戶信任的從來不是某個銀行員工，而是銀行這一機構品牌，以及其背后承諾的資金安全保障體系。當銀行刻意拋棄這份契約責任時，丟掉的不僅是儲戶的信任，更是自身立業的根基。

此案的受害者是具備專業風控能力的公證機構，這一點尤為諷刺，也更具警示意義。連專業機構都無法依靠銀行提供的憑證確保資金安全，普通民眾面對復雜的金融產品與服務時，又該如何守護自己的血汗錢？對銀行的信任，還能依靠什么來支撐？

銀行的本質是信用中介，現代金融體系的高效運轉，完全依賴于存款安全、交易透明、承諾可信這一基石。從“原油寶”穿倉到村鎮銀行風險，每一次金融機構失信事件的曝光，都在不斷侵蝕這份寶貴的公共信任，引發深層次的金融焦慮：儲戶懷疑對賬單上的數字是否真實，投資者對理財產品望而卻步，企業擔憂賬戶資金的安全性。這種彌漫的疑慮，會嚴重抑制金融市場活力，動搖整個金融體系的根基。

大連銀行此案的審理，意義早已超越1.8億元損失的追索。它應成為一面鏡子，照出部分金融機構在內部治理、風險防控上的巨大短板；更應成為一記警鐘，倒逼整個銀行業開展自我革命，重拾信用初心。

銀行必須清醒認識到：守住儲戶的錢，就是守住自己的生命線；扛起應盡的管理責任，就是扛起行業的未來。不能再將“員工個人行為”當作萬能擋箭牌，而要從根本上檢視內控漏洞，加固風控防線——規范公章管理、完善崗位制衡、強化對賬核驗，將客戶資金安全置于無可爭議的首位，用實際行動重建儲戶信任。

與此同時，監管部門也須以此案為契機，展現更強力的監管作為。要進一步強化穿透式監管，緊盯銀行內控流程、資金流向等關鍵環節，加大對失信違規行為的處罰與問責力度，提高違法成本，形成有力震懾；要健全儲戶權益保護機制，暢通維權渠道，簡化維權流程，讓法律與制度成為儲戶信任最堅實的后盾，讓失信者付出應有代價。

資金蒸發尚可通過追贓挽損彌補，信用崩塌卻難以東山再起；個別員工失德可追責，整個行業失信則會動搖金融根基。唯有每一家銀行都將信用視為不可逾越的紅線，唯有監管的“牙齒”足夠鋒利，唯有儲戶的權益得到充分保障，金融業才能回歸“服務實體、守護財富”的本源，信用之光才能重新照亮行業的每一個角落，金融體系的穩定與繁榮才能持續。

這，既是對每一位金融參與者最基本的尊重，也是維護金融安全的根本所在。

☆ 本文作者簡介：山木，自由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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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易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