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2年毛主席視察南京后，指著王平和許世友直言：各奔前程，不用送

1972年春天的南京，長江邊風有些硬。江蘇省大會堂里，人頭攢動，燈光并不耀眼，卻很亮堂。毛主席緩步走上臺階，身邊一手拉著南京軍區司令員許世友，一手拉著南京軍事學院政委王平。臺下很多人只覺得這一幕意味深長，卻不知幾十年前，這個被毛主席叫作“王大個子”的軍人，是怎樣一路走到這里的。
有意思的是，當毛主席準備離開南京去上海時，看到不少干部本能地要跟出去送行，他忽然停下腳步，指著王平和許世友，慢騰騰地說了一句：“不要送，各奔前程。”話音不重，卻很有分量。這并不是隨口一說，而像是對一代老戰士的一句叮囑。要說清這句話背后的意味，繞不開的，還是王平這一生的路。

一、長征路上“王大個子”的身影
時間往前推回到1935年初，長征行軍中的紅三軍團，幾乎人人都知道有個大高個兒團干部，走起路來步子又大又穩。這個人，就是后來名滿全軍的王平。當時他還叫王明，個子高過毛主席半頭，在隊伍里格外顯眼，所以大家干脆叫他“王大個子”。
1935年2月，一渡赤水后，部隊傷亡不小，軍委決定精簡縮編，取消師一級建制，全軍壓縮成17個團。王平從團政委崗位，調整為紅十一團政治處主任，任務不輕，壓力卻更大。環境艱苦、兵力減少，干部往往一人多職，一邊帶兵，一邊還得做政治工作，說到底，就是既要打仗，還要穩住軍心。
那年春天，貴州遵義一帶細雨不斷，道路泥濘，山路越走越窄，紅十一團按照命令急行軍。彭德懷隨團行動，這也是王平第一次直接在彭德懷指揮下執行任務。出發前，彭德懷特意叮囑他：“要走快些，至少走六十里才能休息，不然敵人飛機來了就麻煩。”

雨水打在臉上，鞋子一腳一滑，行軍隊伍被拉成一條長線。彭德懷騎著馬，從隊尾往前催：“再走快點！”紅十一團又急行了四十多里。眼看戰士們氣喘吁吁，連說話的力氣都不多，團政委張愛萍看著心里發緊，忍不住和王平商量：“部隊太累了，該歇一歇了。”王平覺得有道理，就下令暫時休整吃飯。
沒多久，彭德懷騎馬趕到，話說得很沖：“誰叫你們休息吃飯的？你們這是不顧大局！”王平和張愛萍只得挨訓，立即傳令繼續前進，又咬牙走了三十多里，直到彭老總下命令：“可以休息吃飯！”這才真正停下。
戰士們剛坐在路邊，掏出干糧啃起來。彭德懷一個人蹲在一旁邊吃邊看，見王平他們幾個團干部坐在樹下，也不說話，就主動走過來打趣：“你們吃什么好東西呢，還躲著我呀？”一句玩笑，把剛才緊繃的氣氛一下子沖淡了。那一刻，很多人心里都明白，這位軍團長在路上批評時的嚴厲，其實是為全局著想，轉身又愿意放低姿態和干部們打成一片。
不得不說，像王平這樣的團干部，在這種氛圍里，很容易被真正鍛煉出來。既要能扛得住批評，也要看得懂上級的苦心。此后，他在作戰中逐漸形成了既頑強又穩重的指揮風格，這在后來多次關鍵時刻體現得十分明顯。
再往前走不久，長征途中一段頗為驚險的插曲，讓毛主席記住了這個“大個子”。在三渡赤水之后的一天，王平率紅十一團翻越一座大山，準備向前方機動作戰。部隊正從山頂往下走，忽然前面傳來消息：中央縱隊的直屬隊，正從山下往上爬，兩支隊伍在半山腰迎面相遇。
這時，一個高個子從隊伍里走出來，手里拄著一根棍子，一邊走一邊喊：“大個子，先停住，不要走。”王平定睛一看，才發現是毛主席，當即下令部隊停步。毛主席開門見山：“你們來得正好，我給你一個任務。”原來，軍委偵察得知，敵方一個整師正向中央縱隊撲來，而此時紅一軍團主力已向四川古藺、敘永方向機動，中央縱隊身邊一時缺少可用兵力。
毛主席當場命令王平：“你們立即過去堵截，掩護中央和軍委機關通過，紅五軍團上來以后接替你們。”這話說得不重，卻意味著把黨中央的安全交給了紅十一團。王平接令后，立即率部日夜兼程趕到指定地域，剛爬上山頂還未來得及吃口熱飯，敵軍就頂著山勢沖了上來。
那場阻擊戰，打得相當艱苦。地形對敵方更有利，紅十一團卻只能死守陣地，硬頂了兩天兩夜，直到紅五軍團接防，才轉身追趕大隊人馬。正是這一仗，讓毛主席真正記住了“王大個子”，也進一步堅定了對他的信任。

二、“護駕”與“要錢”：戰火中的信任
1935年春夏之間，中央紅軍在川黔邊一帶幾渡赤水，敵軍幾十萬被弄得團團轉。等到四渡赤水之后，紅軍甩開追兵，轉向新的戰略方向，可部隊外有追兵，內里還有更棘手的問題——紅一方面軍與紅四方面軍之間的分歧，開始逐步顯露。
1935年9月上旬，紅一、紅四方面軍在四川北部會合后，又因張國燾的個人野心而矛盾加深。隊伍被編成左、右兩路軍北上，名義上統一行動，實際氣氛頗為微妙。左路軍由朱德和張國燾指揮，右路軍則由徐向前、陳昌浩指揮，黨中央和毛主席隨右路軍行動。
9月10日凌晨一點左右，王平剛剛重新擔任紅十一團政委不久，突然接到緊急通知。他和時任團長鄧國清被叫去見彭德懷、王稼祥、李富春等人。幾位中央領導向他們點明了眼前的嚴重局勢：張國燾堅持南下，甚至有脫離黨中央的危險舉動。
聽完情況介紹，王平壓不住心中的氣憤，當場提出：“請給我們任務。”彭德懷沒有多說空話，只是簡短地下達命令：紅十一團立即出發，擔任要害地段警戒任務，負責掩護中央和軍委機關以及紅三軍團直屬隊安全通過，等紅十團也通過后，再跟上隊伍前進。
從表面看，這是一道普通的警戒命令，實則是要紅十一團在關鍵地帶盯住紅四方面軍的動向，一旦對黨中央不利，必須先發現、先處理。再加上這次行動要求高度保密，不作事先動員，只能用結果來解釋原因，壓力可想而知。
王平立即把部隊拉出宿營地，悄然急行軍進入指定地域，連參謀長和政治處主任都不知道真實來意。后來他回憶那一夜，直言氣氛“很緊張，也很秘密”。中央機關直屬隊在天不亮就動身，當太陽從山頭升起時，毛主席經過紅十一團設在山上的警戒點，把王平他們叫到身邊，問了一句：“前面有什么動靜？”

王平如實匯報：沒發現大規模異常，只是警戒哨曾聽見有人在黑暗中喊：“紅一方面軍的同志，你們不要走啊！”這說明對方已經有人察覺隊伍有分離的跡象。王平心里有疑慮，忍不住追問了一句：“要是有人開槍怎么辦？”
毛主席聽完，手一揮：“要做好宣傳教育工作。”這句話聽上去平緩，卻是明確態度——兄弟部隊之間，絕不能形成武裝沖突，再大的分歧，也只能靠政治工作去化解。王平心里有數，這既是底線，也是原則。最終，紅十一團在這次“護駕”行動中沒有開一槍，卻完成了極關鍵的警戒任務，為黨中央安全北上爭取到了寶貴時間。
值得一提的是，從那以后，毛主席對王平的信任不只停留在戰場，更延伸到日后的用人和重托之上。兩人之間的交往，也不局限于作戰命令，而是漸漸多了一些“家常味道”。
1935年末至1936年，隨著瓦窯堡會議召開、東征戰役打響，陜北成為全黨全軍活動中心。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瓦窯堡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戰略方針，為之后全國抗戰鋪路。會后不久，紅一方面軍主力改編為“中國人民紅軍抗日先鋒軍”，由彭德懷任總司令，毛主席兼總政治委員，向山西進軍，史稱“東征”。
1936年春，東征部隊攻入晉西，打得閻錫山措手不及，隨后國民黨軍、地方軍閥多方合圍。5月初，紅軍主動從黃河東岸撤回陜北，避免與優勢敵軍決戰，保存有生力量。東征雖時間不長，卻擴大了我黨我軍在華北地區的影響，為推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發揮了重要作用。
戰役結束后，中央審時度勢，在1936年5月作出一個看似不那么“激烈”，其實關乎長遠的大決定——抽調大量干部進入紅軍大學學習，提高軍事政治素質，準備迎接更復雜的全國局勢。在這個名單里，就有王平。
1936年6月1日，陜北安定縣瓦窯堡的一座舊廟堂前，紅旗迎風獵獵，一所特殊的學校正式開學——中國人民抗日紅軍大學，后來人們更熟悉的名字是“抗大”。毛主席、周恩來、張聞天等中央領導都在主席臺上，毛主席還發表了頗有激情的講話，明確了“抗大”培養骨干干部的作用。

按學員干部級別，紅軍大學分為三個科：團以上干部為一科，營連干部為二科，班排為三科。身為團級主官的王平，被編入一科，開始了集中學習的這段日子。教室沒有多么寬敞，課桌也很簡單，但對這些從戰火中走來的干部而言，這段時間彌足珍貴。
年底，“抗大”第一期接近尾聲，很多學員都想回前線。有一天，毛主席專門找學員談話，語氣里帶著點玩笑：“你們有的人不愿意留在后方，誰能給我講個道理，把我說服了，我就批準你走。什么事情都要有人去干，前方要人，后方也要人。誰不愿意在后方，我就偏偏把他留下來，愿意留下的可以走。”
當場不少人被這番話“說懵了”，誰也不敢隨便表態。此前曾直言不想留在后方的譚政、蘇振華被毛主席點名留下，別的干部也有一部分被安排長期在后方從事干部教育和軍事訓練。王平則在1935年年底從“抗大”畢業后，被派往陜北紅二十七軍，擔任政委。
也就在離開前線不久，王平與毛主席之間發生了一件頗“接地氣”的小插曲——改名。
某天，毛主席召見紅二十七軍新任軍長賀晉年和政委王平，給他們交代任務。說完正事，他問了一句：“有什么困難嗎？”按理說，這時候多半是談部隊供給、武器裝備之類的問題，但王平站起來居然先說：“報告主席，我想改名字。”
毛主席聽后笑了：“王明，這個名字很好嘛，國際代表啊！”原來王平當時的名字叫王明，而黨內已經有一位叫王明的中央領導，曾以共產國際代表身份在黨內活動，因此很多人拿這個名字打趣他。王平無奈，只好實話實說：“正是因為這樣，別人老是叫我國際代表，所以我要改名。”
毛主席聽完哈哈一笑，當場同意，更表示這個改名很有必要。從那以后，他就不再叫王明，而正式改稱“王平”。這個“平”字，平實、平民、平和，也多少映照著他后來的人生態度。

三、從剿匪到“籌款”：細節中的品格
改任紅二十七軍政委后，王平的工作內容發生了很大變化。1937年前后，黨中央從保安遷往延安，陜北成為政治中心。紅二十七軍進駐洛川一帶，擔任維護西安至延安運輸線的任務。表面看，這不像是前線惡戰，但風險一點不少。
當時，宜川、延長、富縣交界地區處于所謂“無人區”，土匪勢力盤踞其間，攔路搶劫往來商旅，有時甚至深入鄉村行兇作亂。中央要求，必須盡快肅清這一帶匪患，保障延安和外地往來暢通。
王平與軍長賀晉年仔細研究，采取的是軍事打擊與政治爭取并用的辦法。不是簡單地圍剿一通就完事，而是布置路邊設伏、分片搜索、集中合圍，打掉最兇殘的一伙土匪頭目；對于一些受脅從匪、勢力不大的小股，則有針對地開展教育和分化工作，爭取一部分人回家務農。三個月下來，這片“無主之地”的匪患基本肅清，西安到延安的道路安全狀況有了明顯改觀。
不久，中國工農紅軍主力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擁入全民抗戰的統一序列。紅二十七軍也隨之改編，奉命開往甘肅正寧一線，擔負從陜西富縣到甘肅正寧的警戒任務。這段路得走三天，而且大部分都在國民黨統治區，只能沿途買糧補給。問題是，整個部隊身上只有一百塊現錢，這點錢根本撐不了三天的消耗。
在這種局面下，王平向中央發電報求援，對方的回復只有兩個字：“沒錢。”眼看部隊要動身，糧食卻沒有著落，他只好直接給毛主席打電話，語氣里帶著點著急：“請中央給我們三千元，沒有三千兩千也行，沒有兩千一千也可以。”
電話那頭傳來毛主席的聲音：“沒有，我一塊錢也沒有。”這話說得很直白，當時黨中央確實在和國民黨談經費撥款，手頭異常拮據，連中央機關經費都很緊張，更別說多余的錢給前出部隊。
錢要不到，部隊又必須出發，王平只得另想辦法。最后，他和地方干部協商，盯上了當地一名聯保主任。此人依靠土圍子囤積糧食，搞投機倒把，手里大把現錢與糧食。經過一番針鋒相對的交涉，在國民黨縣長擔保下，這個聯保主任交出了五千大洋和五百石糧食，既算是懲治不法，又解決了部隊燃眉之急。

王平不敢擅專，隨即打電話向毛主席報告這一“意外收入”。毛主席聽完沒有表揚，只是平和地說了一番話：“錢你們不能全拿走，按照你原來的要求留一千，剩下四千送來延安。糧食你們能帶多少就帶多少，好不好？”意思很明白，部隊眼前要解決問題，中央也同樣難，得互相擠一擠。
站在王平角度，這個安排顯然有點緊，他當場表示：“主席，那可不行，我們只留一千元太少了，不足以解決眼前的難題。”毛主席稍一思索，改口道：“好吧，那你們帶兩千吧。”就這樣，五千大洋被分成三份，兩千留部隊解決三天行軍的糧餉，兩千送延安周轉，還有一千，按當時的語氣，可以理解為由地方配合調劑使用。
這件事很值得細細琢磨。一方面，王平既懂中央困難，也敢按實情爭取；另一方面，毛主席在原則之中，又給前線留足必要空間，最終形成一種微妙平衡。可以說，這既是信任，也是磨合，兩者之間的默契，是多年并肩斗爭慢慢積累出來的。
不久后，延安城頭飄起“八路軍”的番號旗幟。王平繼續在軍隊中擔任重要政治職務，經歷全面抗戰、解放戰爭，直至新中國成立。1955年，他被授予上將軍銜。這位當年在泥濘山路上挨彭德懷批評、在山腰拄著棍聽毛主席吩咐任務的“大個子”，終于在共和國軍隊序列中站到了將帥行列。
四、“各奔前程”背后的堅守
時間再往前推，到了1972年。新中國已經走過二十多個年頭，戰爭硝煙散去，那個曾在三渡赤水阻擊敵師的紅十一團政委，此時已是南京軍事學院政委，頭發花白，身形卻仍挺拔。毛主席這次南巡視察南京，在江蘇省大會堂接見部隊師以上干部和地方負責人，場面莊重，卻不失親切。
毛主席上臺時，一手拉著許世友，一手拉著王平，旁邊是江蘇省委書記江渭清、省長惠裕寧等地方領導。交談中，毛主席詳細詢問了南京軍區和南京軍事學院的情況，對地方工作也逐一了解。對大家的努力，他給了肯定，又不忘提醒：“團結起來，努力奮斗，克服困難，爭取勝利。”語速慢，卻字字清晰。

接見結束后，毛主席準備動身前往上海。現場干部出于尊敬，下意識想送到門口甚至更遠。就在這個時候，他回頭看了一眼，指著身邊的王平和許世友，說了那句后來被很多人記住的話：“不要送，各奔前程。”說完，轉身上車，離開南京。
這句“各奔前程”，聽上去像一句隨口相勸，實則意味頗深。經歷過戰爭年代的人都明白，在長征路上，在槍林彈雨中，許多時候“前程”只意味著完成任務、不辱使命，而不是個人榮辱得失。到了和平時期，這幾個字又帶上了新的含義——崗位不同，但都要盯著各自的責任，把手里的事做好，不必過多糾纏于形式化的禮節。
王平聽得很清楚，心里也明白，這是對老戰友的一種提醒：當年拉槍栓沖鋒是前程，如今辦學育人、搞好部隊建設同樣是前程。角色變了，要求未變。
這幾年，他在南京軍事學院分管政治工作，面對的是一批批年輕軍官。老一輩紅軍干部的戰場經歷無法照搬給下一代，但“為誰而學”“為誰而戰”的問題，卻必須一代一代說清楚。王平在課堂、在會議上，總習慣把話說得很實在，很少說漂亮套話。這種說話方式，其實和他在延安時那次“要錢”的電話一脈相承。
1977年，已經離開軍中一線崗位的王平，回到了闊別多年的湖北陽新人。他和愛人、兩個兒子住在縣委招待所。那地方條件一般，房間簡單，設施也談不上好。縣領導覺得于情于理都過意不去，多次提出把他們一家接到條件更好的商業旅社去住。
王平直接回絕：“能住就行，絕對不許超過標準。”語氣堅決，態度明確。他不愿搞特殊，更不愿讓家鄉干部為接待他而花額外心思。這里面既有習慣，更有立場——幾十年革命生涯養成的作風，不會因為級別和地位改變而松懈。
當天晚上，他幾乎沒怎么睡著，和身邊工作人員聊起很多往事。有人提到老鄉當年送糧、送布、掩護傷員的細節，他一邊聽，一邊問得很細。可以看得出，對這片土地，他心里裝著很重的感情。
說話間，他一次又一次叮囑自己的兩個兒子：“人不能忘本，忘過去就等于背叛。我們共產黨人，更不能忘記戰爭時期支持我們的人民群眾。任何時候都要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如果黨的干部把群眾忘了，那就是犯罪。”這些話說得不客氣，卻很直截了當。
在陽新停留的幾天里，王平沒有把時間花在走馬觀花的“看看舊地”，而是實地走訪，去村里、去田間，問糧食產量，問水利狀況，問防病情況。和縣領導碰頭時，他更愿意談當前的實際問題，拿出紙筆，一條條記下需要重點抓的幾件事，其中就包括提高糧食產量，和治理危害多年的血吸蟲病。
臨走時，他再三叮囑縣里領導：“糧食生產一定要搞上去，血吸蟲病一定要治好。不能搞形式主義，也不能走過場，要拿出具體的辦法。”話不多，卻抓得很緊。他知道，對于一個貧困地區來說，“吃飽”和“治病”才是實打實的關鍵，任何漂亮的口號，都比不上一畝畝長得好的莊稼和一個個遠離病痛的村民。
臨別前，他問縣里還有什么實際困難。一位同志有些遲疑地說，希望能解決兩臺推土機，用來圍塘造田、改善生產條件。這個要求說不上巨大，卻也不是小事。王平想了想，答應下來：“你們把生產搞好，血吸蟲根除了，我再回來給你們慶功。”
后來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他離開陽新后，通過有關部門，給家鄉落實了兩臺推土機、一部鏟車。機器到位，圍塘造田的進度明顯加快，農田條件逐漸改善。二十年后，這一帶的面貌早已大變，當年列在紙上的那些目標，基本都實現了。只可惜，王平因工作和身體原因，再也沒有機會回家鄉親眼看看。
回過頭看這一生，從長征路上的“王大個子”，到抗戰、解放戰爭中的政工主官，再到新中國成立后的上將、南京軍事學院政委，王平的軌跡很清晰：始終圍著一個“人民”轉。戰時保衛黨中央、掩護機關轉移，平時維護交通線、肅清匪患，晚年回鄉還要操心糧食和血吸蟲，這條線串起來，倒也并不復雜。
1972年，毛主席在南京說的那句“各奔前程”，看似一句隨口之言，卻和王平后來的行事態度暗暗呼應。各有崗位，各守職責，各自把該做的事做好。這些老一輩將領，沒有花哨的話語，也不喜歡擺姿態，更多是用日復一日的選擇，把“前程”二字落到了實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