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2007年，上海中共一大會址紀念館里，發生了一件挺稀奇的事兒。
當館長接過這兩張紙片仔細端詳時，那眼神里的那一抹光亮，既像是挖到了寶藏的興奮，更像是一塊壓在心頭幾十年的大石頭終于落了地。
沒過多久，工作人員就把其中一張屬于上世紀20年代的舊照，小心翼翼地貼進了代表墻上的那個圓框里。
要知道，這個位置已經空窗了整整八十六年。
這一貼，意味著1921年參加中共一大的十五位代表，終于全都有了正臉。
這位讓大家苦等了八十多年的神秘人物，名字叫尼克爾斯基。
在過去很長一段日子里，講起中共一大的歷史，這人簡直就是個透明的影子。
名義上大家都知道他在場，可真要問他具體干了啥，誰也說不出個所以然來。
更有意思的是，哪怕是當年坐在他對面的其他代表，回憶起這人來也是五花八門，甚至到了記不清的地步。
這事兒可不光是一個人“被遺忘”那么簡單，往深了挖，這里面藏著共產國際早期的那一套組織路數，還有一個小人物被卷進大時代漩渦里的無可奈何。
咱們得把日歷翻回到1921年的那個夏天，去瞧瞧這個“隱形人”到底是個什么路數。
那時候的上海法租界，一大會場里擠著十五個人。
十三個是中國代表，剩下兩個是洋面孔。
那個叫馬林的老外，大伙兒印象太深了。
這哥們兒是個典型的霸道總裁范兒，開會怎么開、聊什么話題，全是他一個人拍板。
后來密探摸上門，也是馬林江湖經驗足，一巴掌拍桌子吼著大家趕緊撤，這才保住了中國革命的火種。
可偏偏坐在馬林邊上的那個尼克爾斯基呢？
張國燾后來的回憶很有代表性，他說這人看著就像馬林的跟班，悶葫蘆一個，基本沒開過腔。
這話聽著挺順理成章。
大領導出門帶個秘書，合情合理。
但這里頭有個經不起推敲的大窟窿。
當時年紀最小的代表劉仁靜提過一個細節：尼克爾斯基壓根就不懂英語。
馬林在那兒用英語滔滔不絕的時候，還得靠劉仁靜給尼克爾斯基當翻譯。
這就有點離譜了。
既然他是馬林的助手，怎么可能連頂頭上司的話都聽不懂？
既然是跟班，哪有讓身為會議代表的劉仁靜反過來伺候他的道理？
所以說，這個“助手論”，根本就站不住腳。
那他到底是何方神圣？
為什么在那場關乎中國前途命運的大會上，他非要裝得像個啞巴一樣？
這個謎題，一直被鎖在歷史的柜子里六十多年。
直到1986年，才在幾千公里外的荷蘭被意外撬開了鎖。
那年5月，中國人民大學的楊云若教授和社科院的李玉貞專家，飛了一趟荷蘭。
他們原本是沖著馬林的檔案去的，畢竟馬林是荷蘭人，老家那邊存了不少一手的手稿。
誰知道，在翻看那些褪了色的工作筆記時，幾行不起眼的字讓兩位專家當場愣住了。
馬林在筆記里是這么發牢騷的：
“1921年6月，（共產國際遠東）書記處派尼克爾斯基到上海干活，我也是這會兒到的。”
注意他用的詞，是“我也這會兒到”，可不是“我帶他到”。
馬林緊接著寫道：“跟尼克爾斯基在上海這檔口，我也就是幫幫他，去完成書記處派給他的差事。
我從來不單干，省得組織上亂套。”
這幾句話的信息量簡直炸裂。
它直接把“助手說”給掀翻了，原來這兩人的關系壓根就不和諧，是個別別扭扭的“雙頭馬車”。
這里面有兩筆賬，馬林算得門兒清。
頭一筆是“山頭賬”。
馬林是共產國際總部的特派員，那是拿著尚方寶劍的“欽差”；而尼克爾斯基是“共產國際遠東書記處”的人，那是伊爾庫茨克的一個地區性機構。
換句話說，這兩人根本不是上下級，而是分屬兩個不同的衙門。
第二筆是“干活賬”。
馬林字里行間透著一股子憋屈——他不光指使不動尼克爾斯基，反過來還得配合人家干活。
那問題又來了：既然尼克爾斯基不是小跟班，而是代表遠東書記處來的“監工”，那他怎么在會上表現得那么“慫”呢？
這就得聊聊1989年蘇聯解密檔案帶來的第二波震撼了。
靠著蘇聯歷史學家卡爾圖諾娃的挖掘，咱們總算看到了尼克爾斯基的履歷表。
看完這張表，你就能明白他在上海為啥要奉行“沉默是金”了。
尼克爾斯基，1889年生人。
他在俄羅斯當過店員，干過大頭兵。
最要命的數據是這一條：他直到1921年才加入俄共（布）。
這是啥概念？
1921年中共一大召開，他是當年才入黨的新兵蛋子。
一個黨齡還不滿一年的“菜鳥”，被派到中國來指導像陳獨秀（雖未到場）、李大釗、李漢俊這樣的大知識分子建黨。
這活兒對他來說，確實是趕鴨子上架。
他在會上能嘮啥？
少說少錯，不說不錯，恐怕是他當時唯一能保住面子的辦法。
那遠東書記處腦子進水了，派這么個人來？
這里面折射出早期共產國際對遠東那塊地盤的復雜心思。
一方面，他們急著要在那兒插旗；另一方面，遠東書記處剛搭起草臺班子，手頭根本沒幾個能打的兵。
尼克爾斯基大概率是因為恰好在那兒，又是唯一能調動、且政治上靠得住的人手，就被抓了壯丁。
他的任務與其說是去“指導”，不如說是去“占座”和“聯絡”。
馬林在筆記里提過：“尼克爾斯基同志接到的死命令是，黨的會議必須有他參加。”
哪怕只是去當個擺設，代表遠東書記處“到此一游”，這就是他的差事。
可中國同志當時并不買賬。
馬林記錄說：“中國同志不樂意這么搞，他們反感這種被監視的感覺。”
所以，1921年的上海，尼克爾斯基被夾在中間，那是相當難受：
論資歷，他是新來的；論語言，他又聾又啞；論關系，中國代表嫌棄這種“監護”；論搭檔，強勢的馬林跟他面和心不和。
他沒別的招，只能老老實實當個不吭聲的“記錄員”。
會議散場后，這位“記錄員”的下場更是讓人心里發堵。
回到蘇聯，他并沒有因為參與創建中國共產黨而撈到什么功勞。
相反，他那平平無奇的履歷也沒能成為他的護身符。
1938年，正是蘇聯“大清洗”最兇的時候。
2月，尼克爾斯基被抓了。
扣在他頭上的帽子是那個年代最萬能的——“間諜罪”。
同年9月21日，一聲槍響，尼克爾斯基被處決，命定格在49歲。
在很長一段歲月里，不管是在蘇聯還是在中國，他都是個“不能提”的人。
一直熬到1956年，他才被平反。
可那會兒，人們只知道有個叫尼克爾斯基的名字，至于他長圓的長扁的，誰也沒見過。
2001年，蒙古國官員參觀一大會址時指出的那個缺憾，說白了就是一個時代的縮影。
好在，歷史雖然有時候會遲到，但總有人在后面縫縫補補。
一張是二十年代的意氣風發，一張是三十年代的滿臉風霜。
回頭再看尼克爾斯基這一輩子，他不像馬林那樣光芒四射，也不像其他代表那樣名留青史。
他更像是一個大時代里的螺絲釘。
組織讓他去，他就去了。
哪怕語言不通，哪怕資歷不夠，哪怕處境尷尬。
他把活兒干完了，然后在時代的絞肉機里無聲無息地沒了蹤影。
但歷史是公道的。
在那場天翻地覆的大事變中，確確實實坐著十五個人。
那個縮在角落里、聽不懂英語、半天憋不出一句話的俄羅斯人，他的沉默，也是歷史的一部分。
信息來源：
《黨史研究資料》1989年第7、8期合刊《參加中國共產黨一大的尼克爾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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