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3歲于鳳至病逝，遺囑存款令張學良吃驚

1990年，93歲的于鳳至在美國悄然病逝，彼時她與張學良已經離婚二十多年。

可她的遺囑卻與張學良有關，而她留下的遺囑和存款都讓張學良大吃一驚。

于鳳至的遺囑究竟是什么？為何會讓張學良吃驚？

五歲識字，八歲能背《論語》，十歲已能為父處理賬本，回回算得分毫不差，父親看她聰慧伶俐，又命她學英語、習鋼琴、通禮儀。

那時候，整個東北也沒幾個女孩會講英語，更沒幾個能穿著旗袍坐在皮質轉椅上，鎮定地面對洋人談判。

15歲那年，她在一次父親與外商的交易中臨危受命，翻譯得滴水不漏。

此后，她便與宋氏一族漸漸熟識，也為日后的人生軌跡埋下伏筆。

彼時尚不知天高地厚的他，在一次酒宴中聽說于家的女兒“福命旺夫”，生來“鳳命”，他一笑置之，卻也悄悄記下了這個名字。

數年之后，當張作霖羽翼漸豐，坐穩奉天督軍之位，便起了拉攏政商勢力的念頭。

于是，年方19的于鳳至，在毫不知情的情況下，被許配給張作霖的長子張學良。

一場權謀式的聯姻，就這樣悄然定下，于鳳至從此成為了少帥夫人。

張作霖對這個兒媳婦喜愛至極，起初只是出于對舊交的照拂，但很快便是打心眼里欣賞她的穩重與聰慧。

于鳳至不僅端莊得體，更有一股天生的管家本領，婚后不久，她便接手張府中饋，掌控家中財務與內務安排。

她制訂賬冊、改革用度、整頓傭人制度，讓偌大的帥府井然有序。

可那時候的張學良，還只是個少年，風流俊朗，卻心思飄忽。

他不會事事聽從于鳳至，但是他知道于鳳至是他最堅實的后盾。

民國動蕩，政局風雨飄搖，東北軍雖強，卻也如臨深淵。

張學良因父蔭而得權，但其自身的威望尚未建立，外有政敵虎視，內有部屬不服。

在這種危急時局中，恰恰是于鳳至用她的沉穩與操持，為他穩住了“后院”。

張作霖被炸身亡后，她一邊安撫家族老幼，一邊勸張學良冷靜接掌東北大權，堪稱張府真正意義上的“定海神針”。

在張學良聲勢漸起、出入政要場合時，于鳳至也常常一同出席。，她衣著素雅得體，言談不卑不亢，成為京津社交圈的常客。

她不止一次地參與社會慈善，組織婦女募捐救國，既有傳統婦德的涵養，也有新式女性的風采。

1936年冬，遠在英國帶孩子求學的于鳳至突然得知丈夫卷入西安事變的消息，她不顧身邊人的阻攔執意回國。

回國后她第一時間拜會了結拜姐妹宋美齡，幾番懇求，希望能為張學良爭得一個緩和的機會。

她甚至愿意跪在蔣中正面前，只求他能放丈夫一條生路，可是蔣卻沒有絲毫動搖，張學良從此被軟禁起來，而于鳳至選擇了留下。

張學良被嚴密監視，生活起居受限，精神時常低迷，最初的幾年，他心情郁結，常常自責，甚至幾次萌生自盡的念頭。

于鳳至便日日陪他下棋、誦經、談詩，可命運并未因此而心軟。

長期的顛沛流離、飲食起居無序，加之內心的積郁，于鳳至的身體開始出現異樣。

1940年初，她的左胸劇痛，夜不能寐，張學良急忙為她請來醫師，檢查后發現是乳腺癌晚期。

醫生建議她立即動手術，并且最好去醫療條件較好的美國治療，在張學良的強烈要求下，于鳳至沉默許久，最終點頭，決定赴美治療。

她先是在舊金山住院，后輾轉洛杉磯接受治療，化療如火灼般煎熬，頭發一撮撮掉落，原本圓潤的面龐消瘦得形如槁木。

手術過后，她為自己制定嚴格的營養計劃，逼自己早起鍛煉，甚至在病榻上仍不忘讀書寫字。

術后康復的于鳳至，終于與孩子團聚，原本的存款已所剩無幾，為了養育兒女，她毅然決定進入金融行業，從零開始學股票與投資。

20世紀40年代末的美國，正處于戰后重建與經濟騰飛的起點，紐約證券交易所門前人來人往。

她真正的轉機，來自一位曾受張家恩惠的華裔律師。

這位律師察覺她雖身處困境，卻依舊眼神堅定，于是介紹她接觸了一家投資咨詢公司，開始系統學習股票投資知識。

從標普指數到道瓊斯曲線，從藍籌股到成長型公司，她一點一點啃下這門原本對她而言陌生而高冷的學問。

第一個投資對象是通用電氣（GE），那是她經過一個月追蹤觀察后下的決定。

她將僅有的3000美元積蓄一分為二，一半買入股票，一半留作生活備用。

買入之后，她反復查閱公司財報，分析其工業布局與擴展潛力。

兩個月后，通用電氣股價上漲15%，她第一次嘗到投資的甜頭。

但她并未急于拋售，而是平靜地記錄股價波動，做出長期持有的規劃。

幾年下來，她的投資版圖從單一股票拓展至基金、債券、黃金與地產。

她尤其擅長“逆勢操作”:在他人恐慌撤資時低價入場，在市場亢奮時悄然退出。

1957年股災來臨，她提前三周清倉避險；60年代初期，美國經濟增長加速，她又精準切入房地產市場，陸續購入洛杉磯、舊金山幾處價格被低估的獨棟住宅和公寓。

她的選址理念簡單卻實用：“哪里有學校、醫院、超市，哪里就能保值。”

靠著這種直覺與理性并存的投資策略，于鳳至在60年代末已積累千萬美元資產，成為當時洛杉磯最成功的華人女性投資者之一。

最令人佩服的是，她從不炫耀財富，也不奢靡張揚。

她的客廳里，最顯眼的不是名畫，而是一張1950年代的中國地圖，紅線勾勒出西安、奉天、沈陽的軌跡，那是她不愿剪斷的情感牽絆。

后來張學良與趙四如影隨形，于鳳至選擇簽下了離婚協議。

可她從不記恨張學良和趙四，她甚至讓女兒在赴臺探望父親時，帶去她親手做的圍巾和常用藥。

晚年，她習慣一個人吃飯、看報、種花，把自己的日子過得如同一件打磨細致的瓷器，靜謐，卻深藏溫度。

1989年，她的身體開始頻繁出現異常，醫生檢查后告知：身體雖穩，但已是“高齡脆弱期”，需做身后準備。

于鳳至聽完，只點點頭，說：“是時候把一些事，交代清楚了。”

她獨自擬下一份遺囑，花了整整三天，反復修改，逐字斟酌。

遺囑中寫明：名下所有不動產、股票、現金存款，扣除慈善捐贈和子女生活費后，剩余部分全部贈與張學良個人。

她沒有任何強制條件，也不寫緣由，只在最后附上一句話：“望君余生平安，勿念往事如煙。”

1990年春，于鳳至病情惡化，被緊急送往醫院，不久后便病逝。

消息傳到臺北，張學良彼時已被特赦多年，生活自由，正與趙一荻安度晚年。

當他從女兒手中接過那封遺囑復印件時，已是滿頭白發，他盯著那一行娟秀小字許久，手指微微顫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