調查記者的火種還未熄滅

2026年初，一則關于記者臥底精神病院、揭露醫保騙保黑幕的報道震動網絡。

記者韓福濤的名字，與“地溝油”、“三聚氰胺”、“黑磚窯”等刺痛國民記憶的詞條一起，被重新打撈、拼接，拼出一幅屬于中國調查記者的、漫長又即將消逝的群像。

我猛然驚覺，那些曾以筆為刀、甚至以命相搏，撕開黑暗帷幕的“孤勇者”，正悄然退向歷史的邊緣。統計冰冷地顯示，全國活躍的調查記者已不足五十人。

一個時代，似乎正隨著他們的背影一同黯淡。

2012年以前，調查記者是新聞業皇冠上的明珠，是媒體公信力與勇氣的象征。

那是一個“認知低端、格局狹小、不知道搞錢”的純真年代。

在報社的評報會上，一篇“曠世大稿”的誕生足以讓所有同行熱血沸騰，思想的碰撞只為磨礪逼近真相的刀鋒。

彼時，理想主義是行業流通的硬通貨，一句“不想當調查記者，枉為記者一場”，是無數新聞學子入職宣誓時眼中閃爍的、后來被自嘲為“清澈的愚蠢”的光芒。

從鄧世祥首次系統揭開地溝油黑幕，到簡光洲擲地有聲地點名“三鹿”、挽救了無數家庭，再到崔松旺假扮智障、冒死從黑磚窯帶回血淚證據，他們的每一次出發，都背負著“鐵肩擔道義”的職業榮光，也實實在在地推動了立法進程、重塑了行業規范、喚醒了麻木的神經。

他們是社會肌體上敏銳的痛覺神經，是制度穹頂之外的“力量”。

漸漸地，風聲漸緊，舞臺的燈光正一片片熄滅。那個“冒險求真”的黃金時代，在多重力量的擠壓下急速坍縮。

首先是生存空間的系統性壓縮。經濟壓力如山，當一名調查記者面對四五千的月薪與上萬元一平方米的房價，理想無法支付按揭。輿論場變得復雜而危險，監督者動輒得咎，在“吃人血饅頭”的污名與“地命海心”的嘲諷間腹背受敵。

更直接的是風險升級，從企業威脅、暴力阻撓到生命危險，徐記觀察被鐵棍追打，李翔遇害的陰影至今未散，而記者維權時，卻常發現自己身處“毀壞財物罪”的被告席。

與此同時，媒體自身在市場化與流量化的浪潮中轉向，年度收益取代了“有影響力的報道”，成為新的指揮棒。“車馬費”的厚度，有時竟比事件的真相更重要。評報會上關于業務的激辯，逐漸被對領導喜好的鉆營所取代。

我曾暗自發誓，要為“新聞事業”奉獻整個職業生涯，甚至還對前女友說過這種蠢話。最終在“待不下去了”的嘆息中，黯然轉身。簡光洲的“理想已死，我先撤了”，成為我們這代人的墓志銘。

我們見證了一個悖論般的景象。一方面，調查記者作為一個職業群體正在快速消亡，凋零至如今的寥寥數十人，四散于保險、公關、自媒體，甚至臘肉攤前。

另一方面，他們曾與之搏斗的沉疴痼疾——地溝油、黑磚窯、問題奶粉、精神病院騙保，卻如野草般在監管的縫隙中，一次次“迭代”重生。罐車混裝的黑幕自2005年曝光，二十年后仍是行業潛規則；新型地溝油改頭換面，重出江湖；黑磚窯的鎖鏈，十四年后仍能鎖住智障勞工的人生。

當社會痛感神經一根根被拔除，膿瘡便在無人注視的角落悄然潰爛、蔓延。

所幸，火種未滅。

就在我們認為黑夜已至時，總有一星孤火，倔強地刺破濃霧。韓福濤在精神病院里忍受的煎熬，崔松旺在冰冷河水中的逃亡，那位潛入緬北詐騙窩點128天的19歲女記者的勇氣，無不證明著“新聞還沒死”。

他們的人數或許稀少如風中之燭，行動也更為艱難曲折，但其存在本身，就是對抗集體沉默與系統性潰敗的最強音。

他們不是不識時務的蠢人，而是在看清所有代價后，依然選擇點燃自己的勇者。

他們的報道，是投給這個時代關于良知與希望的，一記沉重又必不可少的票。

調查記者的命運，從來不只是某個行業的興衰史，而是一個社會健康程度的晴雨表。他們的“退場”與黑幕的“返場”，構成了這個時代最值得深思的鏡像。

我們懷念那個“清澈的愚蠢”的年代，并非出于單純的懷舊，而是痛惜一種寶貴的公共性，一種銳利的監督精神正在流失。當最后一位敢于臥底的記者也選擇沉默，失去的將不僅是幾篇重磅報道，更是社會自我凈化和刮骨療毒的勇氣與能力。

那個暢談理想的評報會，永遠消失了，但那些在精神病院、在黑磚窯、在油罐車旁孤身前行的人，只要對不公的憤怒尚未熄滅，對真相的渴望依然灼熱，新聞的理想就不會真正死亡。

它只是從喧鬧的廣場，退守到了更孤獨、更危險的陣地，等待著這個社會在某個時刻，重新認識到，守護那些守護我們的人，就是守護我們共同的生活與未來。

他們的熄滅，不應是時代的熄燈號，而應是重新點亮公共生活、珍視監督價值的警世鐘。

今天情緒很低落，在電腦面前枯坐許久，也沒敲出一行字。

多的不說了，就這樣吧……

來源/新京報《記者臥底調查精神病醫院騙保內幕：承諾免費住院，入院容易出院難，“住院相當于坐牢”，曾有病人多次要求出院無果后自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