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的北京寒冬,一場連熱搜都上不了的低調葬禮,悄悄送走了一位96歲的老頭兒。老頭兒名叫張建良,訃告寫得比白開水還淡,沒履歷沒頭銜,往來吊唁的人屈指可數,任誰看都是個普通老人,走完了平凡又平淡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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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沒人知道,這具裹著普通壽衣的軀體里,藏著一個能讓蔣介石跳腳、戴笠抓狂、汪精衛噩夢纏身的靈魂。他是民國史上最傳奇的刺客,一手策劃了震驚全國的六中全會刺殺案;他是隱蔽戰線的天花板,憑一己之力撬動蔣汪日三方格局,沒費一兵一卒就為新四軍弄來大批軍火;他更是個認死理的信徒,被毛主席當面拒絕留在延安,卻把那句勸誡刻進骨子里,守著誓言熬過二十四年牢獄,到死都沒忘自己是誰。
這人的真名,叫華克之。比起“張建良”這個平淡的化名,“華克之”三個字,在民國的暗夜里,曾是讓反動勢力聞風喪膽的驚雷。今天咱們不按套路講故事,不從頭掰扯他的出生,就從那場最出圈的刺殺案說起,看看這個從刀尖上走下來的狠人,到底藏著多少不為人知的掙扎與堅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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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11月1日,南京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廳門前,熱鬧得像趕大集。國民黨四屆六中全會正在召開,一百多個中央委員排著隊,等著拍集體照,蔣介石作為軍委主席,按理說必須站C位——這也是華克之等人籌謀了整整一年的“獵殺時刻”。
那會兒的華克之,早已不是當年那個保送金陵大學、21歲就當上國民黨南京市黨部青年部長的青年才俊了。1927年四一二政變,雨花臺上血流成河,他眼睜睜看著并肩作戰的共產黨朋友,一個個被老蔣的人抓去槍殺,宛希儼、蕭楚女這些熟悉的名字,沒多久就變成了冰冷的墓碑。老蔣三次派人來勸降,高官厚祿堆到眼前,相當于現在的年薪百萬加升職加薪,他愣是一次都沒松口,換來的就是三次入獄,刑訊室里皮鞭抽、棍子打,骨頭斷了好幾根,他也沒說一句軟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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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獄后他就撂下話,不跟老蔣玩虛的了,常規操作根本動不了這個劊子手,只能來硬的——刺殺。他跑到上海,租了間法租界的小樓,取名“危樓”,自稱“危樓樓主”,意思就是自己這條命,早就懸在刀尖上了。在這里,他遇上了“暗殺大王”王亞樵,倆人一見如故,都是恨透了老蔣的主兒。王亞樵不光幫他籌錢、找人手,還給他做媒,介紹了同樣有膽有識的尹粹琳,倆人成了伉儷,尹粹琳也一直默默支持他的反蔣事業。
為了刺殺老蔣,華克之玩起了“潛伏”,化名胡云卿,裝成華僑富商,在南京開了家“晨光通訊社”,表面上是搞新聞的,背地里全是刺殺小分隊的核心成員。槍法超準、膽識過人的孫鳳鳴,就是他挑中的“執行者”,倆人一個總指揮,一個扣扳機,把每一個細節都推演了上百遍,就等一個能近距離接觸老蔣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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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計劃趕不上變化,邪門得很。那天上午9點35分,合影都拍完了,委員們紛紛轉身往臺階上走,老蔣愣是沒露面——估計是提前嗅到了危險,躲在樓上不敢下來。孫鳳鳴當場就懵了,這機會千載難逢,錯過這一次,再想靠近老蔣,比登天還難。
電光火石之間,他做了個破釜沉舟的決定:改殺汪精衛。“打倒賣國賊!”一聲怒吼劃破平靜,三發子彈精準射出,分別打中汪精衛的左眼外側、左臂和后背,汪精衛應聲倒地,現場瞬間亂成一鍋粥,張學良都沖上去搏斗,孫鳳鳴最后被汪精衛的衛士開槍擊中,當場犧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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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戲劇性的還在后面,孫鳳鳴剛倒下,老蔣就從樓上跑了下來,臉白得跟紙一樣,連站都快站不穩了。汪精衛的老婆陳碧君當場就炸了,指著老蔣的鼻子破口大罵,說就是他派來的殺手,不然為啥合影就他不在場。這話問得老蔣啞口無言,渾身是嘴也說不清楚,整個國民黨高層,瞬間人心惶惶。
華克之早早就安排好了退路,刺殺一得手,他就提前撤離,逃過了一劫。可他的兄弟們就沒那么幸運了,晨光通訊社的人全被抓了,孫鳳鳴的妻子崔正瑤被殘忍殺害,陳惘子、張玉華等工作人員,也都死在了戴笠的特務手里。戴笠氣得暴跳如雷,在全國范圍內搜捕華克之,懸賞金額從5萬大洋漲到10萬大洋——擱當年,這錢能在南京買十幾套院子,放在現在,妥妥的千萬級懸賞,可見老蔣是真被他逼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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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冬天,躲在香港的華克之,干脆直接發表文章,公開承認刺殺目標是老蔣,汪精衛只是臨時頂替的,就是要明著氣老蔣。老蔣看到文章后,氣得差點把辦公桌掀了,可華克之藏得太深,戴笠抓了好幾年,連他一根頭發絲都沒摸到。
可沒人知道,表面上意氣風發的華克之,心里早就亂成了一團麻。他在香港躲了一年多,日子過得提心吊膽,白天不敢出門,晚上一閉眼,就是兄弟們慘死的模樣。他開始琢磨,自己花了一年時間籌備,死了那么多兄弟,就只傷了一個汪精衛,老蔣還活蹦亂跳,國民黨還在繼續鎮壓進步人士,這種單打獨斗的辦法,成本太高,回報太少,根本行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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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就像一只迷路的猛獸,空有一身戾氣和本事,卻找不到正確的方向。思來想去,他覺得只有共產黨,才能真正救中國,才能徹底推翻老蔣的反動統治。1937年4月,在中共地下黨組織的幫助下,他輾轉千里,終于來到了延安——這個他心中的“希望之地”。
他滿心歡喜,以為自己這么有勇氣,敢跟老蔣硬剛,還策劃了刺殺案,只要見到毛主席,說出自己的想法,就能留在延安,進抗大或者陜北公學學習,跟著共產黨繼續干革命,說不定還能混個一官半職,繼續跟老蔣斗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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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4號下午,他終于在窯洞里見到了毛主席。窯洞里光線昏暗,毛主席點了一支煙,安安靜靜地聽他把自己的經歷說完,從青年時期的理想,到四一二政變的絕望,再到刺殺案的籌備與失敗,華克之越說越激動,越說越委屈,仿佛要把這幾年積壓的所有情緒,都一股腦倒出來。
可他萬萬沒想到,毛主席聽完之后,沒有表揚他的勇氣,也沒有答應他的請求,反而直接搖了搖頭,語氣平靜卻堅定:“你不宜待在中共控制的區域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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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句話,就像一盆冰水,兜頭澆在華克之的頭上,他當場就傻了,杵在原地一動不動,眼睛瞪得大大的,滿臉都是不敢置信。他想不通,自己真心實意來投奔,掏心掏肺說出自己的想法,為啥會被當場拒絕?他甚至開始懷疑,自己是不是做錯了什么,是不是共產黨不認可他的做法。
毛主席沒有跟他繞彎子,也沒有批評他刺殺的對錯,只是慢悠悠地跟他說,個人的力量、小集團的力量,再強大,也推翻不了罪惡的舊社會。這話一下子就點透了華克之,他仔細一想,可不是嘛,自己花了那么大的代價,死了那么多兄弟,就只傷了一個汪精衛,根本解決不了根本問題,說白了,就是瞎忙活。
更關鍵的是,那時候國共正在談合作,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剛剛起步,正是需要團結一切力量的時候。華克之是老蔣懸賞10萬大洋的通緝犯,要是留在延安,老蔣肯定會大做文章,到處造謠,說共產黨包庇刺客、破壞統一戰線,到時候糾纏不清,得不償失,反而會影響抗日大局。
華克之不是不明事理的人,聽完毛主席的話,他瞬間就想通了,心里的委屈和疑惑,也一下子煙消云散。他這才明白,毛主席不是不收他,而是給他安排了更重要的任務——回華南去,做延安和李濟深、陳銘樞、蔣光鼐、蔡廷鍇這些國民黨左派大佬之間的聯絡人。
毛主席看得清清楚楚,華克之身上最值錢的,從來不是他的槍法,也不是他的勇氣,而是他在國民黨圈子里的人脈,是他和那些反蔣人士的交情——這些東西,延安任何一個老資格的革命者,都替代不了。
臨走之前,華克之在毛主席面前,立下了一輩子的誓言:“黨有差遣,克之生死從之,一無選擇,萬死不辭。”他還主動提出了“七不”:不怕死、不怠工、不撒謊、不貪財、不埋怨組織、不討價還價、不泄密。這七條誓言,不是隨口說說,他用自己的一輩子,實實在在地守住了。
那一晚的長談,就像給華克之“換了個腦子”。他不再是那個迷信用拳頭解決問題、只懂單打獨斗的刺客,而是變成了一個懂得運籌帷幄、四兩撥千斤的戰略特工。他后來回憶起這一晚,總說,自己這輩子最巔峰的時刻,不是在南京策劃刺殺案的那一刻,也不是在隱蔽戰線立下奇功的那一刻,而是在延安被毛主席“轟走”的那一晚——就是從那天起,他才真正找到了自己的路,真正明白了什么才是真正的革命。
1938年秋天,華克之在香港見到了廖承志和潘漢年。廖承志開門見山,第一句話就戳中了他的心底:“我們已經把你當作同志,才決定和你會面的。多少年來,你一直在打個人游擊戰,費力不討好,我們希望你歸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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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這一句話,讓這個在刀尖上滾了十幾年、從來沒掉過眼淚的狠人,當場紅了眼眶,眼淚止不住地往下掉。他漂泊了這么久,終于找到了歸屬感,終于有人認可他的付出,終于有人懂他的初心。
1939年底,經廖承志和潘漢年介紹,華克之光榮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從此正式進入潘漢年的情報系統,化名張建良,開始了長達十多年的隱蔽戰線生涯。要是說以前的華克之,是“野路子”刺客,那加入共產黨之后的他,就是“正規軍”封神,每一次操作,都堪稱教科書級別。
最經典的,就是他搞定大漢奸周佛海的那回。要是擱以前,華克之估計早就琢磨著,在周佛海的車隊路線上埋地雷,或者找機會直接下手暗殺了。可這一次,他手里捏的不是炸藥包,也不是手槍,而是周佛海的軟肋——孝順。
華克之把功課做得分外足,他摸清了,周佛海的老娘被軍統扣著,老太太在里面遭了不少罪,周佛海雖然是個漢奸,壞事做盡,但對自己的老娘,卻是實打實的孝順,這也是他最大的軟肋。
華克之找到周佛海的心腹,端起茶杯,不緊不慢地扔出一句話:“蔣介石連自個兒的恩師廖仲愷都能賣,你還指望他對你主子講孝道?等你主子沒用了,他和他老娘,沒一個能好下場。”
這話太毒了,也太準了。周佛海這種人,你罵他是漢奸,他根本不在乎;你跟他講大道理,他也聽不進去。但他最怕的,就是老蔣翻臉不認人,最怕自己和老娘落得個家破人亡的下場。華克之就是抓住了這一點,主打一個精準拿捏,比現在的心理咨詢師還懂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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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么一來,周佛海徹底慌了,也徹底被華克之拿捏住了。華克之的好友任庵,再借著和周佛海的交情,把華克之介紹進了周家。從此以后,華克之就成了周佛海公館的座上客,周佛海的一舉一動、一言一行,甚至是他和老蔣、和日本人的秘密勾結,都被華克之看得一清二楚,掌握得明明白白。
1945年初春,任庵弄到了一份絕密情報:老蔣密令周佛海擔任“京滬保安副總司令”,讓他收編、整編京滬各地的偽軍,暗地里培養力量,以備將來對付共產黨。華克之拿到情報后,沒敢有一絲一毫的耽誤,立馬就把情報發往了延安。
中共中央拿到情報后,很快就在報紙上公開揭露了這件事,把老蔣、日本人、汪精衛三方暗中勾結、狼狽為奸的內幕,全給抖了出來。老蔣一下子就陷入了被動,在政治上丟盡了臉面,走到哪兒都被人指責,灰頭土臉的,有苦說不出。這一波操作,華克之沒費一兵一卒,就給老蔣來了個致命一擊,主打一個“攻心為上”,比刺殺還解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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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絕的是1945年秋天,日本投降之后的那檔子事。那時候,日軍的軍火庫里,還堆著大批的武器彈藥,新四軍急需這批物資,可怎么把這批軍火弄到手,成了一個大難題——硬搶肯定不行,日軍雖然投降了,但還有不少殘余勢力,硬闖就是送死;談判也不行,日軍根本不可能心甘情愿地把軍火交出來。
就在大家都犯難的時候,華克之站了出來,唱了一出“空城計”,膽子大得嚇人。他把自己打扮成國民黨中將,穿一身筆挺的軍裝,大搖大擺地去拜訪日軍軍火庫的負責人岡田,裝成是奉何應欽的密令,來接收軍火倉庫的。
這活兒,簡直就是在刀尖上跳舞,稍微露出一點破綻,當場就得交代在那兒。但華克之吃準了岡田的心思:日本已經投降了,大勢已去,這些日本軍官,最怕的就是戰后被清算,最怕自己落得個身首異處的下場,他們現在最想做的,就是找一條活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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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把戲演全套,華克之故意把自己的公文包,“不小心”落在了岡田的眼皮子底下。岡田心里好奇,又不敢明著看,趁華克之不注意,偷偷翻開了公文包,里面赫然放著一份偽造的“蔣委員長手諭”。這份手諭,是華克之當場寫的,他在國民黨圈子里混了那么久,模仿老蔣的筆跡,早就練得爐火純青,擱現在,就是頂級仿妝博主級別的,岡田根本沒看出來破綻。
手諭上的內容,才是最關鍵的——上面暗示了,只要岡田乖乖合作,交出軍火,就會給他優待,不會追究他的戰爭罪責,還能給他一條活路。岡田看到手諭后,就像抓住了救命稻草,當場就松了口,主動提出,拿軍火換條活路。
就這么著,540箱TNT炸藥、194挺機槍,沒費一兵一卒,沒開一槍一炮,就被順利運到了新四軍手里。新四軍軍部收到軍火后,專門發了嘉獎電,上面寫著:“炸藥已試驗,性能極好,可供江南、江北使用兩三年。”可想而知,這批軍火,給新四軍幫了多大的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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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那個名聲在外的“地圖行動”,更是把華克之的智謀,展現得淋漓盡致。1948年初,解放戰爭打得如火如荼,解放軍急需一整套長江流域的軍用地圖——這玩意兒,是國民黨國防部二廳的機密中的機密,看得比眼珠子還緊,防守嚴密得連一只蒼蠅都飛不進去,想要弄到手,難如登天。
華克之主動請纓,潛入南京,通過自己的舊關系,幾經周折,費了九牛二虎之力,終于從敵人的國防部二廳,弄到了部分軍用地圖。可弄到地圖只是第一步,更難的是,怎么把地圖從南京運出去——南京到處都是國民黨的關卡,盤查得特別嚴,只要被查到,不光地圖會被沒收,自己的性命也保不住。
華克之腦子一轉,想到了一個絕妙的辦法,利用“國際法的空子”和“人性的貪婪”。他盯上了某個中立國的駐華使館,二戰期間,中立國的外交郵袋,享有豁免權,誰也不敢查,誰也不敢動,這就是最好的“運輸通道”。
可人家外交官,憑啥幫你運這種違禁品?華克之也不繞彎子,直接拿出兩根金條,往桌子上一拍。小領事看到金條后,立馬就把自己的原則拋到了腦后,當場就答應了,把地圖裹在樣品里,以外交郵袋的名義,順順利利地寄了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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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那個負責看管地圖庫的國防部二廳科長程志銳,還在那兒吹牛,說自己看管的地圖庫,防守嚴密,連一只蒼蠅都飛不進去,根本不用擔心地圖會被偷走。他哪知道,自己的老師陳光彬——也是華克之的老哥們兒,僅僅是因為在酒桌上貪了幾杯茅臺,喝多了,就給華克之留出了下手的空檔。只能說,人性的貪婪,終究是最大的破綻。
從南京刺殺案的血濺五步,到后來隱蔽戰線的運籌帷幄,華克之徹底完成了蛻變,從一個靠武力解決問題的“俠客”,變成了一個靠腦子戰斗的“隱蔽戰線大師”。他用自己的智謀,一次次在刀尖上跳舞,一次次為共產黨立下奇功,踐行著自己在延安立下的誓言。
1949年,新中國成立了,華克之以為,自己這一輩子的漂泊和戰斗,終于可以畫上句號了,他可以安安穩穩地過日子,安享晚年了。可命運就是這么殘酷,又跟他開了一個天大的玩笑,把他再次拖入了深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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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春天,華克之突然被召回北京。5月21日,他正在協和醫院住院治病,還躺在病床上,就被人直接押送進了牢房,罪名是“內奸”“反革命”。而這一切的原因,僅僅是因為他的直接領導潘漢年被捕了,他受到了牽連,被當成了潘漢年的“二號黑干將”。
華克之徹底懵了,他想不通,自己這一輩子,從來沒有背叛過組織,從來沒有背叛過共產黨。他當初為什么要反蔣、刺蔣?為什么要冒著生命危險,在隱蔽戰線奮斗十幾年?為什么要千方百計地把日本軍火庫的炸藥和機槍,運到新四軍手里?為什么要冒著殺頭的風險,竊取國民黨的軍用地圖?
他更想不通,潘漢年要是“內奸”,為什么會不顧老蔣10萬大洋的懸賞,跟他并肩戰斗十幾年?為什么會一直信任他、重用他?可他又不能懷疑組織,不能懷疑黨中央的決定,這種矛盾和委屈,像一把尖刀,日夜撕扯著他的心,讓他痛苦到了極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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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他實在受不了了,再也承受不住這種無盡的委屈和折磨,抓起一根筷子,狠狠戳向自己的眼睛,眼球都掉了出來。經過醫生的緊急搶救,眼睛雖然保住了,但他的右眼,幾乎徹底失明,落下了終身殘疾。
從1955年到1965年,整整十年,華克之被關在秦城監獄里,日復一日,年復一年,過著暗無天日的日子。1965年,他被判刑11年,刑滿釋放后,又被押送到徐州,進行監督改造。可命運的打擊,并沒有就此停止,1966年,文革爆發,他再次被批斗、被毒打,再次被關進了監獄。
這一關,就是二十四年。人生能有幾個二十四年?最寶貴的年華,最安穩的歲月,他全是在監獄里度過的。可就算身處絕境,就算受盡折磨,他也沒有忘記自己的誓言,沒有忘記自己的初心。在獄中,他憑著自己的記憶,寫下了近50萬字的《卅年實錄》,還有上千首詩詞,把自己從1925年到1955年的所有活動、所有人事交往,全都一字一句地寫了下來,把自己一顆赤誠的心,完完整整地交給黨和人民審查。
他在書中寫道:“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這一句話,就是他一輩子的寫照,不求名利,不求回報,只求堅守自己的信仰,只求對得起自己的良心,對得起那些為了革命犧牲的兄弟們。
1979年,華克之找到了廖承志,在廖承志的幫助下,他終于得以平反昭雪。公安部重新作出結論:“華克之同志建國前在潘漢年領導下,在敵后屢次出生入死地做革命工作,是有成績的,對黨的事業卓有貢獻。”
這一刻,壓在他心頭二十四年的巨石,終于落了地,他的冤屈,終于得以洗刷。這一年,他已經77歲了,頭發早已花白,右眼也幾乎失明,可當他聽到平反的消息時,還是像個孩子一樣,哭了——這眼淚,是委屈的淚,是解脫的淚,更是堅守的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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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1月7日,96歲的華克之,在北京靜靜地離開了人世。他這一輩子,用過幾十個化名,扮過十幾種身份,商販、記者、哲學教授、茶商、國民黨中將、華僑巨商……每一個身份,他都演得滴水不漏,每一個角色,他都拿捏得恰到好處。
很多人都說,做特工最難的,是演誰像誰,是隱藏自己的身份。可在華克之看來,最難的,是在無數個假面具底下,還能記得自己原本是誰,還能堅守自己的初心和信仰。他做到了,一輩子都做到了。
他在延安立下的“七不誓言”,每一條都刻進了骨子里。1948年,組織上考慮到他功勞太大,潘漢年提議給他加點獎金,改善一下生活,可他想都沒想就拒絕了。他最后,只拿了一樣東西——一本蓋著中共中央辦公廳印章的筆記本。在他眼里,這個紅印章,比當年老蔣懸賞他的那十萬大洋,比任何名利富貴,都要珍貴得多,分量重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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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在江蘇寶應革命烈士陵園里,華克之的銅像,靜靜地矗立著,目光堅定,仿佛還在注視著他用一生守護的這片土地。銅像的底座上,刻著一行小字:這里長眠著許多的名字,但是卻只有一個信仰。
華克之這一輩子,就像他曾經拉過的那把二胡,弦上是驚雷般的殺伐之音,藏著他作為刺客的戾氣和勇猛;可弓尾,始終系著從延安帶出來的紅穗子,藏著他作為共產黨員的赤誠和堅守。
他是世人眼中的刺客,是隱蔽戰線的傳奇,是蒙冤二十四年卻始終不改初心的信徒。他的一生,有高光有低谷,有輝煌有委屈,有勇猛有溫柔,有殺伐有堅守。他沒有被歷史遺忘,那些他立下的奇功,那些他堅守的誓言,那些他承受的委屈,都將永遠被銘記,永遠被敬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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