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明仁起義部隊叛逃，7萬多人最后不到一半，四野首長：無損功勛

1949年8月的長沙，天氣悶熱得有些讓人心煩。城外湘江水色發暗，城內的電話、密電和各種傳聞，卻比盛夏的暑氣更讓軍政人物不安。當時很多人都沒想到，短短幾天之內，一支號稱起義的國民黨部隊，會從七萬多人，驟然減到不足一半，留下一個至今還讓人唏噓的“起義叛逃”現場。
要看懂這場風波，還得把時間稍微往回撥一點。1948年夏天，國民黨政權在全國戰局上已經明顯走下坡路，但在中南地區，桂系實力仍然不容小覷。蔣介石看得很清楚，如果放任白崇禧在華中、華南坐大，局面遲早失控，于是他想到了一個“老資格”。
1948年7月，蔣介石把年近七十的程潛請回湖南，讓他出任湖南省政府主席。程潛當過北洋、國民政府時期的高官，又是同盟會元老，在湖南一帶頗有名望。蔣介石打的算盤很直接：一方面借程潛壓一壓桂系，一方面利用他老資格的威望穩定人心。
不過，蔣介石對“老人政治家”向來不完全放心。沒過多久，他又從自己嫡系里挑了一個人，派往湖南“加強領導”。
這個人，就是黃埔出身、打過四平、在戰場上頗有名聲的將領——陳明仁。蔣介石任命他為第一兵團司令，讓他率部入湘。一紙任命，看似是幫程潛“加強防務”，實則是把眼線直接插到湖南軍權要害之處，既幫又防，一舉兩得。
有意思的是，蔣介石想不到的是，在陳明仁心里，“校長”并不只有一個。時間再往前推二十多年，兩個人的緣分，其實早已埋下了伏筆。
一、舊校長與新局勢
回到1920年代，孫中山在廣州設立陸軍大本營講武學校，那時的程潛，已經是負責招生和考試的“校長”。年輕的陳明仁，帶著一腔抱負前去報考，本來成績算不上出類拔萃，卻被程潛破格錄取，就此踏入軍界。對于這段經歷，他始終記得很清楚。
1949年2月18日，陳明仁抵達長沙，剛在兵團司令的辦公桌前坐穩，就主動去拜訪這位當年的“校長”。在屋里，他把蔣介石秘密交代的“監視程潛”的密令拿出來，攤在程潛面前，算是把話挑明。
這一舉動有點冒險，卻很能看出他的猶豫和搖擺。一方面，他尚在國民黨軍隊序列之中，領的是南京政府的命令；另一方面，對眼前這位老校長，又有一種難以割舍的情感與敬意。加上戰局漸明，誰都看得出來，國民黨政權大勢已去，這種心理上的兩頭拉扯，在后來的種種猶疑里，表現得非常明顯。

當時的長沙城內，并不僅僅只有國民黨高官在盤算前途。我黨在當地的地下工作早已展開多年，通過多條渠道，與程潛和陳明仁都建立了聯系。經過多次接觸后，我方判斷，這兩位在湖南最有實權的軍政人物，已基本形成傾向，長沙起義可以逐步提上日程。
內部溝通有一個關鍵動作：請有決定權的人，用書面形式明確態度。程潛的立場，反而比后來名聲更響的陳明仁還要直接。接到我方建議后，他毫不遲疑地寫下備忘錄，并正式簽名，把自己的政治選擇擺在臺面上。
陳明仁卻遲疑了。他不是不清楚局勢，只是心中顧慮不少。一方面，他擔心風聲走漏，引來殺身之禍；另一方面，他也難免想到，自己在四平戰役中曾經頑強抵抗，是否會因此遭到清算。備忘錄寫到一半，他停下筆，沒有署名。
二、起義籌劃與忽明忽暗的態度
對于長沙起義這件事，中共中央的態度并不含糊。毛澤東在收到相關備忘錄后，認為湖南局勢已經具備更大動作的基礎，立即電示東北野戰軍和中原方向的部隊，注意兵力部署，尤其要在湖南邊界形成有力策應，一旦長沙有變，能夠迅速形成配合。
就在形勢看似漸入佳境時，意外又出現了。國民黨方面，顯然也不是完全蒙在鼓里。蔣介石對程潛的動向有所懷疑，多次催促他南下廣州，出任考試院院長。這個職務聽起來體面，卻明顯帶有“請君入甕”的意思：既是“尊榮”，又是脫離實權的安排。
程潛多次以年老多病為由，婉言謝絕，但也清楚感受到蔣介石的不信任。為了避免正面沖突，他干脆離開長沙，暫時避開鋒芒。這一離開，客觀上把湖南軍權更大一塊，留給了陳明仁來掌握。
然而，正是這位掌握實權的人，在關鍵時刻表現出的猶豫，讓我方有些不放心。備忘錄不肯簽名，再加上湖南軍隊中對他的忠誠，多多少少摻雜著利益和舊部關系，一旦風吹草動，很容易發生意想不到的變故。
為了打消顧慮，我方專門派人做陳明仁的工作。核心要點有兩條：一是再次強調“既往不咎”的大原則，對其過去在國民黨軍隊中的一切戰事，不作翻舊賬；二是明確傳達毛澤東對他的評價和態度——
“當年陳明仁是坐在他們的船上，各劃各的船，都想劃贏，這是理所當然的。我們諒解他。只要站過來就行了，我們還要重用他?！?br/>這句話說得很直白，也很實際。從戰場立場，轉到政治選擇，只看此后，是對很多舊軍人最有說服力的承諾。不得不說，這樣的表態，打消了陳明仁心中相當一部分擔憂。
在談話中，陳明仁也給了明確表態：“起義大事，絕不變更。”他不僅這樣說，在行動上，也開始做出某些與南京方面命令相違背的安排。例如，白崇禧要求他在規定期限內炸毀長沙重要的生產和交通設施，以實施“焦土政策”。陳明仁一拖再拖，就是不真正下手。這一點，我方看得非常清楚，也據此判斷，他的起義態度并非口頭敷衍。

令人感到微妙的是，國民黨高層對于這類動向同樣敏感。白崇禧、蔣介石方面很快加強了對陳明仁的拉攏，既有職位，也有金錢。陳明仁被任命為湖南省政府主席和湖南綏靖總司令，名義上的權力更大。同時，蔣介石又派出陳明仁的黃埔同學鄧文儀、黃杰，帶著親筆信和重金到長沙游說。
這一輪勸說并非毫無效果。談話之后，陳明仁向我方提出一個條件：希望在起義之后，仍然保留第一兵團司令的職務。這種要求看上去不算過分，對剛剛起義、手握重兵的高級將領來說，也合乎情理。我方予以答應，以穩其心。
同時，程潛與陳明仁又提出，希望成立一個名稱頗為尷尬的機構——“中國國民黨湖南人民解放軍司令部”，由陳明仁擔任“司令”。這個名字聽上去多少有些不倫不類，既保留“國民黨”字樣，又帶上“人民解放軍”稱呼，頗顯過渡時期的曖昧和妥協。不過，從大局出發，毛澤東并未糾纏名稱問題，而是同意其成立，以便于長沙和平解放的順利進行。
經過大約半年的接觸與談判，局勢終于走到了公開揭牌的一刻。1949年8月4日，程潛、陳明仁等三十多名國民黨軍政要員正式通電起義，宣告長沙起義。這一電文，對當時的湖南乃至全國形勢，都有不小震動。
中共中央方面隨即發去賀電，其中一句“諸公率三湘健兒，脫離反動陣營，參加人民革命，義聲昭著，全國歡迎”，既是政治評價，也是對這次起義影響的概括。湖南這個重要省份，能夠在大體和平的狀態下易幟，意義十分明顯。
只不過，通電發出，不等于一切穩定。早就以“謀算縝密”聞名的白崇禧，此時還握有不小兵權，他的反制和攪局，很快就展開了。
三、白崇禧“反戈一擊”的布局
長沙起義消息甫一傳出，白崇禧就開始全面反擊。他深知，與其正面對抗大規模解放軍，不如先瓦解剛剛起義的部隊。于是，一場以輿論和心理戰為主的“反戈行動”，迅速在湘中、湘西展開。
國民黨飛機在長沙、衡陽等地上空低飛散發傳單，文字內容直指起義部隊的疑慮與恐懼。傳單中宣稱：程潛、陳明仁在通電起義后，已被解放軍扣押，下落不明；東北野戰軍四野準備進入長沙，繳收第一兵團的全部武器。更進一步的，是對第一兵團官兵的“重利誘惑”。
傳單寫得極為具體：若某位軍官能攜一個連投奔衡陽方向集結，軍銜可升一級，賞銀五百大洋；能帶一個營來的，同樣升一級，賞銀達到一千。對于戰亂年代的官兵來說，這種直接而現實的許諾，很容易動心。
與此同時，白崇禧還以兵力實施配合。他調集兩師兵力向湘西一帶推進，以備接應“回頭”的起義部隊。同時，又任命黃杰接替陳明仁，出任第一兵團司令，負責組織、收容那些在傳單鼓動下重新倒向國民黨陣營的官兵，從頭拼裝一個新的第一兵團。

這里有一個關鍵背景，往往容易被忽略：參與此次長沙起義的“第一兵團”，實際上是國民黨后期新組建的部隊，與陳明仁早年的嫡系淵源不深。許多師團指揮員與陳明仁之間，只是近期上下級關系，缺乏長期信任紐帶。此前，為了保密，陳明仁又沒有向各級軍官充分說明自己的真實打算。這就在無形中埋下隱患——一旦外界信息混亂，真正能堅定跟他走的人，就會大打折扣。
事實很快印證了這種擔憂。傳單撒下去沒多久，部隊內部人心浮動的情況便日益嚴重。各級軍官之間互相打聽消息，很多人聽信“陳明仁被扣押”的說法，開始私下籌劃退路。有部隊打電話求證，卻又不愿意當場表態，一旦感到“上面不穩”，就更不敢輕易押上身家性命。
程潛的侄子程杰，在這段時間也頻繁出面做工作。他向第七十一軍軍長杜鼎打電話，試圖說明長沙起義的真實情況。電話接通，那頭卻搶先開口：“不是我們不愿意跟著司令官走和平之路，而是共方不講信義，扣押了陳司令。我勸你也快跑吧！”話沒說完，對方便匆匆掛斷。
從這一通短暫的通話，可以看出白崇禧的心理戰已經奏效。很多軍官寧可信傳單中的消息，也不愿相信剛剛起義的上級還握有主動。對他們來說，“信錯一邊”的代價太大，而傳單中描繪的“升官發財”又太有誘惑力。
陳明仁很快發現，部隊內部難以控制。他緊急發表一份《告全體起義官兵書》，呼吁官兵不要受敵方宣傳蠱惑，不要誤入歧途。這篇告書話說得很重，態度也算堅定，但在風聲四起、信息不暢的情況下，實際效果相當有限。
短短幾天內，長沙起義部隊中已經有相當比例開始向衡陽、湘西方向流動。一些整建制單位在夜間悄然撤離。到最后，逃走的官兵累計約四萬多人，數量相當驚人。對于剛剛通電起義、還試圖穩定局勢的陳明仁來說，這種局面幾乎接近“潰散”。
在這種情況下，只靠他個人的力量，顯然已經無力挽回。他與程潛商量后，向東北野戰軍方面發去電報，請求盡快出兵協助平叛，以免局勢徹底惡化?？梢韵胍姡@份請求電報，對他本人來說，既是一種無奈，也是對起義承諾的一種堅持——既然已經選擇站到人民解放軍一邊，那么對于部隊中出現的叛逃與反水，就必須通過武裝手段予以處理。
四、追殲叛軍與起義“縮水”的后果
接到陳明仁、程潛的請求，東北野戰軍第四野戰軍的領導層內部，也并非毫無雜音。此前在與陳明仁談判過程中，他多次顯得猶豫、時有要價，這些情況，四野方面都有所了解，對他的政治堅定性難免心中有數。
然而，從大局考慮，既然長沙起義已經公開宣布，湖南和平解放的大門也已經打開，那么盡力穩定局勢，就是義不容辭的責任。對此，四野的領導人態度明確：對陳明仁個人的優柔寡斷，可以留待以后慢慢觀察；眼下遏制叛逃、穩定湖南，是首要任務。
于是，四野迅速調集兵力，命令三個軍，由北向南、由東向西，對叛走的原起義部隊展開追殲；同時，第二野戰軍也派出一個軍，從西南方向配合行動。這次行動，既是對敵軍的追擊，也是一場對“起義叛逃”現象的嚴肅處置。

在具體作戰中，第四十九軍軍長鐘偉表現得相當果斷。他在接到命令后，命所部迅速南下追擊。其中，第一四六師推進速度過快，在湘中青樹坪、界嶺一帶，與白崇禧軍隊的王牌部隊發生激烈遭遇戰。戰斗過程異常緊張，一度有被合圍的危險。所幸其它部隊及時策應，終于把一四六師安全救回。
這場作戰之后，叛軍的主力被有效沖散與壓制，大規?！俺山ㄖ婆烟印钡木置婊镜玫蕉糁?。四野隨后轉入整頓階段，對留下來的起義部隊進行詳細登記與重新編組。這一次重新統計，讓許多人看得直搖頭。
本來參加湖南起義的部隊，總數約為七萬七千人。追殲戰結束、人員清點之后，真正留在解放軍序列中的，只有大約三萬六千人，不到原先的一半。叛逃的人數之多，實在令人錯愕。
陳明仁深知，自己在前期保密過嚴、說明不足，再加上起義通電前后態度不夠堅決，對這場大規模的“起義叛逃”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他心里十分不安，多次寫信向程潛表達歉意，坦陳自責之意。程潛的回信，則更多傾向于安慰，認為事已至此，只能著眼后續工作。
更為關鍵的是，第四野戰軍領導層隨后發來的一封電文。電文中有一句后來常被人引用的話：“一二執迷不悟，策動嘩變，并無損將軍之功勛，更無從影響大局之勝利，切勿因此事焦急……”這幾句話，是對整個事件的定性，也是對陳明仁政治地位的一種保護。
站在戰爭全局角度看，湖南能夠基本通過起義和平解放，而不是陷入大規模攻堅戰、巷戰，這本身就減少了大量傷亡與破壞。雖然起義部隊中有相當比例在白崇禧的策動下叛逃，但殘存的三萬六千人，仍然是中南地區解放軍力量的重要補充，更重要的是，湖南的政權更替過程，并未演變為血腥的大規模內戰。
從這個意義上說，四野電文中“無損功勛”的評價，并非簡單的客氣話，而是基于整體戰場態勢的冷靜判斷。陳明仁在起義中的搖擺，是事實；他最終站到人民一邊并承擔后果，同樣是事實。這兩者放在一起衡量，功過并存，結論自然不會簡單用“失誤”兩個字來概括。
整編工作在緊張而有序的節奏下推進。1949年8月14日，原屬起義部隊正式改編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二十一兵團，陳明仁任兵團司令員，部隊下轄三個軍、九個師。由于實際兵員數量已經減少，再加上后來部隊合并調整，這個編制幾經壓縮，最終縮為一個兵團、兩個軍、六個師。
從長沙起義到湖南全境解放，再到后來的編制調整，一條線串下來，可以看到國共在戰局最后階段的一種典型局面：城池、兵團的變化固然重要，更關鍵的是，站在哪一邊、如何站穩，才真正決定了個人在歷史中的位置。
陳明仁與他的“起義叛逃”部隊，給后人留下的，也許不是一個完美無缺的故事，卻是一個很接近真實戰時心理的樣本。有人選擇堅定，有人臨陣動搖，有人見風使舵，有人顧前顧后。局面看上去復雜，實則折射的，是大勢之下個人抉擇的分量。
湖南之所以能在解放戰爭后期避免一場傷亡慘重的大會戰，起義這一步棋，有其關鍵作用。叛逃的存在，并沒有完全抹去起義本身的意義。四野那句“無損功勛”，既是對具體事件的判斷，也隱含著一種態度：在那樣的年代，只要關鍵一步邁對，前面的曲折，就未必會成為決定性的評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