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訪、撰文:三金 編輯:野格
來源:十點人物志(微信號:sdrenwu),文章已獲授權
高考一直被認為是人生的分水嶺。順利升學的人很容易忽略,早在中考后,第一個分水嶺就出現了。
數據顯示,全國約有40%的學生會步入與普通高中不同的軌道,即職業教育體系。這是一個很少出現在公共討論空間的人生之路,近似于一次“掉隊”。它包含了普通中等專業學校、成人中等專業學校、職業高中和技工學校。
隨著前三類教育部門所屬的中職學校越來越側重文化理論課,走向與普通高中類似的升學考試之路,由人社部門主管的技工學校仍然堅持著就業導向。也就是說,在技校,學歷和升學并非重點,技能人才培養才是。
技校生是一個規模龐大,卻長期缺乏敘事的群體。雖然我們也會看到大學生主動“學歷降級”當藍領,又或是“卷學歷不如卷技能”的故事,但這些與真正意義上的技校生關聯不大。
袁潔在一所南方技校教語文15年,她如此形容:“學生們進入這所學校的時候,大部分是中考的失利者,甚至是為了避免過早進入社會‘惹事’而被家長塞進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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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潔將自己在技校的教學經歷、與學生的相處寫成了《南方技校的少年》一書。未讀2025年11月出版
大眾對于技校和技校生充滿了獵奇的想象。但如袁潔所說,她與這群學生的相處并沒有那么多戲劇化的時刻。在這15年間,她漸漸想明白了在技校為師的“生存之道”——
“面對這些早早脫離主流升學軌跡的孩子,老師需要看到他們非常緩慢而微小的進步,即使一直看不到,也要保持耐心。和學生交往,有時候真的不是教育與被教育的關系,而是人與人之間的碰撞。”
我們和她聊了聊:這些進入技校的少年究竟是誰?如果不需要考試與排名,他們在技校的三年、五年,甚至六年都在做什么?他們有著怎樣的迷茫與困惑?他們如何思考、又如何活出自己想要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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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卷成績的技校少年,
也有自己的煩惱
袁潔一直都知道,人們對技校生存在一些刻板印象,但直到她寫下少年們的故事,與天南海北的讀者交流時,才發現這種刻板印象居然如此鮮明。
一些讀者認為技校聚集著一群成績不好、只知道混日子的“壞孩子”,男孩喜歡打架,女孩早早懷孕。“他們覺得奇怪,為什么在我的書里沒有看到那種‘很亂的東西’”?
另一群出身名校的大學生讀者也有困惑:自己高中過得很累,讀大學似乎也沒有想象中美好,那么沒有分數壓力的技校生,是不是活得自由而快樂?
袁潔告訴我,不追求分數不代表孩子們就沒有壓力,有些長期墊底的孩子看上去什么都無所謂,但其實他們并不快樂,壓力只是換了一種形態存在。
高中有一個統一的考大學的目標,學習之外的問題會被擱置。但在技校,不卷成績、似乎一時之間找不到明確的目標,學生們的心理狀態、人際交往和表達能力上的問題都在無形中被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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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有個新生班的學生沒帶課本且不做作業,按照紀律,她讓學生站起來,但那天不知道為什么,那位學生突然很憤怒,不僅不起立,反而在課堂上直接頂撞起來。
課后,袁潔跟班主任說了下情況,班主任立刻把孩子找過來,問他為什么這樣,但那位學生也是當場發飆,大喊著明天就要叫家長過來給他辦退學。
被學生頂撞幾乎是所有技校老師的必經之路,可“當老師為什么要經歷這些”?
剛開始,袁潔也無法忍受,但漸漸地,她發現就像那個學生一樣,他們的暴躁并非針對某一位老師,而是還沒有學會與這個世界愉快相處的方式。
“來技校的不少學生常年生活在自卑乃至暴力的陰影下。”家庭、學校、社會……各種各樣的原因堆積,才讓孩子呈現出目前的狀態。懂得這一點,慢慢把心態放平和,袁潔才在技校堅持了下來。
少年的暴躁情緒不只針對大人,也朝向彼此。這群成長于網絡時代的孩子打架變少了,似乎更喜歡在網上罵人,甚至演變成開盒、“掛廁所”等極端行為。有人會把不喜歡的同學的信息發在朋友圈或社交媒體上,讓大家去辱罵。
每當發現這種情況,袁潔只能一邊教育當事學生,一邊安撫受傷的孩子。不成熟的年紀,這種傷害可能會讓人很久都走不出來。
學生沒有掌握更多梳理自己情緒的方法,也找不到更有效的方式對抗自己受到的傷害,臟話變成了最直接、最便捷的方式。
袁潔曾經開設過臟話課,“語言中的臟話絕大部分和女性有關,說一次臟話,男生就是對全體女性的冒犯,女生更是在進行自我貶損”。
在她的持續勸說下,有部分同學的確好了很多,但袁潔并不奢望通過一堂課程解決問題,她只是提出了一個問題,“作為老師把該做的做好,效果只能慢慢來了”。
袁潔自認性格較真,但在漫長相處中,她重新審視自己對待學生的方式,有一種從“較真”到“難得糊涂”的轉變。
學校嚴令禁止學生抽煙,但有些學生的抽煙習慣也不是說停就能停。每次生管老師在宿舍發現了煙頭,就會告訴身為班主任的袁潔。
剛開始,煙頭總是無人承認,對于這個年齡段的孩子,哪怕不是自己,舉報室友也是一件不光彩的事,袁潔每次都像“偵探”一樣仔細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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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來她反思:“耗費大量精力,搞清楚是誰的煙,然后嚴格處理,仿佛自己是個公正無私的大人,但這對那個孩子真的有幫助嗎?”
袁潔漸漸不再執著于找到具體的人。她告訴同宿舍的孩子,“宿舍被翻出煙頭了,你們不需要告訴我具體是哪個人,但這件事絕對不能再出現了,大家要一起想辦法去克服這個問題,如果你們在宿舍看到誰抽煙,可以不用告訴我,但你要勸阻他。實在不行當然也可以找我幫忙。整個宿舍作為一個集體,出了問題每個學生都要承擔相應的責任。”
和普通高中相比,技校更關注的可能不是成績,而是人。
技校老師會把大量精力放在學生的心理狀態、行為規范與情緒溝通上。袁潔不希望學校最后培養出的是一個暴躁、易怒的成年人,又或是精致的利己主義者,只關心自己的利益,忽略了大家是一個集體。
“硬性的約束,他們從小到大已經承受過很多了,早已滋生出叛逆的情緒,甚至因此經歷過精神崩潰,我們只能以更靈活、更智慧的方式來對待他們。”袁潔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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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歲就自我放棄,
是非常可怕的事情”
技校學生的日常課程分為文化理論課、專業理論課和專業實訓課三類。
文化理論課包括語文、數學、英語、政治等;專業理論課根據學生選擇專業各有不同,比如電工專業學生需要學習電學的理論知識,烹飪專業學生還要學習營養學知識等;專業實訓課一般由老師在課堂上演示并指導,學生要在實訓車間或專門的場地去動手完成。其中,專業實訓課在教學中占比百分之六十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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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潔教的是語文,難度相比高中下降了很多,更接近通識教育,但在技校,這類文化理論課仍然是相對邊緣的課程。尤其數學和英語這類對基礎有一定要求的學科,很多學生嚷嚷著,上課就像是在“聽天書”。
他們在初中早已體驗過反復的失敗,帶著對學習的挫敗感走入校園,面對未來盡是迷茫,長期的無力感甚至會導致極端的行為和性格,而老師要做的第一步,是重建他們的自信心。
袁潔提到,烹飪班有個孩子,性格和專業技能都很好,是很讓老師省心的那種學生。袁潔看到這位學生的糕點做得用心又漂亮,聊天才知道,她小學一年級就喜歡看家樓下的烘焙店做糕點,投入了很多時間去學習和嘗試。但聊到數學,她便連連擺手,說:“老師,我的數學真不行,一點兒都聽不懂。”
袁潔問她:“你先不要下結論,你對比一下,自己在數學上花的時間和在制作糕點上花的時間能比嗎?”
學生毫不猶豫地說:“那肯定不能比。”
袁潔說:“那你看,你給數學的時間這么少,學不好不是很正常嗎?你只是沒有付出足夠的時間,不代表你學不好。”
在技校,很多學生對文化課的抗拒,并不能簡單用“懶惰”或“沒天賦”概括,更多是失敗經歷過多。有學生因為沒有體驗過正反饋,一看到那門課就難受,甚至會有軀體化反應,于是陷入惡性循環,“他們以為自己天生就不會學習”。
有學生告訴袁潔,“我18年來沒有做成過一件事,我就是個失敗的人。”還有學生的確不能理解:“我已經這樣睡了三年了,為什么現在你要來管我。”
作為老師,她希望每個學生都能在關鍵時刻轉換思路,“也許某一天,你愿意投入更多時間,就會看到改變,你永遠可以期待有這樣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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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們需要先找到一點自信,就從語文課開始。袁潔想讓他們意識到,現在的語文課和以前要刷題的語文課不一樣了。
前段時間,袁潔正在給學生們講《鄉土中國》的全書閱讀。這是一本偏學術的社會學著作,有很多概念,語文教材要求學生們讀完這本書。可是,哪怕袁潔在課前布置了閱讀任務,也幾乎沒有學生會去完成。她原本以為這節課會很難上,但當她把書中內容與生活中的具體現象對照,孩子們聽得很認真。
2020年,教育部新聞發布會公布數據,我國70%以上的職校生來自農村。在袁潔任教的班級里,農村戶籍的孩子也不少,雖然其中相當一部分為隨遷子女,離傳統的“鄉土生活”似乎很遠了,但他們都有屬于自己的故鄉,那個鄉土世界里有他們的親人、長輩。
袁潔問學生們,“過年回家是不是會和家里老人聊天?”很多學生說,“他們只會問我的成績,考了多少分,所以我都不愛跟他們聊天。”
袁潔又說:“老人問這些可能是因為他不知道能和你們聊什么,就好像跟晚輩只能聊分數,跟適齡青年就只能聊對象。你看了《鄉土中國》,懂得更多了,更理解他們之后就可以主動選擇話題跟老人聊,他們也不會沒話找話去問你考多少分了。”
課后,很多學生來問這本書多少錢,他們產生了一點興趣,袁潔覺得這堂課的目的也達到了。
學生進到技校,都有一段迷茫期,不知道自己要學什么,有的甚至連專業也不是自己選擇的。很多孩子先否定學校,“我上的是技校,一個爛學校”,然后再否定自己,“我也是個爛人,努力也沒用”。
16歲就開始自我放棄,是一件可怕的事情。想要改變技校生對自己的偏見,或許先要改變每個人看待技校生的偏見。
在采訪中,袁潔反復強調,技校與技校生不過是很普通的學校和學生。同伴間的矛盾沖突、校園霸凌、心理抑郁、甚至青春的煩惱都不是技校生獨有的。技校生與其他學生之間,更多是不同的個體,而非不同的群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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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潔曾借由史鐵生的《我與地壇》,和學生們談論生與死的問題:
“人這一生,有絕望的時刻是非常正常的,我們要把自己的心胸和視野放大一點,不要拘泥眼前的小事。每個微小的生命,一點點的改變,都是很值得欣喜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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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自由生長的空間
“自我放棄”并不是從學生來到技校才開始的,家庭是其中的重要變量。
袁潔發現,不少班級里,來自單親、重組家庭的孩子甚至能達到三分之一以上,父母每天忙于謀生已是不易,“孩子基本上是一個留守兒童的狀況”。
有一位學生的父親很排斥來學校,老師三催四請,家長卻說:“孩子上初中的時候,我每次被叫到學校都有七八個老師圍著我,我受夠了,我絕對不會再去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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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微信家長群里,不少家長從來不說話,有的甚至私聊也從無反應。袁潔把消失的家長分為三類:一是無心關注、教育孩子;二是無力關心、教育孩子;三是無心也無力。其中,第二、三類占比最多。
有家長把孩子送到學校,便對老師說,“這個孩子我教不了,全靠老師了。”也有家長會為孩子多門掛科而留級怒斥老師:“你們就一個技工學校,管那么嚴干什么?”
袁潔想,這或許不只是技校面對的情況。教育正在慢慢成為一種商品,老師只是商品的提供方、一個服務者,滿足作為“顧客”的學生與家長的要求。
相比于高中,技校的課不多,第一年之后也沒有晚自習,學生們有大量的業余時間可以思考自己的方向。有的孩子在校期間,就開始思考如何賺錢謀生。雖然可能最后放棄了學習三五年的技術,但在這個過程中,他們仍有可能找到自己的熱愛。
小聰和小士是袁潔十年前的學生,他倆就讀施工專業,一個是班長,一個是學習委員。在一次語文課的口頭表達訓練中,他們聯袂唱雙簧,給大家推銷起學校周邊的一個新樓盤,語速很快,業務嫻熟,據說他們已經承包了一部分銷售量,干了一個月,凈賺八千元以上。
更讓袁潔擔心的是那些每天在宿舍睡覺、打游戲、刷視頻、毫無目標的孩子。與他們接觸久了,她發現這些孩子自己也很難受。打游戲并非他們的興趣,而是一種無聊的排解,但最后只是越來越無聊。
技校里的明星學生不是“校園十佳歌手”,而是技能大賽的獲獎者。其中有個孩子令袁潔印象深刻。
這位學生在讀書時參加了技能大賽,也獲得不少獎項,他曾經給學弟妹做過專業講座,包括自己如何找到自己專業的樂趣所在、如何為大賽備戰。畢業那一年,他作為優秀學生代表在臺上發言。
每個人的一生中,都可能經歷幾次醍醐灌頂的時刻,讓人下定決心做出改變。
這位同學的改變發生在一個暑假,他跟著父親去跑長途貨運,路上看到父親寧愿在車里睡覺,也舍不得花錢去住旅店。在那一刻,“他意識到自己可能要去認真對待學習,或是學一門技能,改變自己的人生。”
他很喜歡自己學的電子專業,專業水平過硬,在口頭表達等各方面也很出色,畢業后作為優秀畢業生留校任教。“在心態上,他可以共情技校生們的處境,而在教學上,他備戰比賽和學習技能的經驗又能給學生們很多啟發”。
袁潔想,“農民父母、小市民父母、打工者父母,理解的、不理解的,能溝通的、不能溝通的……原生家庭并不能決定你最終成為什么樣的人”。一個孩子越早想清楚自己要做什么,有了明確的目標,越能活出自己想要的人生。
但要做到這一點,并不容易,教育能做的,也只是去推他們一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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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可預見的幾年內,技校接收的大部分仍然是在主流教育體制下無法好好學習的孩子,是一種托底的教育,這些孩子顯然不能直接進入社會開始上班,如果只是呆在家,缺少同伴社群的交往,也不利于未來的發展。
當聊起現階段最大的心愿,袁潔說到自己帶的班級的孩子明年就要去找工作了,她希望這些孩子實習的時候可以好好適應,對口企業也可以給予學生更加人性化的對待。
目前人社局要求企業在招工時認可中級工畢業生相當于中專學歷,高級工畢業生相當于大專學歷,但袁潔對其在企業里的落地情況感到擔憂:很多技校生的工資會受到學歷的影響,出于個人發展的考量,學生們會選擇通過成人高考等拿到一個學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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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學生與壞學生,
分類標準太單一
當袁潔第一次去技校報道時,學校剛搬到郊區的新校區,校園里的樹木還沒有高大成蔭,袁潔也沒有想過,自己會在這里工作15年。
之前,她從未有過當老師的想法,更不必說技校老師。高中時,她曾經和一個技校男生互為筆友,巧合的是,那位男生正好就讀于她現在就職的這所技校。
在此之前,她甚至搞不清這類學校和專門學校(對有嚴重不良行為的未成年人進行專門教育的學校)有什么區別,只記得大人們提起這類學校,臉上都是“不要和那些壞孩子來往”的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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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潔在簽書。受訪者供圖
當時,他們在信件里談論鄭淵潔童話、國際形勢,還有足球。節日的時候,彼此還會互贈賀卡。男生的字并不好看,表達也略顯貧乏,不知道說些什么時就抄張學友的歌詞。對她來說,那是一個同齡人,又仿佛來自另一個世界。
但當她進入技校任教,那個曾經模糊的世界變得清晰,曾經涇渭分明的“好學生”與“壞學生”的評價標準卻開始模糊。或許,很多時候我們只是拿升學作為區分的標準,只有當評價目標消失,真實的人才會出現。
在上海做新書分享時,有個讀者告訴她,自己看完這本書,突然發現技校生和其他同齡孩子沒有什么區別。袁潔很高興,她想,這正是自己希望呈現的。
除特殊標注外,圖片出自影視劇《蜂鳥》《昨日青春》《下一個素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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