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解放后的“第一號大案”，國民黨保密局“華北督導組”覆滅記

1949年1月21日，傅作義將軍召集華北“剿總”高級將領會議，宣布北平城內的國民黨守軍接受和平改編，并頒布《關于全部守城部隊開出城外聽候改編的通告》。

傅作義將軍

1949年1月22日，傅作義部按照和平協議開始撤離北平。傅作義正式宣布《關于和平解放北平問題的協議》公告。同日，北平城內的20余萬國民黨軍移出城外，開至指定地點聽候改編。1949年1月31日，中國人民解放軍舉行正式的入城儀式，古都北平宣告和平解放。

正在和傅作義部進行交接城防的解放軍

1949年2月3日，老地下黨員陳悟生持北平市軍管會的調令和介紹信來到北平市人民政府公安局內二分局報到，對于這位老資格的“老北京”地下黨員，內二分局局長狄飛（同時他兼任北京市公安局偵查處處長）高度重視，不但親自接待，還親自向他詢問此時的城內情況。

北平市人民政府公安局接管原北平市警察局的合影

陳悟生介紹說：“1948年年底開始北平城內就一片混亂，許多國民黨官員頻繁搬家，想借此隱藏起來；也有些是脫掉軍裝和官服，準備逃跑；也有公開架設電臺搞特務活動的！”

狄飛沉思了一番后囑咐說：“從今天起你白天不要公開到分局，要通過各種關系盡快查清城內的敵特電臺，有情況直接來我家談！”

作為“老北京”的“老地下黨”，陳悟生有自己的消息渠道，他迅速啟用了解放前的那批“線人”，開始“撒網”工作。

幾天后，陳悟生的“線人”老韓來到陳悟生的家找他，老韓也是個“老北京”，十多年前就在北京開汽車行，在這一行里威信很高，他的客戶中不乏國民黨的高官顯貴，所以一直是陳悟生的重要信息來源。

老韓這次來給陳悟生帶來一條重要情況：西單景福汽車行的司機陳福錄和他喝酒的時候談到景福汽車行股東張景賢家最近來了一個叫俞承澤的年輕小伙子，說是給張景賢當助手，但這個人來了后連汽車的邊都不沾，而是在院子里的藤蘿架子上架上了天線，并且在汽車房邊上的一間小房間里經常發出“嘀嘀噠噠”的聲音。

這明顯是一部電臺，陳悟生立即跳上自行車載著老韓一路跑到狄飛的家，將情況向狄飛進行了匯報。狄飛當即做出部署：由老韓繼續接近陳福錄，從他口中進一步“套”俞承澤的情況，同時調集警力開展對景福汽車行的監視控制。

很快，他們又發現在西單商場內開無線電行的宋某曾為俞承澤修過電臺。一個汽車行要電臺干什么？于是，狄飛立即下令對景福車行開展全面偵查。

老照片：解放前的西單商場

經查實，景福汽車行的股東張景賢家住西單寬街12號，其父是國民黨“國大代表”，張景賢本人在日偽時期隨大漢奸殷汝耕賣身投敵當了漢奸，在日偽警察系統任職，官至督察長。抗戰勝利后又搖身一變成了“曲線抗日英雄”、接收大員，在武清縣組織過“還鄉團”魚肉鄉里，此后又和軍統/保密局北平站的特務們過從甚密，有重大特務嫌疑。

殷汝耕

至于俞承澤，完全是通過張景賢的關系進入車行的，來路不明，偏偏就是這個來路不明更加讓人懷疑。

很快，陳福錄又告訴老韓，那間經常發出“嘀嘀噠噠”聲的小屋常年是鎖著的，即便是發出“嘀嘀噠噠”聲響的時候鎖也沒有被打開。在收到老韓的囑咐后陳福錄在某天小屋里發出“嘀嘀噠噠”聲響的時候故意留在旁邊的車庫里修車，并留意觀察小屋的動靜，結果發現在車庫屋角放著一個大柜子，這個柜子正好擋住了一扇門，這扇門可以直通小屋，看樣子俞承澤每次去小屋都是先搬開柜子進入小門去小屋發報，完事后離開再用柜子把小門擋住。

狄飛和陳悟生判斷，景福汽車行一定是敵特留在北平的一個窩點！

2月21日上午，陳悟生讓西單街道工作組以檢查為名來到張景賢家，故意問張景賢：“你家干嘛存那么多的煤？”

結果工作組的同志剛離開不久，負責盯梢的內二分局便衣偵查員就發現張景賢讓陳福錄載著俞承澤和一只皮箱離開了車行，并且一直跟著汽車來到了景山后街黃化門西口外，看到俞承澤在這里下了車后獨自一人拎著皮箱步行走進了恭儉胡同并打開了恭儉胡同28號的院門進入。

恭儉胡同其實不窄，足夠一輛“大道奇”卡車進出，為什么俞承澤不讓陳福錄直接將車開入恭儉胡同，而是寧可自己多走這一段路呢？顯然是西單街道工作組的突然“家訪”讓張景賢和俞承澤感到自己被盯上，所以馬上轉移了電臺。

于是，狄飛決定馬上向市局申請搜查令搜查景福汽車行和恭儉胡同28號，于是他叫上陳悟生，帶上一名警衛員步行趕往位于教育部接的北平市人民政府公安局。

在走到舊刑部街時他們注意到一個非常氣派的四合院里停著一輛車窗風擋上沒有擺北平市人民政府公安局簽發的通行證的美制T-214中型吉普車，心想誰這么大膽敢開沒有通行證的吉普車，于是就進了這個四合院對吉普車的車主進行盤問，結果發現院里除了吉普車車主外還有兩個穿著西服的中年人，見到他們身上的軍裝（當時公安民警穿的就是解放軍軍裝）顯得非常慌張。

道奇T-214型中吉普

“你們這車怎么沒有擺通行證？”狄飛的警衛員扯著嗓子厲聲問道。

“小同志，誤會誤會，我認識你們譚政文局長。”其中一個穿西裝的中年人陪著笑臉說道。

譚政文

劉仁（左）

另一個中年人賠笑道：“我認得你們的劉仁部長（劉仁時任中共華北局組織部副部長兼城工部部長）。”

“那你們也不能不帶通行證啊。這樣吧，跟我們去一趟公安局，如果真的認識我們譚政文局長，那什么都好說，通行證補一張就是，如果不認識你們知道后果！”狄飛嚴肅地說道。

于是，幾個人都上了“中吉普”，一路前往北平市公安局方向——

原來，這兩位是已經向人民政府坦白自首的保密局潛伏特務，認識譚政文是事實，因為10天前他們就已經向北平市公安局上交了一支“加拿大”手槍、211發子彈、8天前又上交了兩部電臺和一本密碼。

勃朗寧No.2 Mark.I“加拿大”手槍

不過雖然譚政文確實認識這兩個人，但是對這倆的態度卻并不怎么好，一番嚴厲的訓斥后要求他們“既然已經自首了，就要老老實實的，隨時配合公安機關的傳召，戴罪立功，為自己的過去贖罪”，然后就打發他們回去了——

狄飛多了個心眼兒，這兩個自首的特務和張景賢有什么關系？北平剛剛解放，解放軍剛剛入城沒多久，這么快就主動坦白這有點不符合常理。

不過，這并不是狄飛當時主要在意的點，狄飛此行要的是市局的搜查令。聽狄飛和陳悟生的匯報后，譚政文非常重視，也不說什么搜查令了，而是由市局調集警力，由譚政文親自帶隊，于當晚11點對西單寬街12號的景福汽車行進行了突襲，將在被窩里呼呼大睡的張景賢給摁了。

經連夜審（拷）訊（打），張景賢供出自己的真實身份是所謂的“國防部二廳華北督導組北平379情報組”的電臺譯電員，而俞承澤的真實身份是所謂的“國防部二廳華北督導組北平379情報組”電臺臺長，受“國防部二廳北平379情報組”中校組長曹中襄直接領導。

張景賢表示他不知道曹中襄的地址，平時都是打電話2局2727號進行聯絡。而且張景賢承認一早上西單街道工作組來檢查后他擔心暴露就立即將電臺轉移到景山后街恭儉胡同23號的俞承澤家。

于是，狄飛奉譚政文局長的命令直撲景山后街恭儉胡同23號抓捕俞承澤，市局刑偵科長孫啟民和陳悟生查電話2局2727號的地址，以確定曹中襄的藏身之地。

很快孫啟民和陳悟生在電話2局查清2727號電話位于舊刑部街24號，于是就火速帶人趕去，讓陳悟生意外的是——舊刑部街24號正好是他們查中吉普通行證的那個院子，而曹中襄正好是兩個自稱已經向市局自首的保密局特務中的一個，而另一個名叫傅家駿——所謂的“國防部二廳華北督導組少將組長”！

這個傅家駿原本是“國防部二廳遼北直屬情報組”的少將組長，在遼沈戰役之前一直專門負責搜集東北解放區和東北野戰軍的情報，長春的鄭洞國將軍宣布長春守軍放下武器之前他化裝逃離長春并輾轉返回南京，此后下落不明，沒想到在北平冒頭了。

鄭洞國

一條大魚啊！

另一路，狄飛帶隊成功突襲了景山后街恭儉胡同23號的俞承澤家，將俞承澤擒獲，并當場繳獲了電臺，搜出了大量的電文存稿。

面對審訊，傅家駿供出了他從逃離長春開始的那段“歷程”。

1948年年底，傅家駿奉“國防部二廳”的命令經上海潛入北平，并且成功的打入了因1947年9月“北平諜案”遭受嚴重損失、正在重建中的北平地下黨。在隨后的幾個月時間內，他向南京提供了大量的我軍包圍北平城的兵力部署情況，并且為南京方面監視傅作義將軍和我方和平談判的情況，伺機刺殺傅作義將軍派出的談判代表鄧寶珊和周北峰。

鄧寶珊

然而，讓他萬萬沒想到的是傅作義“跪”得那么快，北平迅速和平解放了。為了能夠長期潛伏，傅家駿假意自首，主動交出了槍支、彈藥、電臺和密碼本，騙取信任。同時命令曹中襄通知張景賢將第三部電臺暫時藏在景福汽車行里，等“風頭”過去后再進行活動。結果沒想到那部僅剩下的電臺突發故障，只能收報不能發報，無奈之下傅家駿只能安排俞承澤前往西單商場叫宋某上門維修電臺，就這個維修活動落入了陳悟生的“線人”老韓眼中，導致全盤皆輸。

而曹中襄在抗戰初期就隨著大漢奸殷汝耕投靠日偽當了漢奸，抗戰結束后又搖身一變成了“曲線救國”的敵后英雄成了軍統/保密局北平站特務，因在1947年9月的“北平諜案”的破獲行動中出力甚大而受到了“國防部”的嘉獎，傅家駿來到北平后奉命受其節制，“假自首、真潛伏”的主意就是他向傅家駿提出的。曹中襄自以為聰明，一開始甚至還騙過了譚政文，卻沒想到陰差陽錯地撞到了狄飛和陳悟生的槍口上。

至此，“國防部二廳華北督導組北平379情報組”被一網打盡，隨后北京市公安局又根據突審傅家駿得到的供詞，先后將“華北督導組”在河北、熱河、察哈爾、綏遠等華北地區的二十三個小組先后破獲，共抓獲大小特務一百三十二人，起獲電臺四十二部以及大量的槍支彈藥和爆炸物。使得國民黨保密局在華北地區潛伏的情報組織幾乎被一掃而光，對我軍順利解放和接收華北地區提供了極大的助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