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更恨日本？二戰后唯一拒絕日本投降的國家，報復手段讓日本沉默

1945年8月15日，東京廣播協會的電波傳遍世界，日本天皇宣布無條件投降。

那一刻，無論是飽受戰火摧殘的中國，還是遠在太平洋彼岸的美國，都陷入了歡呼的海洋，人們揮舞著旗幟，慶祝這場曠日持久的戰爭終于落幕。

但在南半球的澳大利亞，這份歡呼卻徹底缺席，澳大利亞政府當天就公開發表聲明：拒絕接受日本投降。

消息一出，國際社會一片嘩然，各國紛紛勸說澳大利亞見好就收，畢竟戰爭已經結束，可澳大利亞的回應只有一句簡短卻帶著滔天恨意的話：“我們還沒報完仇。

”很多人都會好奇，論遭受日軍侵害的深重程度，中國、韓國似乎更甚，為什么澳大利亞會成為二戰后唯一拒絕日本投降的國家？

1942年2月19日，澳大利亞達爾文港的居民還像往常一樣過著平靜的日子，有人在教堂做禮拜，有人在港口忙碌，沒人能想到，242架日本戰機突然從云層中俯沖而下，密密麻麻的炸彈像冰雹一樣砸向這座城市。

這場轟炸，日軍投下的炸彈數量比偷襲珍珠港時還要多，醫院的紅十字標志根本起不到任何保護作用，日軍戰機專門對著運送傷員的飛機掃射，港口里35艘艦艇瞬間沉沒，百年歷史的市政廳被炸成一片廢墟，上千名平民和士兵傷亡。

更讓人憤怒的是，這只是開始，后續日軍又對澳大利亞發動了100多次空襲，就連偏遠小鎮的學校和醫院都沒能幸免。

如果說本土遭襲讓澳大利亞人陷入恐慌，那么日軍對澳軍戰俘的虐待和屠殺，則徹底點燃了澳大利亞人的滔天怒火。

二戰期間，日軍俘獲了21649名澳軍戰俘，這些戰俘沒有得到《日內瓦公約》規定的善待，反而遭遇了地獄般的折磨。

在馬來西亞沙巴島的山達坎戰俘營，日軍關押了2000多名澳軍戰俘和近700名英軍戰俘，1945年，日軍眼看大勢已去，為了銷毀罪證，下達了“無一盟軍戰俘可從戰爭中死里逃生”的指令，強迫這些戰俘踏上了所謂的“死亡行軍”。

仇恨的種子一旦種下，便會開出復仇的花，澳大利亞的報復，從戰場上就已經開始。

在新幾內亞戰役中，澳軍主動請纓，負責清剿島上的20萬日軍，他們采用“占地戰術”，配合鋪天蓋地的炮火覆蓋，一步步壓縮日軍的生存空間，切斷日軍的補給線，把日軍逼進熱帶叢林的防空洞里。

新幾內亞的熱帶氣候潮濕悶熱，防空洞里積水沒過腳踝，蚊蟲滋生、疾病肆虐，日軍斷糧斷藥后，只能靠吃野生番薯充饑，后來甚至開始吃同伴的尸體，日軍司令部雖然下達了“禁止食人令”，但在饑餓面前，這條指令形同虛設。

澳軍根本不接受日軍的投降，只要有日本兵走出叢林，不管是不是舉著白旗，都被視為敵人，就地射殺，這場圍困持續了兩年多，20萬日軍最終只剩下1萬人幸存，死亡率高達95%，新幾內亞的叢林，成了日軍的墳墓。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當其他國家忙著接受投降、重建家園時，澳大利亞卻態度強硬地拒絕接受，他們的回應簡單而直接：“我們還沒報完仇。”

1945年9月9日，荷屬東印度的莫羅泰島舉行受降儀式，按照國際慣例，戰勝國指揮官會接受戰敗國指揮官的佩劍，保留其最后的顏面，但澳大利亞陸軍總司令托馬斯·布萊梅上將卻打破了這個慣例。

當日軍第二軍司令豐島房太郎雙手奉上佩劍時，布萊梅甚至不愿意正眼看他，更沒有伸手去接，他冷冷地說：“我不握你們的手，那是被污染的。”

隨后，他對著全場宣布：“你們不是光榮的戰敗者，你們是野獸，是破壞了人類所有底線的罪犯，這把劍上沾滿了我同胞的血，它是臟的。”

戰場上的報復只是開始，戰后的清算，澳大利亞才真正做到了“殺人誅心”。

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上，美國為了冷戰利益，猶豫不決是否要起訴裕仁天皇，甚至想包庇天皇，而澳大利亞法官威廉·韋伯極力反對。

澳大利亞列出了一份100人的甲級戰犯名單，把裕仁天皇列在首位，雖然最終在美國的強力干預下天皇逃過一死，但韋伯直到最后依然在法理上堅持“天皇有罪論”。

對于乙級、丙級戰犯，澳大利亞更是零容忍，他們專門成立調查團，飛赴各個島嶼，挖地三尺尋找日軍暴行的證據，哪怕是普通的日本士兵，只要參與過虐殺戰俘，都不會被放過。

最讓日本無法接受，也最能體現澳大利亞“殺人誅心”的，是澳大利亞戰爭紀念館的一個設計。

這座位于堪培拉的紀念館始建于1941年，專門紀念二戰中為國捐軀的澳大利亞士兵，在它的二戰展廳入口處，地面上會通過映像技術投影出日本的國旗，每一個進去參觀的人，都必須踩著這面旗才能走過去。

這個設計從2013年開始實施，每年有120萬參觀者，其中97%的人都會特意踩上去，就連二戰老兵的后代也會用這種方式紀念死去的親人。

日本政府得知后多次提出抗議，但澳大利亞根本不予理會。

如今70多年過去了，澳日兩國雖然在外交和經濟上有了往來，澳大利亞也歸還了當年扣押的日本貿易公司檔案，但澳大利亞對日本的仇恨，從來沒有真正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