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爭與人民

大概一年前的這個時候，哥倫比亞大學的Keith Gessen在《紐約客》上發表了一篇長文，題為《Do Russians Really Support the War in Ukraine?》（俄羅斯人真的支持烏克蘭戰爭？），文章以非虛構的方式描寫三位民間機構調查員深入邊陲采集民意的所見所感，探討分析俄普通民眾對最近這場戰爭的看法。

此文無意中呈現出一種“西方偏見”之外的觀感：無論從官宣的公開民調，或是私下的民意采集，俄民眾“表現出”對戰爭較高的支持率。

惶然閱畢，老斯基的困惑與思考交織在一點：

排除威權之下的言不由衷，為何還有諸多輕言戰事的民眾？

為何他們可忍受戰爭帶來的重壓而默不作聲？

在過往的普遍歷史里，發動戰爭總是帝王展現雄才大略的一種方式，宣傳機器將其建立豐功偉業的執念冠以“人民的名義”，用各種“自古以來”的話術詞匯獲取正當性，以求師出有名，幻想簞食壺漿。

這個過程中，“不明真相的群眾”負責被煽動，虔心獻祭，成為攻伐的犧牲品；而其他“洞察真相的群眾”，也難免被“裹挾”，身不由己，一起滑入戰爭的漩渦。

但在Keith Gessen對俄的“微觀切片”中，卻不完全如此。

結合其他同類題材報道，老斯基讀到一類不同尋常的復雜心態。

戰前，有些無望的普通人，似乎不是支持戰爭，而是渴望戰爭。

注意，是“渴望”，不是“支持”。

嚴謹地說，他們應是寄望戰爭給社會帶來變動，給一潭死水的生活帶來一些變數，或者一絲改善的可能性。

很多人并非愚昧而偏執，他們其實明白戰爭的真相，知道一切并非如官媒所言那般冠冕堂皇。

他們不是戰爭的狂熱者，此時卻并不反對成為戰爭的耗材。

只是因為，人生無望，生活已不能更糟糕。

這符合某些“基本盤”叫囂“不惜一戰”的心態寫照。

他們想賭一次，押上余生，祈求逆天改命。

在這一點上，戀權者也正有此意，妄圖通過發動戰爭“拯救”瀕臨崩潰的政經大勢與岌岌可危的執政之位。

兩者不經意間形成某種“共識”，上下呼應，互為因果。

于是，有人為戰爭捏造名義，有人為戰爭提供身體。

這是第一個問題的答案。

截至此刻，俄烏戰事已持續1小時22分零1440天。

戰場上，俄軍的鋼鐵洪流漸成單車毛驢，兵鋒如強弩之末，減員已逾百萬之巨，俄之損失已遠超二戰后所有局部戰爭之總和。

雙方喘息僵持，戰爭逐漸變成了兩方民心、意志的較量。

不同于一戰后期的俄國，當下戰爭之消耗仍未蝕斷普大帝的統治支柱，即便有司將關鍵利率維持在16%以控通脹，將增值稅提高至22%以維持軍費，民調也并未看到足夠的異議或反對力量，生存的壓力仍未轉化出足夠的革命動能。

對俄政權最大的一次威脅，仍是2023年6月的瓦格納兵變。

而普里戈津的不滿，與公眾的不滿，顯然并不在一個維度。

“拱火”的西方世界還在翹首期盼那壓垮駱駝的最后一根稻草。

但高壓之下，沉默的大多數依然沉默，俄國崩盤的臨界點似乎遙遙無期。

普希金們依然循規蹈矩，托爾斯泰們還能到三亞度假，展現出他們對高通脹、高稅負的極高耐受程度，尚未迸發出對類似“生存與命運”的文學反思。

除戰爭機器可食利于戰時經濟，民間亦不乏享受戰爭“紅利”之人，喜提親人的陣亡換來的津貼、拉達車、公寓，或者一袋土豆，面對鏡頭津津樂道。

隨著征召范圍不斷擴大，一些對戰爭抱有樂觀預期的俄人，也逐漸意識到了戰爭的殘酷，但他們仍未表現出足夠的不滿。

只要還沒被推入冰天雪地的戰壕，還沒被無人機追到屎出尿流，戰爭便是茶余飯后的談資，只是訃告上的一堆名字。

即便有勇敢的異議者，表達方式也較為溫和，遠不及波斯人那般血性。

比如，前日俄某黨一名成員在地方議會發表反戰言論后被閉麥，隨后遭到拘留，諸如此類。

被寄予厚望的社會中堅層，即使家庭財富因此大幅縮水，但在公開反戰的即時懲戒與保持沉默的或有損失之間，依然無奈地選擇了后者。

這或是第二個問題的答案。

這時有人會意識到，“人民”是一個抽象概念，并非一個現實整體，不同階層會有不同的訴求，對同一場戰爭也會有不同的態度。

這些訴求與態度也會隨著戰爭的進程或結果發生微妙變化。

面對當前偏離預期的戰時狀況，即便初期對戰爭的支持程度不同，現在他們對和平的期盼應是一致。

只有到了“買單”的時刻，過去一直沉默的人才會感到切膚之疼。

他們才會真切理解，帝王們的戰爭，獲益總與人民無關，代價則由人民承擔，無論你是屬于哪一種“人民”。

如果時間再撥回四年前的這個時候，如果所有人都清楚，國家將陷入漫無盡頭的戰爭泥淖，被國際社會聯合制裁聲討，日常生活并沒有改善而會更為艱難困苦，他們對戰爭，是否還持有如此略帶期盼的無謂？

他們對鐵王座上的那個人，是否只能唯命是從？

只能恭維他的擴張野心，默許他的恣意妄為？

可能還是會。

在歷史的“必然性”里，人民啊，不過是一群逆來順受的NP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