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何時會擁有核武器？

引言：德國正在嘗試打破核禁忌

作為一戰和二戰的發起者及投降者，作為大屠殺的罪責承擔者，德國始終在核不擴散機制下謹小慎微。

甚至在默克爾時代，自我束縛，不給德國擁核一點機會。

2011年5月，默克爾政府宣布將在2022年底前逐步永久關閉所有17座核電站。

最后3座核電站（伊薩爾2號、內卡韋斯特海姆2號和埃姆斯蘭）于2023年4月15日正式停止商業運行，德國核電時代終結。

然而，隨著俄烏沖突的爆發，特朗普再次上臺，奉行美國優先的霸權主義，而且多次聲稱要退出北約，不再保護歐洲。

德國不得不考慮，是讓英法保護自己還是自己建立核保護傘？

德國的政界人士和專家們開始就國家主權以及開展核武器公開辯論的必要性展開討論。

據《圖片報》援引核技術專家萊納·穆爾曼的論述，德國可能在三年內制造出原子彈。

那么德國在未來真的會制造原子彈嗎？

且看下文分析。

一、“美式和平”走向終結，世界秩序走向崩塌

德國重新審視核選項的首要邏輯，源于對美國戰略信用的幻滅。

長期以來，德國的國防邏輯建立在“延伸威懾”之上——即美國的核保護傘。然而，隨著“美國優先”邏輯從特朗普時期的政治口號演變為華盛頓的戰略慣性，德國人驚覺：山姆大叔不再是世界秩序的提供者，而是秩序的破壞者。

當美國在獨行其是還是與盟友協商之間游移，當華盛頓的黨爭導致對烏援款屢遭掣肘，柏林必須面對一個殘酷的現實：如果某天入主白宮的是一個公開宣稱“北約已過時”的人，德國拿什么去抵御核大國的訛詐？核武器不僅是破壞性的力量，更是主權的最終抵押品。當外部的“保護費”溢價過高且不再可靠，德國尋求核獨立便從“不道德”變成了“不得不”。

二、 德國在核威脅下的生存焦慮

俄烏沖突不僅是一場領土爭奪，更是對歐洲地緣政治心臟的一次重擊。

對德國而言，這場戰爭最深遠的后果之一，是徹底粉碎了通過“以商促變”維持東部邊境穩定的幻夢。

大俄所擁有的龐大核武庫，以及在沖突中表現出的對武力改變現狀的決絕，讓身處歐洲地理中心、缺乏戰略縱深的德國感到了前所未有的窒息。在傳統的防御體系中，德國即便擁有再精良的常規部隊，在核威懾面前也僅僅是“高級盆景”。

萊納·穆爾曼提到的“三年制造周期”，實際上揭示了一個事實：德國缺的從來不是技術、鈾原料或資金，而是政治決斷。

面對一個日益強硬且擁有戰略戰術核打擊能力的鄰居，德國政界和專家圈開始公開討論：唯有對等的威懾，才能換取長久的和平。這種從“反核”向“核威懾”的心理跨越，是地緣安全形勢逼出來的。

三、 德國民族主義的理性復興？

如果說外部環境是推手，那么德國國內政治氣候的變化則是內生的引擎。

長期以來，德國被裹挾在“后民族主義”的敘事中，刻意淡化國家意志。

但近年來，隨著另類選擇黨（AfD）等右翼力量的崛起，以及主流政黨對“地緣戰略主動性”的重提，德國民族主義正經歷一場理性復興。

這種復興并非回歸二戰前的擴張主義，而是一種對“正常大國地位”的渴望。

一個擁有歐洲最大經濟體地位的國家，如果長期在戰略安全上依賴他國，其經濟影響力終究是脆弱的。

德國民眾與精英層開始意識到，擁有核武器不僅是安全保障，更是大國身份的入場券。

這種意志的覺醒，正在潛移默化地解構戰后數十年的和平主義教條。

四、 技術與法律：最后的障礙

盡管“三年造彈”在理論上成立，但德國面臨的障礙依然巨大。

首先是法律枷鎖：

德國不僅簽署了《核不擴散條約》，還在兩德統一的《最終解決德國問題條約》中明確承諾放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

一旦尋求核武，意味著對戰后國際秩序的徹底決裂。

其次是歐洲內部的震蕩：

法國會容忍一個擁核的德國嗎？東歐國家是感到更安全還是更恐懼？這涉及歐洲領導權的再平衡。

結論：德國何時會擁有核武器？不可避免。

答案或許不在于具體的年份，而在于那個“臨界點”的到來——即當德國意識到失去核保障的代價已遠超背負核罵名的代價之時。

俄烏沖突像一支催化劑，加速了德意志民族從“經濟巨人、戰略矮子”向“全面大國”的轉型。

當美國的諾言變得廉價，當鄰居的核利劍懸于頭頂，當民族自信心與生存本能重合，德國走向核武裝化似乎正成為地緣政治的一種必然結局。

這并非世界的福音，而是舊秩序瓦解后的悲劇性重構。

柏林如果真的拿出了原子彈，那將標志著一個舊時代的徹底終結，和一個充滿不確定性的、更加冷酷的新時代的到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