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曾想收回香港，宋子文找顧維鈞詢問：英國人對此什么態度？

1945年深圳河邊的一幕，幾萬精銳氣得把槍托砸進泥里，只因重慶發來的一道死命令，讓香港回家的路，硬生生多繞了半個世紀。

沒人敢信，1945年8月日本投降那幾天，咱們的第13軍其實早就懟到了深圳河邊。

那時候的第13軍是什么配置？

那是全副美械的王牌，可以說武裝到了牙齒。

河對岸就是九龍，當時的日軍早就被打懵了，基本喪失了戰斗力。

只要一聲令下，這就是個半天能解決的活兒。

可就在大軍抬腳準備過河的那個清晨，一道來自重慶最高層的“加急電報”，硬是把這只腳給拽了回來。

這道命令一下，深圳河邊的空氣都凝固了。

眼看著勝利果實就在手邊，卻不能摘，那種憋屈，估計能把人的肺氣炸。

為什么明明是戰勝國，明明就在家門口，最后卻要把地盤拱手讓人？

這事兒吧，得從1941年的那個圣誕節說起。

那年香港被日本人占領，號稱“日不落”的英國人，竟然只撐了18天就舉了白旗。

這一仗打得英國人灰頭土臉，在亞洲的威信那是碎了一地。

當時重慶那位雖然也是一腦門子官司，但心里估計是有點竊喜的：看來英國人也不過如此嘛。

這就給了蔣介石一個錯覺，覺得戰后收回香港是板上釘釘的事。

畢竟那時候美國總統羅斯福為了拉攏中國抗日，那是相當給面子，甚至主動幫著施壓，讓英國把那些不平等條約給廢了。

所謂的盟友，在利益面前連張窗戶紙都不如，這道理很多人后來才懂。

到了1943年開羅會議，這事兒到了攤牌的時候。

蔣介石提議戰后收回香港，羅斯福在旁邊打圓場，說要不搞個自由港？

結果丘吉爾那個暴脾氣，那張胖臉瞬間漲成了豬肝色，直接從椅子上跳起來吼：“只要我還是英國首相，除非踩著我的尸體，否則別想把香港從大英帝國版圖上拿走！”

這一嗓子。

把會議室的氣氛降到了冰點。

雖然蔣介石據理力爭，說《南京條約》本身就是搶劫合同，但在那個弱肉強食的年代，道理永遠講不過拳頭。

羅斯福雖然同情中國，但他更需要英國在歐洲戰場賣命，為了大局，美國人選擇了裝聾作啞。

最要命的變數發生在1945年4月，羅斯福突然走了。

繼任的杜魯門，那是個典型的生意人思維。

他腦子里想的都是戰后怎么遏制蘇聯，至于中國的領土完整？

在他看來遠沒有一個強大的英國來得重要。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

按照盟軍的劃分，香港明明白白就在“中國戰區”里，由中國軍隊受降那是天經地義。

蔣介石這次也是想硬氣一回，任命張發奎為接收大員，第13軍火速集結寶安一線，距離九龍真的是一步之遙。

這時候英國人急了。

他們居然從菲律賓蘇比克灣派出了一支特遣艦隊，全速往香港沖，擺明了就是要搶地盤。

當時的局面那是相當刺激：中國軍隊在陸地上等著，英國軍艦在海上趕著。

按理說，只要第13軍先沖過去，英國人那是真不敢開火的。

畢竟那時候的英軍剛從戰俘營出來，一個個面黃肌瘦，跟乞丐似的，哪是國軍精銳的對手。

但就在這千鈞一發之際，杜魯門選邊站了。

美國明確表示：支持英國接收香港。

這話對于即將面臨內戰的蔣介石來說，那就是晴天霹靂。

他太需要美國的美械裝備和美元貸款來對付那邊的共產黨了，根本不敢因為一個香港得罪金主爸爸。

尊嚴從來不是靠施舍的，而是靠拳頭硬生生打出來的，這話放到哪朝哪代都準。

于是，國民政府搞出了一個極其荒唐的“折中方案”：名義上由中國戰區最高統帥授權英國人受降。

這簡直就是現代版的掩耳盜鈴。

英國那個叫哈克爾的少將，拿著蔣介石的授權書，心里估計都樂開花了。

他在簽字受降的時候，特意加了一句：“我同時也代表大英帝國。”

你看，人家那是里子面子全都要。

就這樣，在深圳河對岸，第13軍的將士們眼睜睜看著米字旗在維多利亞港重新升起。

那晚的維多利亞港燈火通明，洋人們在開香檳慶祝，而深圳河這一側卻是一片死寂，那是幾萬軍人的意難平。

顧維鈞當年設計的“梯次推進”策略，指望洋人良心發現，最后變成了徹底的踏空。

這件事給咱們的教訓實在是太深刻了。

什么公理，什么正義，在絕對的實力差距面前，有時候真的顯得很蒼白。

歷史證明，只有真正獨立自主的強者，才有資格把流落在外的孩子接回家。

直到1949年，當解放軍的炮火橫掃長江，面對紫石英號軍艦毫不猶豫開炮的時候，西方列強才真正意識到：中國變天了，那個可以隨意拿捏的時代，徹底結束了。

1945年那個充滿遺憾的清晨，成了舊中國外交絕響中最苦澀的一個音符。

它也反襯出后來那句“主權問題不是一個可以討論的問題”是何等的擲地有聲，那是真正挺直腰桿子說出來的話。

1997年7月1日零點，當五星紅旗在香港升起的那一刻，距離13軍站在河邊的那個清晨，整整過去了5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