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34.66萬億！長三角GDP或超日本？

2026年1月，隨著江蘇省2025年經濟年報發布，滬蘇浙皖三省一市的經濟數據正式集齊，合計地區生產總值達到34.66萬億元，這一數值較2024年增長1.49萬億元，增量相當于一座萬億GDP城市的全年總量，而若將這一區域視作獨立經濟體，其經濟規模已超越日本2024年以人民幣計價的29.12萬億元GDP總量。這一經濟現象并非偶然的數字跨越，而是長三角地區數十年發展積淀、國家戰略賦能、區域協同發力的必然結果，同時也折射出日本經濟長期發展的結構性困境。長三角作為中國經濟最具活力、開放程度最高、創新能力最強的區域之一，以不足全國4%的國土面積、16.9%的常住人口，創造了全國近25%的經濟總量，這一成績不僅是中國區域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鮮活樣本，更在全球經濟格局中彰顯了中國經濟的韌性與潛力。但與此同時，我們也不能忽視長三角與日本在發展質量、人均水平、產業核心競爭力等方面的差距，以及區域內部發展不均衡的現實問題。深入剖析這一事件的前因后果，總結其中的啟發與教訓，探索未來的發展路徑，對于長三角持續領跑高質量發展、打造世界級城市群，乃至推動中國經濟實現更高水平的發展，都具有至關重要的現實意義和長遠價值。

長三角能夠實現GDP規模超越日本，首先得益于國家頂層設計的戰略賦能，區域一體化發展的制度優勢得到了充分釋放。2018年11月，長三角區域一體化發展正式上升為國家戰略，黨中央、國務院隨后印發《長江三角洲區域一體化發展規劃綱要》，明確了長三角作為“全國發展強勁活躍增長極、全國高質量發展樣板區、率先基本實現現代化引領區、區域一體化發展示范區”的戰略定位，規劃范圍覆蓋滬蘇浙皖全域35.8萬平方公里，以27個城市為中心區、青浦吳江嘉善為生態綠色一體化發展示范區、臨港為自貿區新片區，構建起層次分明、協同聯動的發展格局。這一戰略的落地，從根本上打破了過去長三角地區各省市之間的行政壁壘，推動了區域內制度規則的銜接與統一，為要素的自由流動、產業的協同布局、公共服務的共享共建奠定了制度基礎。在一體化戰略指引下，長三角建立了三級運作、統分結合的區域合作機制，設立了長三角區域合作辦公室，打造了G60科創走廊等跨區域合作平臺，實現了“一網通辦”“最多跑一次”“不見面審批”等政務服務改革的全域推廣，營商環境的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水平持續提升。與此同時，長三角在基礎設施互聯互通、生態環境共保聯治、公共服務便利共享等方面的協同舉措不斷落地，省際高速公路基本貫通，主要城市間高速鐵路有效連接，沿海沿江航運體系協同成型，區域機場群一體化運營水平不斷提高；新安江流域生態補償機制成為全國范本，太湖、淮河等流域污染聯防聯治取得實效；參保患者跨省異地就醫直接結算、社保醫保公積金跨省通辦等公共服務便利化措施持續推進，讓一體化發展的成果真正惠及民生。國家戰略的持續加持，讓長三角從過去的“各自為戰”轉變為“一盤棋”發展，區域協同的紅利持續釋放，成為經濟規模持續增長的核心制度保障。

長三角的經濟崛起，離不開其得天獨厚的區位優勢與歷經數十年積淀的產業基礎，三省一市各揚所長、產業互補的發展格局，構建起了韌性強勁、層次豐富的現代化產業體系。長三角地處中國東部沿海與長江黃金水道的交匯處，擁有46個開放口岸，背靠廣闊的內陸腹地，面向太平洋國際市場，兼具內河航運與遠洋海運的雙重優勢，這種獨特的區位條件讓其成為中國對外開放的前沿陣地，也為產業發展提供了便捷的物流與市場支撐。在產業發展過程中，長三角三省一市形成了清晰的功能定位與互補格局，上海作為龍頭城市，聚焦金融、航運、貿易、科創等核心功能，2025年GDP達5.67萬億元，第三產業增加值占比超過70%，金融業增加值占GDP比重保持在18%左右，人工智能、集成電路、生物醫藥三大先導產業制造業產值增長8.5%，工業戰略性新興產業產值占全市工業總產值的比重達44.1%，成為區域的科創策源地、資源配置中心和高端服務樞紐；江蘇省作為全國第一工業大省，2025年GDP達14.20萬億元，高新技術產業產值占規上工業比重達51.8%，光纖光纜、鋰離子電池、電子元器件、智能設備制造等重點領域增加值實現兩位數增長，蘇州、無錫等城市的高端制造業集群優勢顯著，“最強地級市”蘇州的光電子器件、工業機器人、鋰電池等“新三樣”產品產量分別增長10.0%、20.6%和55.9%，制造業的技術沉淀、產業鏈完整性成為江蘇經濟的核心支撐；浙江省依托民營經濟的天然優勢，2025年GDP達9.45萬億元，數字經濟、跨境電商、智能制造發展迅猛，規上工業中高技術制造業、數字經濟核心產業和裝備制造業增速分別達12.4%、11.6%和10.6%，民營經濟占比高、市場主體活力足的特點，讓浙江在傳統產業數字化轉型和新興產業培育中占據先機；安徽省作為長三角的后發地區，憑借要素成本優勢和科創資源的后發布局，實現了經濟的高速增長，2025年GDP達5.30萬億元，增速與浙江持平，合肥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成為區域科創重要力量，新能源車、面板、集成電路、儲能等新興產業增速迅猛，高技術制造業增加值增速達27.8%，對規上工業增加值增長的貢獻率達46.2%，成為長三角制造業高質量發展的新增長極。三省一市的產業互補，讓長三角形成了從高端研發、設計到中端制造、配套，再到低端加工、物流的完整產業鏈條，而區域內10座GDP萬億城市（上海、蘇州、杭州、南京、寧波、無錫、合肥、南通、常州、溫州）形成的梯隊發展格局，更是讓區域經濟增長有了堅實的支撐，第一梯隊的萬億城市合計經濟總量占長三角的半壁江山以上，對周邊城市形成了強大的輻射帶動作用，第二、三梯隊城市則在產業梯度轉移中實現了穩步發展，形成了“頭雁領航、梯隊跟進、全域協同”的產業發展態勢。如今的長三角，已培育出13個萬億級產業集群，新能源汽車產量占全國40%，集成電路產業規模占全國3/5，生物醫藥、人工智能產業規模均占全國1/3，這種硬核的產業實力，成為長三角經濟規模持續攀升的物質基礎。

要素的持續集聚與高效配置，是長三角經濟實現跨越式發展的核心動力，人口、資本、技術、科創等優質要素的匯聚，讓區域發展的動能持續充沛。從人口要素來看，長三角是全國最強的人口聚集地之一，2023年常住人口達2.38億，占全國總人口的16.9%，過去10年間常住人口增加1960余萬人，遙遙領先于國內其他區域，上海、杭州、蘇州、合肥等核心城市對年輕人口和高素質人才的吸引力持續增強，即便上海的人口增長率相對溫和，但仍實現了185.2萬人的增量，這種人口的凈流入不僅為長三角提供了充足的勞動力資源，更帶來了龐大的消費市場和創新活力。與此同時，長三角高度重視科技創新，將科創驅動作為高質量發展的核心抓手，區域研發投入邁上萬億元臺階，投入總量占全國30.5%，研發投入強度達3.33%，高于全國平均水平0.68個百分點，上海張江、合肥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聯動發展，成為區域科創的核心載體，長三角科技資源共享服務平臺集聚大型科學儀器超4.7萬臺（套），科技創新券支持企業購買創新服務超7300單，支持金額超1.8億元，帶動企業購買科技服務超過5.5億元，科創資源的共享共建有效降低了企業的研發成本，推動了產學研用的深度融合。在資本要素方面，長三角的開放型經濟優勢顯著，進出口總額、外商直接投資、對外投資分別占全國的37%、39%和29%，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新片區與長三角其他自貿區聯動發展，探索形成了國際貿易“單一窗口”等一批可復制可推廣的經驗，特斯拉上海超級工廠、大眾汽車新能源基地等外資項目的落地，不僅帶來了資本，更帶動了整個產業鏈的升級，而長三角內部的資本配置效率也持續提升，上海總規模100億元的未來產業基金、江蘇500億元的戰略性新興產業母基金、浙江2000億元的“415X”先進制造業專項基金群、安徽覆蓋科技型企業全生命周期的“基金叢林”，形成了多元化的資本支持體系，為新興產業和中小企業發展提供了充足的“耐心資本”。此外，長三角的市場主體活力持續激發，9個城市高新技術企業數量占全國13.3%，專精特新“小巨人”企業數量占全國11%，獨角獸企業數量占全國12%，科創板上市企業總數占全國1/5，國家級孵化器數量占全國13%，PCT國際專利申請量占全國10.1%，數量眾多的創新型企業成為長三角經濟增長的微觀基礎，讓區域發展的活力持續迸發。

長三角經濟規模的持續增長，還得益于內需與外需的雙輪驅動，疫情后經濟的快速復蘇以及消費市場的持續提振，讓區域經濟的韌性得到了充分體現。作為中國外貿的核心重鎮，長三角在全球經濟波動的背景下，始終保持著外貿的穩定增長，依托完善的產業鏈和開放的口岸優勢，長三角的外貿結構持續優化，從過去的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為主，轉變為高端制造、機電產品、高新技術產品出口占主導，在新能源汽車、光伏產品、鋰電池等“新三樣”出口中占據全國重要份額，外貿的穩定增長為經濟增長提供了重要支撐。而在內需方面，長三角憑借龐大的人口基數和較高的居民收入水平，成為中國消費市場的核心陣地，江蘇省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常年位居全國第一，2025年前三季度社零規模達34788.3億元，彰顯了龐大的消費潛力；浙江省則依托數字經濟的優勢，培育了直播電商、社區團購、綠色消費等新型消費模式，“浙BA”、烏鎮戲劇節等文旅活動的舉辦，進一步激發了居民的消費意愿，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速領跑長三角；上海作為國際消費中心城市，高端消費、服務消費持續升級，成為長三角消費市場的引領者。與此同時，長三角各地持續推進消費市場一體化，打破區域內的消費壁壘，推動優質商品和服務的全域流通，讓消費對經濟增長的基礎性作用得到了充分發揮。在疫情后經濟復蘇的過程中，長三角憑借完善的產業體系和高效的統籌協調能力，成為全國復工復產最早、復蘇速度最快的區域之一，各地出臺了一系列扶持企業發展、穩定就業、刺激消費的政策，有效對沖了疫情帶來的不利影響，讓區域經濟始終保持著穩中有進的發展態勢，2025年長三角三省一市的經濟增速均跑贏全國5.0%的平均增速，浙江、安徽達5.5%，上海、江蘇分別為5.4%和5.3%，這種穩定的增長態勢，讓長三角的經濟總量實現了持續積累，最終實現了對日本GDP規模的超越。

與長三角的蓬勃發展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日本經濟長期陷入停滯不前的困境，多重結構性矛盾疊加外部環境的沖擊，使其經濟規模在以人民幣計價的維度下被長三角超越，這一結果并非偶然，而是日本經濟數十年發展問題的集中體現。首先，日本經濟經歷了“失去的三十年”，泡沫經濟破裂后的后遺癥持續發酵，形成了難以突破的“資產負債表衰退”。上世紀90年代初，日本房地產和股市泡沫破裂，資產價格暴跌，企業和家庭的資產大幅縮水，負債高企，此后數十年間，企業和家庭始終將“償債”作為核心目標，而非投資和消費，導致民間投資長期低迷，居民消費意愿持續不足，形成了“低增長—低通脹—低工資”的惡性循環。為了刺激經濟，日本政府實施了大規模的財政刺激政策和長期的寬松貨幣政策，但其效果卻差強人意，反而導致政府債務規模高企，截至目前，日本政府債務占GDP的比重已達263%，成為全球政府債務率最高的國家之一，財政空間被嚴重擠壓，難以通過有效的財政政策推動經濟增長；而長期的零利率甚至負利率政策，不僅未能有效刺激實體經濟，反而催生了大量的“僵尸企業”，這些企業依靠銀行的低息貸款勉強生存，擠占了大量的金融資源，抑制了新興企業的發展，導致市場競爭活力不足，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緩慢。其次，日本的人口結構陷入了超老齡化與少子化的雙重困境，成為制約經濟發展的根本性因素。2025年，日本65歲以上人口占比已達29.3%，正式進入超老齡化社會，而出生人口則創歷史新低，人口總量持續萎縮，這一人口結構帶來了一系列問題：勞動力供給持續減少，51%的日本企業面臨“無人可用”的困境，勞動力短缺導致企業生產效率下降，難以進行產業升級和擴張；老年人口的消費傾向普遍較低，而年輕人口數量不足，導致國內消費市場持續萎縮，內需成為日本經濟增長的最大短板；同時，超老齡化還讓日本政府的養老、醫療支出激增，進一步擠壓了在教育、科研、產業升級等方面的公共投入，形成了惡性循環。此外，日本的產業升級滯后，錯失了全球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機遇，傳統優勢產業不斷衰落，新興產業培育不足。在全球產業格局重構的過程中，日本的傳統優勢產業如汽車、家電、半導體等，逐漸失去了全球領先地位，其中汽車產業的戰略誤判尤為突出，在新能源汽車發展的關鍵時期，日本車企固執地押注氫能源路線，忽視了純電動汽車的發展趨勢，導致其在全球新能源汽車市場的份額持續萎縮，2025財年上半年，豐田、本田、日產等七大日本車企利潤全體惡化，合計損失近100億美元；而在半導體、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等新興領域，日本缺乏核心的技術突破，產業政策分散，將資源盲目投入到10多個產業中，缺乏明確的發展優先級，淪為“跟隨式戰略”，難以在全球競爭中占據優勢。

日本經濟的衰落，還受到匯率波動、區域發展失衡以及外部環境沖擊等多重因素的影響，這些因素與內部的結構性矛盾相互疊加，進一步加劇了其經濟發展的困境。從匯率因素來看，2024年日本名義GDP達609萬億日元，創下歷史新高，但由于日元持續貶值，按照2025年2月的匯率換算，其GDP規模僅為29.12萬億元人民幣，匯率的大幅波動讓日本的經濟規模在以人民幣計價的維度下被顯著縮小，這也是長三角能夠實現規模超越的重要外部因素之一。而日元的貶值，并非單純的市場波動，而是日本經濟基本面疲軟、貨幣政策與全球主要經濟體背離的必然結果，長期的寬松貨幣政策讓日元的國際信用持續下降，成為全球主要的避險貨幣之一，匯率的不穩定進一步影響了外資的流入和企業的國際化布局。從區域發展來看，日本呈現出嚴重的“東京一極獨大”格局，東京都市圈集聚了日本近1/3的人口和超過一半的經濟總量，而北海道、東北、九州等其他區域則發展滯后，人口持續外流，產業不斷衰落，這種極端的區域發展失衡，讓日本經濟缺乏協同發展的活力，難以形成像長三角那樣的梯隊發展、全域協同的格局，東京都市圈的發展紅利無法有效輻射到其他區域，反而導致了資源的過度集中，制約了全國經濟的整體增長。在外部環境方面，日本經濟高度依賴外部市場，進出口貿易占GDP的比重較高，抗風險能力較弱，近年來，全球貿易保護主義抬頭，美國對日本輸美商品加征關稅，尤其是將汽車關稅從2.5%提升至15%，讓日本的汽車產業遭遇重創，汽車出口大幅下滑，產業鏈上下游的訂單萎縮，形成了惡性循環；同時，中日關系的波動也對日本經濟造成了不利影響，中方發布的旅游警示與留學預警，讓日本的旅游業和教育產業損失慘重，據日本野村綜合研究所估算，相關損失達115億美元至140億美元，拖累GDP增速0.29個至0.36個百分點。此外，全球地緣政治格局的變化，讓日本的能源安全、供應鏈安全面臨嚴峻挑戰，過度依賴海外的能源和原材料進口，讓日本經濟在全球能源價格波動和供應鏈重構中顯得脆弱不堪。

長三角GDP規模超越日本，是中國區域經濟發展的重要里程碑，這一事件帶來的啟發是多方面的，不僅為中國其他區域的發展提供了寶貴的經驗，也為全球區域經濟協同發展貢獻了中國智慧。首先，這一事件充分證明，國家戰略的頂層設計與區域協同發展的有機結合，是推動區域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關鍵所在。長三角的崛起，離不開國家一體化發展戰略的賦能，正是因為打破了行政壁壘，推動了制度規則的統一，才讓要素的自由流動和產業的協同布局成為可能，實現了“1+3>4”的協同效應。這啟示我們，在區域經濟發展過程中，必須堅持全國“一盤棋”的理念，摒棄地方保護主義和“各自為戰”的思維，根據不同區域的資源稟賦、產業基礎和功能定位，制定科學的區域發展戰略，推動區域間的協同聯動、優勢互補，讓區域發展的紅利充分釋放。對于粵港澳大灣區、京津冀協同發展、長江經濟帶發展等其他國家重大區域戰略而言，長三角的經驗表明，必須強化區域合作機制建設，推動基礎設施、產業發展、生態環境、公共服務等領域的一體化發展，讓各區域形成發展合力，共同推動中國經濟的高質量發展。其次，堅持實體經濟為本，構建現代化產業體系，是區域經濟實現可持續發展的根本保障。長三角始終將制造業作為發展的核心，不斷推動產業升級和結構優化，培育了一大批高端制造產業集群，形成了從研發到制造、從配套到服務的完整產業鏈條，這種堅實的實體經濟基礎，讓長三角在全球經濟波動中始終保持著較強的韌性。這啟示我們，實體經濟是一國經濟的立身之本，任何時候都不能忽視制造業的發展，必須堅持把發展經濟的著力點放在實體經濟上，推動傳統制造業的數字化、智能化、綠色化轉型，大力培育戰略性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提升產業鏈供應鏈的自主可控能力，構建起韌性強、層次豐富、競爭力強的現代化產業體系。同時，要注重發揮不同區域的產業優勢，形成產業互補的發展格局，避免產業同質化競爭，提高資源的配置效率。

第三，科創驅動是區域經濟實現高質量發展的核心動力，必須把科技創新擺在發展的核心位置，推動產學研用的深度融合。長三角的發展歷程表明，科技創新是實現產業升級、經濟增長的關鍵，區域內持續加大的研發投入、完善的科創資源共享機制、高效的產學研融合體系，讓創新成果不斷轉化為現實生產力，為經濟發展注入了源源不斷的動力。這啟示我們，必須堅持科技自立自強，把發展的基點放在創新上，加大對基礎研究的投入，完善科技創新體系，推動科創資源的開放共享，打破高校、科研院所與企業之間的壁壘，讓企業成為創新的主體，推動創新成果與產業發展深度融合。同時，要注重人才的培養和引進，人才是創新的第一資源，必須完善人才培養、引進、使用、激勵的體制機制，打造具有全球競爭力的人才高地，讓高素質人才能夠引得進、留得住、用得好。第四，堅持高水平對外開放，推動內外雙循環相互促進，是區域經濟融入全球經濟格局、實現跨越式發展的重要路徑。長三角作為中國對外開放的前沿陣地，始終堅持擴大對外開放，積極吸引外資，推動外貿升級，融入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創新鏈，同時依托龐大的國內市場，推動內需的持續提振，實現了外需與內需的雙輪驅動。這啟示我們，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必須堅持對外開放的基本國策，推動高水平對外開放，穩步擴大規則、規制、管理、標準等制度型開放，吸引全球優質資源要素，同時要堅定實施擴大內需戰略，培育完整的內需體系，推動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讓中國經濟在開放中實現更高水平的發展。第五，激發市場主體活力，打造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的營商環境，是區域經濟發展的微觀基礎。長三角的發展，離不開數量眾多的市場主體的支撐，民營經濟、國有企業、外資企業協同發展，專精特新企業、獨角獸企業、上市公司不斷涌現，這得益于長三角持續優化的營商環境。這啟示我們，必須持續推進“放管服”改革，破除各種體制機制障礙，保護各類市場主體的產權和合法權益，營造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讓各類市場主體的活力和創造力充分迸發，為經濟發展提供充足的微觀動力。

同時，我們也必須從長三角的發展實踐和日本的經濟困境中吸取深刻的教訓，既要警惕長三角自身發展中存在的問題，也要避免重蹈日本經濟發展的覆轍，讓長三角的發展行穩致遠。從日本的經濟困境中，我們首先要吸取的教訓是，必須高度重視人口結構問題，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和少子化，為經濟發展提供充足的人口支撐。日本的超老齡化和少子化是其經濟長期停滯的根本性原因，這警示我們，必須及早出臺應對人口問題的政策措施，完善生育支持政策，降低生育、養育、教育成本，提振居民的生育意愿，緩解少子化趨勢；同時，要完善養老保障體系，積極發展銀發經濟，推動養老產業與健康產業、數字經濟深度融合，減輕老齡化帶來的社會負擔；此外，要進一步優化人口流動政策，吸引年輕人口和高素質人才向中西部和東北地區流動，緩解區域人口發展不均衡的問題。其次，要警惕產業升級的戰略誤判，把握全球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機遇，制定具有前瞻性的產業政策。日本汽車產業因押注氫能源而錯失純電動汽車發展機遇的教訓，警示我們，在產業發展過程中，必須加強對全球產業發展趨勢的研判，制定科學、前瞻的產業政策，聚焦核心領域和關鍵環節，集中資源進行突破，避免盲目跟風和分散資源，同時要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讓產業發展符合市場規律。第三，要防范政府債務風險，保持財政政策的可持續性。日本政府債務高企的教訓警示我們，必須樹立正確的政績觀，避免過度依賴財政刺激政策推動經濟增長，要加強地方政府債務管理，化解隱性債務風險，保持財政收支的基本平衡，讓財政政策在推動經濟發展、保障和改善民生中發揮可持續的作用。第四，要避免房地產泡沫，堅持“房住不炒”的定位，促進房地產市場平穩健康發展。日本房地產泡沫破裂的教訓是深刻的，這警示我們，必須始終堅持“房住不炒”的定位，因城施策優化房地產調控政策，促進房地產市場與實體經濟協調發展，防范房地產泡沫引發的系統性金融風險，同時要加快建立多主體供給、多渠道保障、租購并舉的住房制度，滿足居民的合理住房需求。第五，要推動區域協調發展，避免出現“一極獨大”的區域發展失衡問題。日本東京一極獨大的教訓警示我們，必須持續推動區域協調發展，加大對中西部、東北地區以及東部區域內薄弱地區的扶持力度，推動產業梯度轉移，讓核心城市的發展紅利有效輻射到周邊地區，形成多中心、多層級、多節點的城市群發展格局，實現全域協同發展。第六，要破除制度僵化，激發社會和市場的創新活力。日本的終身雇傭制、年功序列制等制度，限制了人才的流動和創新的活力，這警示我們，必須持續推進體制機制改革，打破各種制度壁壘，營造鼓勵創新、寬容失敗的社會氛圍，讓人才能夠自由流動，讓創新成果能夠得到充分的激勵，激發社會和市場的創新活力。

從長三角自身的發展來看，雖然實現了經濟規模的跨越，但區域內部仍然存在諸多亟待解決的問題，這些問題如果不能得到有效解決，將會制約長三角高質量發展的步伐，這也是我們需要吸取的內部教訓。首先，長三角內部的發展不均衡問題依然突出，呈現出“東高西低、南強北弱”的格局，區域內的收入差距、發展差距較大。從人均收入來看，上海大都市圈平均收入達82000元，而皖北地區僅為42000元，蘇南地區平均收入76000元，蘇北地區為47500元，浙北地區78000元，浙西南地區僅59000元；從經濟發展來看，上海、蘇州、杭州等核心城市的發展水平已接近發達國家，而皖北、蘇北、浙西南的部分城市仍處于工業化中期階段，產業基礎薄弱，創新能力不足。這種發展不均衡不僅影響了長三角一體化發展的質量，也制約了區域內需市場的進一步擴大，不利于共同富裕的實現。其次，長三角部分領域的產業同質化競爭依然存在，盡管三省一市的產業定位總體清晰，但在新能源、半導體、人工智能等新興產業領域，部分城市仍存在盲目布局、重復建設的問題，導致資源浪費，產業集中度不高，核心競爭力難以形成。第三，長三角的科創成果轉化效率仍有待提升，盡管區域內的科創資源豐富，研發投入較高，但部分高校和科研院所的研發成果停留在實驗室階段，未能有效轉化為現實生產力，產學研用的深度融合仍存在壁壘，科技與經濟“兩張皮”的問題尚未得到根本解決。第四，長三角的行政壁壘尚未完全打破，盡管在一體化發展方面取得了顯著成效，但在稅收、土地、人才、社保等方面的制度規則仍存在差異，要素的自由流動仍受到一定限制，比如部分城市的人才政策僅適用于本地，土地指標難以跨區域調配，稅收分成機制尚未完善等。第五，長三角的人口老齡化問題也日益凸顯，上海、江蘇、安徽在第七次人口普查中65歲及以上人口占比已超過14%，進入深度老齡化階段，部分城市如南通的65歲及以上人口占比高達22.67%，部分城市的戶籍人口自然增長率為負數，人口結構的變化已開始對長三角的勞動力供給和消費市場產生影響。第六，長三角的生態環境共保聯治仍需深化，盡管在流域治理、污染聯防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但跨區域的生態補償機制仍不完善，部分區域的生態環境問題依然突出，綠色發展的水平仍有待提升。

面對長三角發展的現狀與問題，以及全球經濟格局的深刻變化，長三角要實現更高質量的發展，打造具有全球影響力的世界級城市群，必須在現有發展基礎上，聚焦問題、精準施策，在深化一體化、提升發展質量、強化科創驅動、推動共同富裕等方面持續發力，走出一條具有長三角特色的高質量發展之路。首先，要持續深化長三角區域一體化改革，徹底打破行政壁壘，推動要素市場化配置的全域化實現。要加快建立長三角統一的要素市場，推動土地、勞動力、資本、技術、數據等要素的自由流動和高效配置，完善土地指標跨區域調配機制，推動人才政策的全域互通互認，實現社保、醫保、公積金的全域通辦，讓人才能夠在長三角內自由流動，讓要素能夠向最具效率的領域集聚。要完善長三角跨區域的財稅分成機制，建立基于產業轉移、稅收貢獻的利益共享機制，讓產業轉出地和轉入地能夠共享發展紅利，激發各地協同發展的積極性。要強化長三角區域合作機制的權威性和有效性，完善長三角區域合作辦公室的職能，建立跨區域的重大項目協調機制、產業布局統籌機制、生態環境共治機制，讓長三角“一盤棋”發展的理念真正落到實處。同時，要推動長三角制度規則的一體化，在市場準入、質量標準、知識產權保護、政務服務等方面實現全域統一，打造全國統一大市場的先行示范區。

其次，要著力提升發展質量，縮小區域內發展差距，推動長三角共同富裕取得實質性進展。要堅持因地制宜、分類指導，推動長三角內部的產業梯度轉移，上海、蘇州、杭州等核心城市要聚焦高端研發、設計、金融、服務等核心功能，逐步將勞動密集型、資源消耗型產業向蘇北、皖北、浙西南等薄弱地區轉移，同時加強對薄弱地區的產業扶持和技術支持，幫助其培育特色產業集群，提升產業發展水平。要加大對長三角薄弱地區的基礎設施投入，完善蘇北、皖北、浙西南等地區的交通、能源、通信、水利等基礎設施，提升其與核心城市的互聯互通水平，讓薄弱地區能夠更好地承接核心城市的輻射帶動。要推動公共服務的均等化發展，加大對薄弱地區的教育、醫療、養老等公共服務投入，推動優質教育、醫療資源的跨區域共享，比如建立跨區域的學校、醫院合作機制，推動遠程醫療、在線教育的全域覆蓋，讓長三角的居民能夠共享一體化發展的成果。要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健全工資增長機制，擴大中等收入群體，縮小區域內的收入差距，讓長三角在實現經濟增長的同時，推動共同富裕的實現。

第三，要強化科創驅動，提升科創成果轉化效率，打造具有全球競爭力的科技創新中心。要整合長三角的科創資源，推動上海張江、合肥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的深度聯動，共建國家實驗室、產業創新中心、技術創新中心等高端科創平臺，聚焦集成電路、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生物醫藥、新能源等核心領域，聯合開展“卡脖子”關鍵核心技術攻關，提升長三角的科創策源能力。要進一步完善科創資源共享機制，擴大長三角科技資源共享服務平臺的覆蓋范圍，推動大型科學儀器、科研數據、實驗平臺的全域共享，降低企業的研發成本。要強化企業的創新主體地位，鼓勵企業加大研發投入，推動高校、科研院所與企業建立深度合作的產學研用聯盟，設立聯合研發中心、中試基地，推動科創成果從實驗室走向生產線，提升科創成果的轉化率。要完善科技創新的激勵機制，加大對科技創新成果的獎勵力度，完善知識產權保護制度，推動知識產權的跨區域保護和交易，讓創新者能夠獲得合理的回報，激發全社會的創新活力。同時，要加大對基礎研究的投入，堅持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并重，為長三角的科技創新奠定堅實的基礎。

第四，要優化產業結構，推動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構建更具競爭力的現代化產業體系。要堅持實體經濟為本，鞏固長三角高端制造的優勢，推動傳統制造業的數字化、智能化、綠色化轉型，加大對智能制造、工業互聯網、綠色制造的投入，提升傳統產業的發展質量和效率。要大力培育戰略性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聚焦新能源汽車、集成電路、生物醫藥、人工智能、低空經濟、人形機器人、量子信息等領域，集中資源進行突破，打造一批具有全球競爭力的萬億級產業集群，提升長三角在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創新鏈中的地位。要推動產業協同發展，避免同質化競爭，三省一市要根據自身的產業基礎和功能定位，進一步細化產業布局，形成分工合理、優勢互補的產業發展格局，比如上海聚焦科創策源和高端服務，江蘇聚焦高端制造和智能制造，浙江聚焦數字經濟和民營經濟，安徽聚焦新興產業和科創轉化。要培育壯大市場主體，加大對專精特新中小企業、獨角獸企業、制造業單項冠軍企業的扶持力度，完善中小企業發展的配套體系，推動大中小企業融通發展，形成“大企業頂天立地、中小企業鋪天蓋地”的市場主體格局。同時，要推動服務業與制造業深度融合，發展生產性服務業，比如物流、金融、研發、設計、法律服務等，為制造業的發展提供優質的服務支撐。

第五，要積極應對人口結構問題，優化人口結構，為長三角的發展提供充足的人口和人才支撐。要完善生育支持政策，各地要結合實際，出臺降低生育、養育、教育成本的具體措施，比如延長產假、增設育兒假、完善普惠托育服務體系、降低家庭教育支出等，提振居民的生育意愿，緩解少子化趨勢。要加大人才引進力度，制定更具競爭力的人才政策，吸引全國乃至全球的高素質人才、青年人才到長三角發展，尤其是向蘇北、皖北等薄弱地區傾斜，同時完善人才的培養和使用機制，為人才提供良好的發展平臺和生活保障，讓人才能夠引得進、留得住、用得好。要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完善養老保障體系，推動基本養老保險的省級統籌和全國統籌，發展普惠型養老服務和社區養老服務，積極培育銀發經濟，推動養老產業與健康產業、數字經濟、文旅產業深度融合，讓老齡化社會成為經濟發展的新機遇。要推動勞動力素質的提升，加大對職業教育和技能培訓的投入，培養適應產業升級需求的技術技能人才，提升勞動力的整體素質和勞動生產率。

第六，要堅持擴大內需，推動內外雙循環相互促進，增強長三角經濟發展的內生動力。要依托長三角龐大的人口基數和不斷提升的居民收入水平，培育完整的內需體系，推動消費升級，培育新型消費模式，比如數字消費、綠色消費、健康消費、文旅消費等，推動線上線下消費融合發展，提升消費的品質和體驗。要持續推進消費市場一體化，打破區域內的消費壁壘，推動優質商品和服務的全域流通，建立長三角統一的消費信用體系，營造安全、放心、便捷的消費環境。要加大有效投資力度，聚焦基礎設施、新型基礎設施、民生工程、生態環保等領域，推進一批重大項目建設，同時鼓勵民間投資，激發民間投資的活力，讓投資對經濟增長的關鍵作用得到充分發揮。要推動外貿高質量發展，優化外貿結構，提升高新技術產品、高端制造產品的出口比重，推動跨境電商、市場采購、外貿綜合服務等新型外貿業態發展，開拓“一帶一路”、東南亞、中東、拉美等新興市場，降低對歐美傳統市場的依賴，同時積極擴大進口，打造國際消費中心城市和進口貿易促進創新示范區，讓長三角成為國內國際雙循環的戰略鏈接點。

第七，要加強生態環境共保聯治，推動綠色發展，實現經濟發展與生態環境保護的協同共進。要完善長三角跨區域的生態補償機制，擴大新安江流域生態補償機制的覆蓋范圍，推動太湖、淮河、長江等流域的生態補償機制落地，讓生態保護地區能夠獲得合理的經濟補償，激發各地生態保護的積極性。要持續推進污染防治攻堅，加強跨區域的大氣、水、土壤污染聯防聯治，推動工業污染治理、城鄉環境整治、農業面源污染治理，提升長三角的生態環境質量。要推動綠色低碳發展，積極落實碳達峰、碳中和目標，推動能源結構優化，加大對風電、光伏、水電、核電等清潔能源的投入，推動傳統產業的節能降碳改造，培育綠色低碳產業，推動綠色建筑、綠色交通、綠色消費的發展，讓長三角成為綠色發展的樣板區。要加強生態保護修復，推動長江、淮河、太湖等流域的生態保護修復，加強濕地、森林、海洋等生態系統的保護，提升長三角的生態承載力。

第八，要堅持高水平對外開放，提升長三角的全球資源配置能力，打造具有全球影響力的世界級城市群。要推動長三角自貿區聯動發展，深化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新片區的改革創新，推動自貿區在規則、規制、管理、標準等方面與國際通行規則接軌，打造制度型開放的先行示范區。要持續吸引高端外資，聚焦高端制造、科創、現代服務等領域，吸引全球知名企業、跨國公司在長三角設立區域總部、研發中心、生產基地，推動外資企業與長三角的本土企業深度融合，融入長三角的產業鏈供應鏈。要推動長三角企業的國際化布局，鼓勵有實力的企業“走出去”，開展對外投資、跨國并購、國際產能合作，提升長三角企業的全球競爭力。要加強與全球其他世界級城市群的合作與交流，比如紐約、倫敦、東京、粵港澳大灣區等，在科技創新、產業發展、城市治理、生態保護等方面開展合作，提升長三角在全球經濟治理中的話語權和影響力，讓長三角成為具有全球競爭力和影響力的世界級城市群。

第九，要提升城市治理能力，推動城鄉融合發展，打造宜居、韌性、智慧的現代化城市。要推動長三角城市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加強跨區域的城市治理協同，推動智慧城市建設，整合城市管理、政務服務、公共安全、生態環境等領域的大數據資源，實現城市治理的精細化、智能化、科學化。要推動城鄉融合發展，加大對鄉村的投入，完善鄉村的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發展鄉村產業，推動鄉村振興，實現城鄉要素雙向流動，縮小城鄉差距。要提升城市的宜居性，加強城市的公共服務供給，完善城市的交通、教育、醫療、養老、文化等設施，打造公園城市、海綿城市，提升居民的幸福感和獲得感。要增強城市的韌性，加強城市的防災減災能力建設，完善城市的應急救援體系，推動城市基礎設施的韌性提升，讓長三角的城市能夠有效應對各種風險挑戰。

長三角GDP規模超越日本，是一個值得肯定的成績，但這絕不是長三角發展的終點，而是新的起點。我們既要看到這一成績背后的中國經濟韌性和區域發展活力，也要清醒地認識到長三角與日本在發展質量、人均水平、產業核心競爭力等方面的差距，以及區域內部發展不均衡的現實問題。未來，長三角要以區域一體化發展為核心，以科創驅動為動力，以高質量發展為主題，以共同富裕為目標，持續深化改革、擴大開放、協同發展、綠色轉型，不斷提升發展的質量和效益，努力打造成為全國高質量發展的樣板區、率先基本實現現代化的引領區、區域一體化發展的示范區、具有全球影響力的世界級城市群。長三角的發展，不僅關乎自身的未來，更關乎中國經濟的高質量發展，關乎中國式現代化的實現。相信在國家戰略的持續賦能下，在三省一市的協同發力下，長三角必將在新的發展階段實現更大的跨越，為中國經濟的發展貢獻更大的力量，在全球經濟格局中綻放出更加耀眼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