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曾任上海警備師師長，1976年參與武裝叛亂，如今107歲仍健在

1976年10月20日的上海虹橋機場，陰云壓得很低。李仁齋站在候機樓二層，望著跑道上一隊全副武裝的海軍陸戰隊員護送中央調查組步下舷梯。那一刻，他忽然想起二十七年前跟隨陳毅進城時的情景，心口像被人猛地擂了一拳——一條分岔的道路擺在眼前，是執迷還是回頭？他終于低聲對警衛說了一句：“弟兄們，槍口別亂抬。”

這位一生跌宕的老人，如今已是107歲高齡。當年，他是上海警備師的“掌門”，卻在政治旋渦中誤入歧途，差點鑄成大錯。很多人只記得他在“四人幫”覆滅前夜的倉皇，卻不知道在槍林彈雨中他曾立下怎樣的戰功，更少有人了解，他為何會走到歷史的岔路口，又是怎樣熬過漫長的反省歲月。

1918年，李仁齋出生在山東淄川縣的一個貧寒農家。柴擔磨破肩頭的少年，初識“命運”兩個字，只覺得沉甸甸。七七事變后，日本侵略者踏進家鄉，他眼看鄰里被屠戮，悶聲在心里劃下一道血痕。1938年冬夜，淄川山路被薄雪覆蓋，他和十幾位同鄉摸黑投奔八路軍。連長拍拍他的肩膀試探：“真敢上前線？”—“鬼子不走，我不下山。”一句話，把窮孩子的倔犟寫滿。

抗戰相持期，淄川是魯中通往延安的咽喉。鐵路、橋梁、碉堡，成了李仁齋的“練兵場”。埋雷、割電線、夜襲據點，干完一仗，他數遍兄弟們的臉，缺一張都心里發緊。1945年反攻，他和縣大隊悄悄爬上鐵路，把炸藥塞進枕木，炸毀了一列滿載軍火的日軍列車。滾滾黑煙中，他長出一口氣：“咱這回算是給八路爬坡添了把勁！”

抗戰勝利，隊伍改編，警備這一行便與他再也分不開。解放戰爭里，他做過警備團長，也跟著華東野戰軍打過淮海。1949年5月，隨軍南下進入上海。當時的十里洋場暗流洶涌，特務、地痞、舊政權殘部交織其間。陳毅把他留在公安總隊，握手時說：“上海是大染缸，你得盯緊。”李仁齋心里咬定，這一回要像守家鄉一樣守住這座城市。破案、掃黑、市面管控，他手腕鐵硬，老百姓背地里喊他“李包公”。1950年糧食黑市猖獗，他扮成客商跟蹤倒糧大戶，當場掀翻倉庫，怒吼一句：“我的命都豁得出去，會怕你一袋米？”

進入六十年代，他坐上上海警備師師長的位子。繁華大港的安危，幾百萬市民的日夜，都系在這支部隊的胸章上。1971年，毛主席南巡，他在外灘、淮海路布下嚴密警戒，直到專列安全駛離才悄悄舒一口氣。可就在同一年，他被拉進了更隱秘的政治搏殺。多方拉攏，百般試探，他猶豫、觀望，終究沒能擺脫旋渦。

“臨時指揮部在等你。”1976年10月的某個夜晚，一通急促電話把他拉出家門。馬天水等人正密謀“非常方案”，意圖挾上海自重。李仁齋知道，這條路布滿荊棘，卻仍半推半就地走了進去。短短十晝夜，他夜夜無眠，筆直的軍裝成了枷鎖。直到調查組空降，他才徹底驚醒。次日清晨，他獨自走進駐滬海軍大樓，向蘇振華“全盤托出”。那是他軍旅生涯里最艱難的檢討，也是最后一次“向組織報告”。

隨后，中央決定撤銷其職務，保留黨籍。有人說他幸運，也有人說是咎由自取。李仁齋閉口不辯，自覺承擔失誤帶來的后果。1985年，他退居二線，選擇留在上海養老。老宅不大，卻整潔得像營房。他常獨坐窗前削鉛筆，寫回憶錄，十行字里，總有兩三行被淚水涂花。

熟識他的人說，老人偶爾談起過去，語氣里更多的是愧疚：“槍扛在肩上，不只是打仗的事，還得扛住誘惑。”年歲漸高，他極少公開露面，對外只留下“寧靜是福”四個字。親友探望，他笑言自己只是“老兵一個”，談到曾經的風云，也只是擺手，“都過去啦。”

烽煙散盡，上海早已霓虹萬點。弄堂里偶爾有孩子經過他家門口，看見墻上那張微褪色的老照片——年輕的李仁齋，身披戎裝，目光炯炯。孩子追問誰是照片里的爺爺，長輩只說：“他呀，當年打過鬼子，也差點走錯路。”故事便在巷口傳開，在風里飄蕩，像一首不肯完結的老歌。

至今，百歲老兵仍在。閑暇時，他翻看泛黃的筆記本，密密麻麻的字跡記錄著攻山奪隘的沖鋒，也記錄著自己那段灰暗的迷途。歷史不會替任何人涂抹錯誤，卻也從不吝嗇給人自新機會。107歲的他，身體已佝僂，卻依舊每天堅持在院子里踱步三圈。有人說，這是軍人一生的“最后一次操課”。他聽見了，只是笑笑，拄杖緩行，腳步依舊鏗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