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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45政務服務便民熱線,一頭連著政府、一頭連著群眾,是傾聽民聲、匯聚民意、化解民憂的重要渠道,更是城市治理體系中的“神經末梢”與“關鍵樞紐”。
眼下,隨著服務范圍持續擴大、訴求總量不斷攀升,政務熱線也面臨著諸多新考驗。
本期,我們邀請到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教授馬亮。他長期關注和研究政務熱線發展,著有《政民互動、績效管理與城市治理創新》一書,對相關領域有著深刻洞察。此次他將為政務熱線高質量發展“把脈問診”,聊聊這條民生熱線如何從問題中轉站,升級為治理“傳感器”。
以規范促提升
中國城市報:《國務院辦公廳關于進一步規范和提升12345熱線服務的意見》強調“規范”與“提升”雙重目標。從專業視角來看,這一政策出臺的關鍵背景是什么?
馬亮:從市長熱線逐步拓展為市民熱線、便民熱線,再延伸至企業服務熱線,政務熱線的服務對象與覆蓋范圍不斷擴大,如今已幾乎成為城市訴求辦理的總入口。政務熱線絕非單純的一條熱線或一個電話號碼,而是一套系統性的城市治理機制,其核心使命就是推動政府部門為企業和群眾紓困解難、辦好實事。
政務熱線在城市治理中的作用愈發凸顯,但同時也面臨制度、技術、資源及能力等多方面制約。要進一步提升政務熱線服務城市發展的效能,就必須破解影響其運行質效的關鍵障礙,將其打造為嵌入城市治理體系的重要支柱,在更大范圍、更深層次發揮作用。基于此,還需優化政務熱線的運行機制與發展環境,為其提供更有力的政策支持和資源保障。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規范和提升政務熱線服務已成為全國政務熱線行業高度關注、持續推進的重要課題,核心思路是在規范中提升、以提升促規范。一方面,要強化政務熱線規范化運行,尤其需加強省級層面對地方政務熱線的統籌協調,實現省、市、縣三級政務熱線運行流程的深度融合與服務標準的統一;另一方面,要提升政務熱線賦能城市治理、市域治理的能力,使其有效支撐政務服務優化、公共服務升級及營商環境改善等工作。
從被動響應
轉向主動治理
中國城市報:從公共管理績效評價角度,除了“響應率、辦結率、滿意率”等傳統指標,您認為還應增設哪些指標衡量熱線的治理效能?
馬亮:政務熱線的運行涉及多個環節、諸多方面,需從多維度綜合測評其運行效率、管理成效與服務質量。從熱線工單的接收、轉接、派發、辦理到督辦的全流程,均可設置對應指標來反映效能。當前,“三率”考核是政務熱線的核心關鍵績效指標,但如果過度側重這三項指標,容易導致地方政府及基層組織陷入“唯指標論”的誤區,進而忽視政務熱線的綜合價值。
因此,政務熱線的績效評價需配套更多定量與定性指標,全面、客觀地反映其實際運行狀況。例如,不同地區、部門、行業的訴求量差異顯著,訴求量大的單位在“三率”考核中往往處于劣勢,這就需要結合訴求量權重進行綜合考量,確保考核公平性;又如,復雜訴求與異常工單的辦理難度遠超普通工單,對整體績效的影響更為突出,需專門設置專項指標予以精準刻畫和評價。
中國城市報:現有接訴即辦的考核機制如何調整,才能有效引導部門從被動響應轉向主動治理?
馬亮:目前,不少政府部門及基層組織對政務熱線的重視,仍主要依賴考核問責機制的外部驅動,尚未形成自發自主的主動治理意識。這種“不考不行”“一考就靈”的運行模式缺乏可持續性,不僅可能導致政務熱線陷入自我封閉、無謂空轉的困境,還容易引發“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消極博弈行為。政務熱線在考核內容與考核方式上,還面臨一個突出悖論:自上而下的行政考核能有效倒逼基層重視訴求辦理,但也可能使其過度關注考核指標,反而弱化對群眾真實需求的精準關注與主動回應;若刻意弱化自上而下的考核,政務熱線又難以獲得足夠的重視和有效執行,陷入“無人問津”的尷尬境地。
從治理邏輯來看,基層訴求本應堅持基層直辦、就地解決,但當前實際情況存在偏差:企業和群眾需自下而上提出訴求,再由上級政府部門自上而下轉派至基層辦理,訴求流轉繞了一圈才能獲得足夠重視與推進。這一現象的根源在于,若訴求直達基層、由基層自主辦理,上級政府難以實施有效監督,基層辦理訴求的內生動力也會不足,導致“基層問題基層不解決”。
與此同時,現行考核機制進一步固化了這種被動響應模式,難以推動政務熱線向主動治理轉型——畢竟考核核心聚焦于辦件的數量、效率與質量,而辦件的產生以收到訴求為前提,本質上仍是“有訴才辦”。因此,要實現從“接訴即辦”到“未訴先辦”的轉變,關鍵在于重構考核體系,將未訴先辦相關指標納入核心考核范疇,推動政務熱線的運行邏輯從“被動應對”向“主動預防”轉型。
基于此,在政務熱線評價中,應慎用排名、末位淘汰等極端考核方式,避免高壓考核引發激勵扭曲、行為偏差等負面效應。評價的核心應從“問責追責”轉向“診斷賦能”,如同為城市治理“體檢”一般,旨在發現問題、找準痛點,而非單純以考核、檢查與問責。同時,要推動評價模式從“有感評價”向“無感監測”轉型,減輕各級開展評價的成本及基層配合評價的負擔。例如,當前各地多通過電話回訪等專門方式收集評價數據,未來應依托政務熱線運行過程中自動生成的多源數據開展績效評價,既提升評價的客觀性,又提高評價效率。
打通熱線服務
“最后一公里”
中國城市報:據您觀察研究,當前熱線運行過程中還存在哪些突出問題?針對這些問題,您有何建議?
馬亮:政務熱線在發揮重要作用的同時,也存在一些亟待關注和解決的突出問題,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
首先,訴求渠道協同不暢問題較為突出。企業和群眾可通過多種渠道反映訴求,如何理順政務熱線與其他訴求辦理渠道的關系,成為提升治理效能的關鍵。例如,涉法涉訴、信訪訴求、網絡問政(如市長信箱、“互聯網+督查”、人民網“領導留言板”)、自媒體公開訴求等,常與政務熱線的受理范圍存在交叉重疊情況,進而引發多頭受理、重復辦理、辦理標準不一等問題。部分城市嘗試打通各類渠道、實現“一網通辦”,但受上位法律法規及規章制度的限制,訴求辦理仍面臨諸多現實挑戰。此外,多數地區采用碎片化治理模式,政務熱線與其他訴求渠道的關系錯綜復雜,不僅存在忙閑不均的情況,還常因相互掣肘、權責不清產生矛盾,難以形成治理合力。
對此,建議在保留現有訴求渠道、保障群眾表達權的基礎上,著力推動各類渠道融合發展,通過明確分工、強化協同,最大限度減少重復訴求和多頭辦理問題。同時,要破除“工單辦結即問題解決”的認知誤區,健全閉環管理機制,避免因流程形式化導致問題空轉、群眾訴求落空。
其次,不合理訴求與惡意訴求的治理難題亟待破解。多數企業和群眾的訴求合情合理合法,屬于政府職責范圍內的事項,但仍有部分“不合理訴求”“惡意訴求”難以處置,擾亂了熱線運行秩序。部分群眾將政務熱線視為“許愿池”,無論訴求是否屬于政府職責范圍,都希望通過熱線解決;部分群眾則將其當作“垃圾桶”,把個人生活煩惱、無關瑣事全部推給政府部門;更有甚者將其作為“搖錢樹”,通過惡意訴求、惡意差評要挾基層組織,以此謀取不正當利益。
政務熱線堅持開放治理、應接盡接的基本原則,但對不合理、惡意訴求必須明確說“不”。若不加以區分處置,不僅會浪費寶貴的政務資源,擠壓合理訴求的辦理空間,還會助長濫用熱線的不良風氣。建議明示政務熱線的受理范圍,制定不合理訴求、惡意訴求的事項清單及處置方案,規范處置流程,既守住服務底線,又維護熱線運行秩序。
最后,數字化智能化轉型進程仍需加速推進。大語言模型、生成式人工智能等新技術的涌現,為政務熱線升級迭代提供了新機遇,目前各地均在積極部署應用,但整體應用效果仍有提升空間。從實際情況來看,這些技術在政務熱線領域的應用廣度、深度、力度及成效仍有不足,技術與業務場景融合不夠緊密,制約了政務熱線的智能化水平和服務效能。建議加強對政務熱線數字化、智能化轉型的指導與規范,推動技術與業務深度融合,助力政務熱線向更智慧、更高效的方向邁進。
■中國城市報記者 鄭新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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