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監控盯出來的“忙碌”，到底有多少價值？

形式上的“威懾”大于實際意義，并不利于企業的長期發展。

工位被裝了監控，你還能安心上班嗎？據《工人日報》報道，近日，曾在廣州一家科技公司任客服的張女士告訴記者，去年年底，她因病拒絕公司安排的出差后，有一天上班時，經理忽然在工作群點名提醒，讓她“不要點什么手機紅包之類的”“請你抬頭看看”，她這才發現自己工位上方安裝了攝像頭。

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隨著技術進步，企業對員工的監控手段越來越隱蔽。辦公電腦內監控上網行為的插件、通過vpn連接的公司Wi-Fi，都可能成為公司獲取個人聊天記錄的渠道。此前，杭州某公司給員工派發智能坐墊，說是為了監測使用者的健康狀況，但同時也能夠統計員工每日坐在座位上的時長。一些企業為了防“摸魚”，甚至在廁所安裝計時器和信號干擾器，還會公開員工如廁的時長。

有律師介紹，一般認為，辦公區域不屬于法律意義上的私密空間，用人單位為管理目的在辦公場所安裝攝像頭，目前法律上并沒有明確禁止。不過，企業在實施監控時仍需遵守相關法律法規，對監控內容的查看、調取權限及流程作出規范，特別是不得在衛生間、更衣室等個人私密性強的場所安裝攝像頭。還有專家提出，企業監控工作場所應當遵循“最小必要原則”，以及企業利益和勞動者承擔風險成比例的“比例原則”。現實中，這些“限度”并不容易守住。

說實話，裝監控、限制如廁時間等，形式上的“威懾”大于實際意義，并不利于企業的長期發展。員工真想偽裝“稱職”“忙碌”，并不是什么難事。比如，在PPT上“精益求精”、事事追求“留痕”、下班了還在工位上“表演加班”。但有研究發現，無效忙碌會使員工的創造力下降，離職意愿提升。

從另一個角度看，“裝監控”也是“計算思維”下，一種較為偷懶的考核方法。只看員工的電腦桌面、聊天記錄，就能判斷員工對企業的貢獻嗎？如果管理層沒有真正花力氣“投資于人”，只能看見“虛假的努力”，忙著用系統“盯人防守”，何嘗不是一種無效忙碌呢？

此外，“抬頭三尺有監控”的辦公環境也會讓同事之間逐漸疏遠，人人自危。午休的閑聊、茶水間的放松，都會成為奢侈品，集體認同感將被進一步削弱，職場缺少互信，自然會影響效率。員工并非只受薪酬擺弄的孤立個體，良好的人際關系也是企業發展的重要因素。

當員工聊天中提到“跳槽”“離職”“私單私活”的次數等都被作為“離職傾向分析”和“怠工情況分析”的判斷依據，很難說是高離職率催生了監控行為，還是這種不信任的監控行為惡化了員工對雇主的評價。

最理想的情況是，企業和員工互相成就。當工作具備實現自我、創造價值、與他人建立聯結的屬性時，員工會產生內在驅動力。根據波士頓學院、哈佛大學和密歇根大學的聯合研究，為員工提供持續的專業發展培訓，例如教授溝通和解決問題的軟技能，可以通過提高生產力和員工留任率，為組織帶來高達250%的投資回報率。

勞動本應幫助人們塑造健全的人格。但當人們每一次點擊鼠標、每一分鐘坐在工位上的情況都被量化、分析，人 難免喪失工作應有的積極回饋 。在“績效至上”的系統里，管理者也在為看不到頭的目標疲于奔命，沒人會是贏家。我們真的需要這樣的生活嗎？

或許應當警惕“監控思維”對于人的尊嚴的侵蝕。當監控被運用于越來越多的復雜場景時，保護“被監控者”權利的過程，也應當越來越細致。我們看到：大學課堂監控學生，會讓教學變得拘謹、師生互動失去自然和放松；電子工牌裝到環衛工人身上，即使初衷是為了保障人身安全，也會讓他們陷入“靜止即處罰”的恐慌。

另一方面，隱私保護也不能只是“櫥窗里的展示品”，看得見卻摸不著。美國卡耐基梅隆大學信息技術與公共政策專業教授阿奎斯蒂曾說：“公共政策的目標之一應當是在個人、消費者和公民這些弱勢者，與目前占據優勢地位的數據持有者（如政府和企業）之間，實現更為均衡的權力公平。”管理者能對監控的目的進行各種解釋，但被監控者的數據卻處于“黑箱”中，難以得到切實保障。雖然關于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罪的規定中要求收集者明示收集目的、方式、范圍，并且征得被收集者的明確同意，但因技術隱蔽性、信息類型特殊、取證復雜等原因，數據主體方維權難度大。另一方面，大多數人還得將生存作為一切的前提。

換言之，比起攝像頭的監控對象，那些安裝監控的人，才應當被更高的標準約束。行業協會或公司內部應當設立獨立的隱私保護委員會，定期審查監控措施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同時建立企業信用評級，將違規企業向社會公示。如果管理者自身沒有危機意識，終將會被員工的不滿反噬。

來源：中青評論（撰文/焦晶嫻 編輯/黃帥、秦珍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