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新縣，有三個鄉曾經是湖北的，什么時候還回來？

開國上將許世友那脾氣，是出了名的火爆，跟個炮仗似的，一點就著。

特別是到了晚年，為了自己到底是哪兒人這個問題，老將軍跟人抬了一輩子的杠，也憋了一肚子的火。

你翻開檔案，上面白紙黑字蓋著章：許世友，河南新縣人。

可這話要是敢當著他的面說，老將軍能立馬把眼珠子瞪得跟銅鈴一樣，嗓門瞬間炸雷：“放屁！

老子是湖北麻城人！

我的根在麻城！”

這下子，搞得寫書的人兩頭為難。

家鄉那邊修紅軍將帥錄，按照現在的地圖把許世友劃進河南新縣，結果湖北這邊的史料里往往就不收錄他；河南那邊倒是高興地把他寫進去了，可許世友本人壓根不認這筆賬。

堂堂一位戰功赫赫的開國上將，難道連自己老家在哪都弄不清楚？

說白了，這事兒真不怪許世友糊涂，也不是修史的人瞎編。

這筆亂七八糟的舊賬，根子全在一個人身上——蔣介石。

咱們把時間倒回去，回到1933年。

那會兒，你翻遍中國地圖，根本找不到“新縣”這倆字。

在大別山深處，那是湖北、河南、安徽三個省搭界的地方，崇山峻嶺連成一片。

這地界山高林密，民風那是相當彪悍，行政管轄上卻是個讓人頭疼的“三不管”地帶。

當時，蔣介石正坐在南京的辦公室里，對著作戰地圖愁眉苦臉。

紅四方面軍在鄂豫皖蘇區搞得熱火朝天，蔣介石為了剿滅這股紅色力量，腦汁都絞盡了。

可他發現一個要命的問題：國民黨的正規軍只要一進大別山，就像拳頭打進了爛泥塘，使不上勁。

咋回事呢？

全是行政邊界惹的禍。

紅軍在山里頭那是如魚得水，今天在湖北吃早飯，明天去河南吃午飯，后天又鉆進安徽去了。

可國民黨的追兵呢？

湖北的兵追到省界，一看前面是河南地盤，那是友軍防區，不敢隨便越界；河南的兵追到安徽邊上，還得停下來發電報請示。

這一來二去，仗還怎么打？

蔣介石心里的小算盤打得噼里啪啦響：既然省界擋了剿匪的路，那就干脆把省界給廢了。

既然這個“三不管”地帶是紅軍的老窩，那我就在這窩子正當間，硬生生釘進一顆大釘子去。

于是，1933年，一道命令從南京飛了出來。

蔣介石決定，憑空造出一個新縣來。

這個決定那是相當霸道，壓根沒管什么地理習慣、文化傳統，純粹就是為了軍事鎮壓。

怎么個造法？

簡單粗暴——拆東墻補西墻。

他把原本屬于湖北省紅安縣（那時候叫黃安）、麻城縣，還有河南省光山縣的一部分地盤，強行切下來一塊，像拼圖一樣湊在了一起。

這一刀下去，切得太狠了，直接剜在了湖北的心頭肉上。

為了拼湊這個新縣，湖北那邊實打實地丟了三塊風水寶地：

頭一塊，是紅安縣的紫云區。

這塊地被劃給了河南，搖身一變，成了如今新縣的箭廠河鄉。

第二塊和第三塊，是麻城縣乘馬崗區的大部分地盤。

這兩塊地被割走后，變成了現在新縣的泗店鄉和田鋪鄉。

這三個地方，在當時可不是什么荒郊野地，那是紅軍活動最熱鬧、老百姓最支持革命的根據地。

蔣介石這一招“行政外科手術”，用心那是相當毒辣：把你們從原來的母體里剝離出來，塞進一個新的行政籠子里，由我專門派人盯著。

這個新搞出來的縣，當時為了拍馬屁，取名叫“經扶縣”（這是當時國民黨河南省主席劉峙的字），直到1947年才改名叫新縣。

名字改起來容易，人心哪有那么好改？

這地圖上一劃線，后果嚴重得很。

最先懵圈的是老百姓。

本來大家是一個鍋里吃飯的一家人，突然就變成了兩個省的“老外”；本來是一個村的親戚，走動一下還得算“跨省”。

對當地人來說，這不僅僅是換個戶籍那么簡單。

湖北和河南雖然挨著，但在口音、風俗，哪怕是吃飯的口味上，那也是有差別的。

麻城人、紅安人，祖祖輩輩都覺得自己是那個聰明機靈的“九頭鳥”湖北佬，突然一夜之間，官府發話了：從今兒起，你們是河南人了。

這事兒擱誰頭上能想得通？

這也就能理解，為啥許世友直到閉眼那天都耿耿于懷。

許世友出生在麻城的乘馬崗，那是生他養他的土地，是他提著腦袋鬧革命的起點。

在他心里頭，就是因為那一道行政命令的切割，把他的家鄉硬生生拽到了河南，這是一種強加給他的身份。

他對人吼“根在麻城”，真不是矯情，是在捍衛自己骨子里的文化認同。

不光是許世友，還有一位響當當的人物也碰上了這樁尷尬事——紅25軍政委吳煥先。

吳煥先本來是黃安（就是現在的紅安）人，那是赫赫有名的將軍縣，是黃麻起義爆發的地方。

可就因為蔣介石手里的筆隨便一揮，地圖上的線挪了個位置，吳煥先的籍貫也就莫名其妙變成了河南。

要是英雄泉下有知，看著自己拋頭顱灑熱血保衛的土地被這么隨意擺弄，不知心里是個什么滋味。

咱們現在回頭再琢磨蔣介石的這個決策。

從戰術上講，為了加強對鄂豫皖邊區的封鎖，搞個新縣（經扶縣），確實在一定程度上幫國民黨把拳頭攥緊了，畢竟專門設個縣衙門來“剿共”，調兵遣將是方便點。

可要是從戰略和人文的角度看，這純粹是為了那點眼前的軍事利益，把長久的地緣文化給“暴力拆遷”了。

他把地緣血脈給切斷了，制造了長達幾十年的認同混亂。

直到今時今日，你若是走進新縣，去箭廠河、泗店、田鋪這些地方轉轉，跟當地的老人嘮嘮嗑，你會發現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

行政管轄上，他們歸河南管；可在心理上、文化上，甚至嘴里說的方言，他們依然跟嶺南邊的湖北紅安、麻城那是藕斷絲連，親得不行。

現在日子好了，高鐵、高速路修得四通八達，省界的壁壘早就沒當年那么森嚴了。

大家腿腳勤快了，行政區劃對過日子的影響也越來越小。

話雖這么說，可歷史留下的那個結，并沒有完全解開。

在民間，總有那么一種聲音在回蕩。

很多當地老鄉覺得，現在的行政區劃雖然穩當，但要是從歷史的本來面目看，是不是該有個說法？

如果真有那么一天要搞縣制改革，重新審視當年那些因為打仗、因為鎮壓搞出來的臨時措施，那么這筆八十多年前的舊賬，是不是也該拿出來算一算了？

這種呼聲，不是為了爭地盤多大，也不是為了爭GDP多少。

這是一種對鄉愁的追尋。

就像那些主張“回歸”的人說的那樣：把我紅安的箭廠河，把我麻城的田鋪、泗店，還給我湖北。

這話聽著像是在搶地盤，其實呢，這是想把當年被蔣介石一筆劃破的那個“傷口”給縫合起來。

蔣介石當年的一道手令，為了圍剿一支軍隊，把一個完整的地區給切開了。

如今硝煙早就散了個干凈，當年的軍事目的早就成了廢紙。

那個因為“剿共”而憑空冒出來的“新縣”，在歷史的長河里，特殊的使命早就結束了。

而對于許世友、吳煥先這些從大山里走出來的英雄，還有千千萬萬被那一筆改了身份的老百姓來說，地圖上的線可以變來變去，但心里的根，那是雷打不動的。

這筆賬，蔣介石當年只算對了一半。

他算準了軍事控制的死賬，卻壓根沒算準人心的活賬。